當下詩壇：對詩歌空間“數”值的再認識

盧輝

一 詩歌寫作：“空間地域”與“心理時長”的交融

1 詩歌“雙重空間”和“單向空間”

“地域的轉換”與“經歷過的地方”對創作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地域或地方與創作的關系有它幾個層面的東西，一是出生、成長、生活的地域或地方，由于它的長久性，它是“宿命式”、“漸變式”、“持久式”、“積淀式”的生存空間與精神巖層，它是雙重空間；二是旅行、經歷過的地域或地方，由于它的短暫性，它是“新奇式”、“瞬息式”、“突變式”、“直擊式”、“顯露式”的即席空間，它是單向空間。按這樣的二個層面來說，地域或地方空間有它的“器質性”和“物理性”的一面，也有它“生理性”和“神啟性”的一面。就拿我早期的詩歌創作來說，我先后寫了許多象《關于戰爭以及它的后遺癥》、《穿過戰爭到達誰的傷口》、《再過瀘定橋》、《中國從那個山坡下來》等一批戰爭類的長詩。迄今為止，這些戰爭長詩在中國詩壇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我不敢妄言，但它們肯定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批戰爭長詩的問世正是“地域的轉換”與“經歷過的地方”對我的影響。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我不是一個“戰士”哪來的戰爭呈遞，然而，從“都市”到“山坳”反差性極強的空間變換，在我幼小的心靈里何嘗不是一場歷煉式的“戰爭”，在我成長過程中，一種尋求“突破”的渴望是那樣的“壯懷激烈”。我的確不是一個“戰士”，但我肯定是一個“斗士”，在我經過某個象“瀘定橋”這樣的戰爭“遺跡”之后，持久性的“積淀”與“宿命”終于找到突變性的“直擊”與“顯露”，這樣的影響力既是空間的，更是神啟的。

2 詩歌的“空間體式”與“精神透視”

其實“空間體式”在繪畫上有較嚴格的“技術參數”，比如坐標、三維、透視、 焦點、分割線等等，也就是“不成規矩何成方圓”之說，這里強調的是繪畫的“基點和骨感”,從現代詩創作而言，“空間體式”沒有象繪畫有硬性的“數值”， 而且， 談的更多是“時空觀”，因為，只有時空觀的存在，才有現代詩的“精神透視”， 即心象， 正所謂：心之所至，四面八方。因此，現代詩的時空跨越給人更多的是“超驗”、 “魔幻”、“突?！焙汀靶缕妗?，它不象格律詩有許多內在的規定性， 有較為嚴格的韻律把控。不過，有一點，如果把古典詩歌中“東籬”、“柵欄”、“南山” 等被象征的“空間”當成是一種“體式”的話，我們就要警惕其“古典的指向”， 千萬不可用之后將“現代的指向”掏空，使之深陷古意而出不來，所以，用古典被象征過的“空間物象”，只有改變其言說方式，才能達到“穿越”的效果：比如我早期的一首小詩《夜》的一節：“情人向西我不相信/很多柵欄都是古典的傷痕/我出發到最流水的地方”。它不一定是好詩，但它能說明被古典詩用過的“柵欄”，究竟詩歌創作者是回到“柵欄”的情景中沉緬一番，還是“跳”出來，拿“柵欄”為現代所用，回避那個柵欄的“特定空間”所導致的意義阻隔，巧用柵欄的“彌漫性”進行意義重組，所以才有“出發到最流水的地方”的灑脫詩意。

二 詩歌寫作：形式空間的特定“數”值

1 “特殊詩體”的存在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

在我看來，“特殊詩體”大多都不是現代詩人刻意所為的，盡管我不否認現代詩壇有讓人拍案叫絕的、只以二行、三行作節或單首詩的個案存在。其實，詩歌寫作是一種很智性，很知性的“精神勞作”，詩歌很講究“第一推動力”，即詩寫的緣起是經驗的“喚醒”，還是某個很有磁性的“詞語”的撩撥，是一次突如其來的莫名昭示，還是對某個感興趣物象的“精神掘進”……林林總總的“第一推動力”告訴我們，任何的詩節存在都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就象是一場徑賽，你的氣力、耐力、勇力決定你“跑”出的數值，在你的所能之處，一定也是你最精彩之處， 反之亦然，寫詩也是這樣，當你的經驗、感悟、發現、精進等所到之處、所能之處一定是你“最好的精神表征”，至于，你需要多少行（特定空間）來承載，這只有以你的“精神舒坦”和“精神飽和”為尺度。就拿湯養宗的著名的二行詩《父親與草》來說， “我父親說草是除不完的。他在地里鋤了一輩子草/他死后，草又在他墳頭長了出來?！痹谖铱磥?，這絕對不是他刻意而為之的結果。其實，湯養宗寫這首的“第一推動力”，就是許許多多關于父親影像“芒點”的突現。正是：草為本， 草為父； 草為命，草為心，這樣的二律回環就是人的一生，在此，詩人再不需要大篇幅、 大鋪排、大敘事、大時空來完成對父親的“再造”與“再現”，而是用這，看似“常態”的除草與長草，來“回顧”父親的一生，乃至生死的“造化”。的確，詩歌寫作就是這樣奇妙，它總有一種莫名的“第一推動力”讓你在精神旅途或迂回，或頓悟，或靈機，或得道……而詩歌的可能空間也隨之展開。

2 詩歌“可能空間”的“象形容量”和“意指容量”

詩歌有別于其他文體的最大特性就在于詩歌所具有的“可能空間”，這個“可能空間”既有漢字自身的“象形容量”，也有詩人借力漢字的“意指容量”，我一向認為，詩歌比起任何文體更需要“空間”（靈府），而這個空間的存在與否取決于“可感”的寬度和長度，從文論而言，可感的空間，其實就是“思考”的“外延”，所謂思則遠、遠則空便是這理。詩歌語言之所以要有“可感”的底線，說的就是詩歌所能“喚起”的可能空間，這個可能空間是連綿的、持續的、彌漫的、牽引的“玄想地”： 比如，我早期的作品《黃昏》里的一節：“割開橙黃色的余暉/底下有昨天的風/兩匹飛馬拖著歲月/時間分明在流”。在這一節里，時空交錯，大化合一；天上人間， 似水流年。一幅“天地皆我心，心隨天地行”的畫卷。從這個詩例不難看出，詩歌的空間意象，講的就是畫境，就是要讓欣賞者在“品讀”詩句的第一味中有著“喚起”（吊味口）的可能，進而，入乎其中，任我遨游；所思所得，盡在其中。這才是詩歌由空間意象所帶來的無窮魅力。

三 詩歌寫作：尋找“生態空間”的“期許值”

1 物質文化生態是不可再生的

首先，我所理解的文化生態應該是一種自覺的、持續的、原生的、參差的、多樣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所顯露的美好的姿態或生動的意態，它遠離強制的、短暫的、人為的、化一的、整齊的“大一統”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在這個基點上，我所需要的當下文化生態肯定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融入到百姓生活中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從物質文化生態來說，它具有不可再生性，許多歷史文化遺產一旦毀損， 傳統風格一旦變異，人居環境一旦破壞，將是人類文明的損失，物質文化生態， 能為詩人融入歷史，穿越古今提供更為開闊的“可能空間”；從精神文化生態來說，比如，上世紀50年代起的輿論一律，只許信仰不準思考，封閉鎖國，杜絕世界信息，精神生活的清教徒化等等，導致了10年災難的文化沙化。對詩人而言，精神文化生態的沙化，其惡果無疑是一種扼殺。最讓人揪心的是對精神文化生態的污染和破壞往往是隱性的，它對社會精神的腐蝕、國民素質的凌夷，乃至對人性的殘害，往往不會在短時期內顯示其危害，那只有用理性鑒別才能察知。所以，我所期待的文化生態是一種自覺的、持續的、原生的、參差的、多樣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正如詩人于堅曾經說過的“像上帝一樣的思考，象市民一樣生活”應該最能體現當下詩人對文化生態的“期許值”。

2 詩歌的“批評空間”是雙向并進的思維過程

我一向把“評”的本身也當成一種“藝品”，更重要的是“人學”，讀詩，就象讀一個人，你必然要去做種種揣摩的“侵入”，所以，我不喜歡所謂“學院式”的評述， 我的點評愛“興致所來”，不愛“套路”，故容易讓人在另一個“實用”的維度覺得“玄”，這可能也是我的缺點，反之也是我的優點。我在多種場合說過，評詩就象是對人的一次“窺探”或者就算是“算一卦”也行，如果評對了，進到作品里去了， 能說出寫作者的用意，或從另一個側面為寫作者點亮了另一盞燈，你就會喜出望外， 有一種成就感，難道不是嗎？其實千萬不要把評詩過程中的“評”與“讀”割開，因為它是雙向并進的“思維過程”，“讀”是用心去“理順”，“評”是“順理”成文，它是一個過程的兩極，不存在誰重誰輕的問題，王國維《人間詞話》說得好：“入乎其內， 出乎其外”。我以為，入（讀）不了其“內”，焉能出（評）乎其外，所以，只要你懂得“讀”已是在暗中評判了。所以，我一向認為，評者首先要把自己也當成是“寫者”才有可能在角色置換過程中獲取零距離的“測評”，否則，居高臨下，引經據典， 永遠只能干“敲邊鼓”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