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松江府志》所見農文的整理與考察

葛小寒

(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95)

明代《松江府志》所見農文的整理與考察

葛小寒

(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0095)

現存明代《松江府志》包括了《正德志》、《崇禎志》及其增修本,其中存有大量與農業相關的農文值得整理?！墩轮尽分泄灿修r文41篇,《崇禎志》及其增修本中則激增到了176篇?？疾靸芍舅涋r文的“變”與“不變”,會發現農文的著錄不僅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松江社會的狀況,更反映了地方志中的一種或可稱之為“王朝農學”的關注。

明代;《松江府志》;農文

建國前后,農史學者便開始了對中國古農書的整理[1],而張芳與王思明在2002年出版的《中國農業古籍目錄》,可謂是古農書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2]。另一方面,閔宗殿在2003年發表了《明清農書待訪錄》一文,從明清地方志中整理出236種不見于《中國農業古籍目錄》的古農書[3],這表明地方農書的整理還有著廣闊的空間。其實,古農書的整理只是古代農業文獻整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則應該由單篇的關于農業的論文來構成(即“農文”),而這方面的整理目前仍無專論?？紤]到閔宗殿在明清地方志中的發現,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地方志中存在著大量農文值得挖掘。

實際上,以曾雄生為代表的若干學者已經開始了對地方志中農文的研究[4]。然而,這些研究往往是針對單篇進行的,沒有能夠系統的統計某一地區或地方志中農文的數量與內容,這也就很難在整體上把握某一時期、某一地域農學發展的特點。再者,目前對于地方志的研究表明,地方志并不是一種全然客觀的歷史記錄,它對于錄入文獻的選擇值得探討?；谝陨峡剂?筆者打算以明代《松江府志》為例,系統梳理其中的農文,以求檢討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如何理解明代《松江府志》所載農文與當時社會的聯系?第二,明代《松江府志》所體現的農學關注是什么?因此,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文獻整理,而是試圖通過文獻整理,考察其背后更為深刻的內涵。

一、明代《松江府志》的編纂

明代的松江府,下轄華亭縣、上?？h、金山衛和青浦縣。據前人的研究來看,該地區最早的方志可上溯到北宋時期修纂的《華亭縣志》[5]。在元代至元十年(1277年),華亭縣正式升格為華亭府,隨后又在次年改稱為松江府[6]。因此,《松江府志》的修纂實際上是從元代開始的。

根據《上海方志資料考錄》的記述,最早的《松江府志》應為元代至元年間所修的《松江府圖志》,但是該志已佚失[7]。此外,元代還有兩部《松江府志》尚存,可供參考。一本是大德年間修纂的《松江郡志》八卷,另一本是至正年間修纂的《續松江志》八卷[8]。由于本文并不涉及元代的內容,此處略表不提。

到了明代,目前可檢閱到的《松江府志》一共有三本四種。

最早的是正統《松江府新志》三卷,實際上該志為永樂初年編纂,只是在正統年間又進行了增補[9]。不過,與元代的《松江府圖志》相仿,該志也已經佚失,因此,本文也不可能對它進行探討。

其次是正德《松江府志》三十二卷,為正德七年(1512年)刻本,現藏于天一閣,已刊于《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10]。該志是在時任松江府知府陳威的主持下修纂的,而實際的負責人則為松江地區著名的士人顧清。

最后是崇禎《松江府志》五十八卷,為崇禎三年(1630年)刻本,現藏于上海圖書館,已刊于《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11]。該志由時任松江知府(方岳貢)出面主持,而實際的纂修人則為布衣出生的松江“隱逸”陳繼儒[12]。不過,該志修纂完成僅一年,松江府又推出了一套增修的崇禎《松江府志》九十四卷,修纂人并沒有任何變化[13]。此志也藏于上海圖書館,從刊于《上海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從刊》的內容來看,該增修志僅存四十七卷,但是與崇禎三年的本子對照,該志確實在以上諸方面增加了相當的內容。

綜上所述,本文可資參考的明代《松江府志》實際為正德《松江府志》(下文簡稱《正德志》)、崇禎《松江府志》(下文簡稱《崇禎志》)與崇禎《松江府志》增修本(下文簡稱《增修本》)。與其他地方府志相比,以《松江府志》為例的考察有兩大優點:第一,明代《松江府志》的修纂相對較多,這也就為探討府志中所記載農文的變化提供了空間;第二,明代《松江府志》的編纂細密,資料豐富,比如有人評價《正德志》云:“詳博而不傷于冗濫”[14],今人在整理《崇禎志》的時候也有感慨該志:“類目詳備,不略不繁,行文流暢?！盵15]因此,《松江府志》對于農文的收錄也就較它志更為齊全。

二、正德《松江府志》所見農文

對于農文的整理,首先應該理清的概念是何為農文?筆者打算借鑒張芳和王思明在《中國農業古籍目錄》中對于“農業古籍”的定義,他們認為“凡記述中國人民在傳統農業生產中所積累的農業知識理論、生產記述經驗、農業經營管理及對農業文獻的考證校注等方面典籍?！盵16]

不過,以下內容除外:第一,皇帝的敕文;第二,詩詞歌賦;第三,方志編纂者的按語及評論;第四,過于短小的農文摘錄。以此概念為濾鏡,整個《正德志》大約收錄了41篇農文,筆者按《中國農業古籍目錄》的分類將它們稍作整理,如下表:

表1 正德《松江府志》所錄農文表

(續)

《中國農業古籍目錄》對于農書的分類共有十四種,而筆者根據《正德志》所整理出來的農文僅局限在其中七種,可見《正德志》對農文的收錄還是較為狹隘的。且這41篇農文并不是較為平均地分散在這七類之中,而是有著較為明顯的集中趨勢。從數據上來看,農田水利方面的農文占了44%,幾乎占了一半,這與明朝前期蘇松地區水利大發展是相吻合的[17]。時令、農具、蠶桑、水產四個方面的農文合起來僅占了14.6%。農政農經方面的農文則占了34.1%,其中大部分農文與田賦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以后蘇松地區確有重賦問題存在[18]。有關荒政的農文則僅占7%,其實農政農經方面收錄有關糧食儲備方面的農文(如《濟農倉記》等等[19])也是為了備荒而存在,正所謂“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完身完而已矣”[20],如果將它們算作荒政一類的話,荒政農文則占到了17.1%。如此看來,《正德志》對于農業的關注主要體現在農田水利、農政農經和荒政三個方面,其中農田水利方面的農文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

此外,從農文撰著的時間來看,大部分農文都是明代以前的。具體而言,唐代3篇、宋代20篇、元代12篇、明代6篇。由此可見,正德以前,松江地區士人關于農業方面的撰著仍不多,也就可以說,當時的農學知識仍是在宋元的框架下發展的。

三、崇禎《松江府志》所見農文

崇禎年間所修的《松江府志》如上文所述共有兩種,一種是崇禎三年印刻的五十八卷本,另一種是崇禎四年印刻的九十四卷本。我們先來梳理《崇禎志》所錄的農文,參見下表:

表2 崇禎《松江府志》所見農文表

(續)

以上所錄《崇禎志》所載農文共144篇,大大超過《正德志》的41篇。從所涉范圍來看,《崇禎志》與《正德志》并沒有差別,只涉及了時令占候、農田水利、農具、蠶桑、水產、農政農經、救荒賑災等幾個方面,只是《崇禎志》多錄了一篇畜牧獸醫方面的論文(《查馬草豆料之故》[21]),實際上并不構成影響。而且,《崇禎志》的農文收錄也呈現非常明顯的集中性。其中,農田水利、農政農經、救荒賑災等方面的文章分別占到全部收錄農文的37.5%、36.8%、21.5%,合起來共占全部論文的96.8%,這些偏于時政類的農文被大量收入《崇禎志》中,應與主要編纂人陳繼儒“平日于地方利弊極肯昌言,而于賦役尤講求不倦”有關[22]。同時,由于松江地區“于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23],故而水利設施的修筑必不可少,與此相關的農文也就占有相當大的數量。農政農經方面收錄了53篇農文,大部分仍與賦額有關,尤其與《正德志》相比,多出了16篇關于漕運的農文,而這些農文大部分是呼吁減免漕運的,如歸子顧就在《民運疏》中疾呼:“賦役之艱難,莫重于民運?！盵24]這充分說明了蘇松重賦問題仍然存在,史稱:“自萬歷迄于明末,惟有不時額外之浮征,而無寬省之恩澤?！盵25]《增修本》中更是直云:“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盵26]不過,時令、農具、蠶桑、水產與畜牧獸醫方面的農文僅占不到4%,與前志相比,所收錄農文幾乎沒有變化。但與《正德志》不同的是,《崇禎志》中收錄的明朝人農文明顯增加,相較于《正德志》僅有6篇,《崇禎志》所錄明人農文高達113篇,完全超過了宋元兩代的農文數量。

崇禎四年增刻的九十四卷本《松江府志》在此基礎上又納入了相當數量的農文,具體內容,請看下表:

表3 《增修本》所見農文1

由于《增修本》僅存四十七卷,目的僅在“補前志之闕”[27],因此,也就難以了解該志所錄農文的全貌。但從筆者的輯錄來看,《增修本》所錄農文仍然局限于農政農經與荒政方面,其中農政農經方面的農文共21篇,荒政方面的農文則有11篇。而前兩志所著重收錄的水利方面的農文,該志由于闕失,故而沒有篇章錄入。另一方面,《增修本》所錄農文均為明人所作,尤其是明代后期人所作,這與《崇禎志》所體現農文著錄趨勢相同,即更強調對本朝士人農文的著錄。以上系統梳理了崇禎時期《松江府志》的農文,結合《崇禎志》和《增修本》,一共錄入農文176篇。

四、農文錄入的“變”與“不變”

從《正德志》到《崇禎志》、《增修本》,農文的錄入出現了兩點值得注意的變化。

第一,明人所寫的農文急劇增加,從《正德志》的6篇,發展到113篇或145篇,所占比例,也從不到15%發展到78.5%,甚至是82.4%。一般認為,明代中后期是松江士人活動的黃金時期,他們對于社會活動的參與暗示了地方士紳權力的形成[28]。以寫了大量農政農經方面論文的陳繼儒為例,雖然為一介布衣,卻能“奔走一世”[29],為地方發聲請命,甚至廣受稱贊,被視為“一代風流之冠”[30]。農文在此一時期的激增,恰好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當時松江士人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方岳貢在為崇禎《松江府志》寫的序中云:“志者,識也。修志者,多侈言山川人物風土之藻麗,以為嚴郡觀,而予不然,志以志吾過而已?！盵31]這也就是說,《松江府志》根本上是一個士人評議朝政的舞臺。

第二,救荒賑災方面的農文有了一定的程度的增加,所占比例,從《正德志》的7%發展到《崇禎志》的21.5%,如果算上《增修本》的話,荒政方面的農文在崇禎《松江府志》中則占到24%。陳家其的研究認為中國在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是災害多發期,對應到明朝,則為嘉靖以后[32]。而羅麗馨根據地方志中對于江浙地區災害的整理也認為:“嘉靖、萬歷、崇禎是各省災荒較頻發時期?！盵33]那么,《崇禎志》及《增修本》中關于荒政方面農文的增加,正好可以印證以上災荒史研究,有論者云:“(松江地區)去歲水災……今歲復遭淫雨”[34],也有論者直言:“年來兵荒相繼,民不堪命?！盵35]正是因為災害的頻繁發生,松江地區的士人才會撰寫更多有關荒政的農文。

另一方面,明代諸種《松江府志》對于農文的錄用,也有兩點“不變”之處值得探討。

第一,時令、農具、蠶桑、水產等方面的農文在《正德志》與《崇禎志》的著錄中幾乎沒有變化,都只有6篇,只不過《正德志》多錄入了《記牛宮詞并序》一文,而沒有錄入《查馬草豆料之故》,《崇禎志》正好相反。但是,數量上的不變,所帶來的卻是所占比例的進一步壓縮,在《正德志》中,這幾種類型的農文尚能占到全部農文的14.6%,而在《崇禎志》中,這一數據已經下降到4%以下了。雖然,明代的農具、蠶桑等方面的發展并不是停滯不前的[36],但從《松江府志》所錄的農文來看,大部分涉及此類的農文都是唐宋元時期的作品,如陸龜蒙的《耒耜經》、王致和的《栽桑圖序》等等。因此,盡管不能從地方志中農文的停滯發展來證明明代農具、蠶桑等涉農產業的停滯,但是,至少可以說,明代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士人對于農業問題的關注并不在此。

那么,地方志中所反映的農學關注又是什么呢?這正是第二點“不變”之處。

無論是《正德志》,還是后面的《崇禎志》與《增修本》,它們所錄農文的重心全部都集中于農田水利、農政農經與救荒賑災三個方面,正如陳繼儒所言:“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民命所關,不惜饒舌盡言之?！盵37]實際上,農田水利、農政農經、救荒賑災,這三個方面都不涉及具體的種植知識或飼養經驗,它們更多的是一種國家統治術。簡言之,國家通過水利建設與田賦征收,保證財政來源,以此來控制百姓,又通過荒政知識,處理災害等突發情況,綜合其目的是維持王朝統治的穩定。因此,借鑒唐曉峰所提出的“王朝地理學”概念[38],或可將《松江府志》中所體現的這三點農學關注概括為“王朝農學”,這種農學的對象是人,而非技術,它本質上是為統治服務的。

綜上所述,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明代《松江府志》所錄諸多農文與當時松江社會的狀況是相吻合的。農文錄入的變化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性的變化,它見證了士紳力量的崛起,也證實了當時災害的頻發。另一方面,如果從“知識史”角度來審視的話,《松江府志》所錄的農文只呈現出一種量的激增,而無任何質的變化,這說明傳統農學在明朝仍未發生根本性的變革,尤其是對農田水利、農政農經、救荒賑災三個問題一以貫之的關注,體現了“王朝農學”的焦點,即對技術知識的輕視,對統治知識的重視。

當然,以上的研究既是粗淺的,也是偏于一隅的,至于整個江南地方志中的農文是否如《松江府志》所體現的若干特點一樣,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1]惠富平.中國傳統農書整理綜論[J].中國農史,1997.(1):102-110.

[2]張芳、王思明主編.中國農業古籍目錄[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3]閔宗殿.明清農書待訪錄[J].中國科技史料,2003.(4):366-376.

[4]曾雄生.《告鄉里文》:一則新發現的徐光啟遺文及其解讀[J].自然科學史研究,2010. (1):1-12.《告鄉里文》:傳統農學知識建構與傳播的樣本——兼與《勸農文》比較[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78-86.

[5]姚金詳主編.上海方志提要[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1-2.

[6]上海通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通志(第一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19.

[7]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編.上海方志資料考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7.2.

[8]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編.上海方志資料考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7.2-3.

[9]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編.上海方志資料考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7.4-5.

[10]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編.上海方志資料考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7.6-8.

[11]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編.上海方志資料考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7.8-9.

[12]明史[M].卷298,隱逸.

[13]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編.上海方志資料考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7.9-10.

[14]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補逸[M].卷13,史部地理三.

[15]上海圖書館編.上海圖書館稀見方志叢刊(第9冊)[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244.

[16]張芳、王思明主編.中國農業古籍目錄[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

[17]潘清.明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設的階段及其特點[J].中國農史.1997.(2):29-35.

[18]范金民.江南重賦原因探討[J].中國農史.1995.(3):46-53.

[19](正德)松江府志[M].卷14,倉廩.

[20](正德)松江府志[M].卷14,倉廩.

[21](崇禎)松江府志[M].卷8,賦額上.

[22]曹家駒.說夢[M].

[23](崇禎)松江府志[M].卷18,水利下.

[24](崇禎)松江府志[M].卷11,役法下.

[25]續文獻通考[M].卷2,田賦二.

[26](崇禎)松江府志(增修本)[M].卷18,國朝賦役利弊議.

[27](崇禎)松江府志(增修本)[M].卷23,荒政.

[28]馮玉榮.明末清初松江士人與地方社會[D].上海:復旦大學.2005.

[29]盧世催.尊水園集略[M].卷12,與程正夫書.

[30]徐枋.居易堂集[M].卷12,楊無補傳.

[31](崇禎)松江府志[M].卷首,序.

[32]陳家其.近二千年中國重大氣象災害氣候變化背景初步分析[J].自然災害學報.1996. (2):18-26.

[33]羅麗馨.明代災荒時期之民生——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J].史學集刊.2000.(1):37 -48.

[34](崇禎)松江府志[M].卷13,荒政.

[35](崇禎)松江府志[M].卷13,荒政.

[36]梁家勉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464-469,543 -551.

[37](崇禎)松江府志[M].卷首,修志始末記.

[38]唐曉峰.中國古代王朝地理學述論[C].“北大論壇”論文集編委會編.走向未來的人類文明:多學科的考察——第二屆“北大論壇”論文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07-117.

The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Local Gazetteers of Songjiang Prefecture's Agricultural Papers in Ming Dynasty

Ge Xiaohan
(Institute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 210095)

In Ming Dynasty,the local gazetteers of Songjiang prefecture have different versions.These local gazetteers have a 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papers.In general,the local gazetteers of Songjiang prefecture in Zhengde include forty-one agricultural papers,and the local gazetteers in Chongzhen include one hundred and seventy-six agricultural papers.After studying these papers,we find these papers show the social situation in Songjiang prefecture.In addition,these papers show a kind of dynastic agriculture.

Ming Dynasty,The Local Gazetteers of Songjiang Prefecture,Agricultural papers

葛小寒(1990—),男,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學史、社會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