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年代的教師“特供證”

1960年5月，我在經歷了十年的戎馬生涯后，轉業到了地方，被分配到湖北武漢市武昌區教育局秘書科工作。

那正是一個大饑荒的年代，整個社會的話題似乎都集中在“吃”上，人人都在想方設法搞吃的，紅薯、藕、南瓜、蘿卜這些平常人們看不上眼的雜糧、蔬菜此時都成了搶手貨。然而在教育界，由于一些教師忠誠于教育事業，死抱著男27斤、女26斤的口糧堅守在講臺上，所以許多人出現了嚴重的營養不良，有的還患上了肝炎、浮腫、婦科病，還不時傳來某某學校某某老師昏倒在講臺上的消息。

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一天，局長找到我，說考慮到我曾在部隊錘煉過十年，還立過三等功，是個值得信任的同志，所以要交給我一個重要而艱巨的任務。

局長從抽屜里拿出一張“特供證”遞給我說：“你也知道，當前我們的教師隊伍中，出現了嚴重營養不良的狀況，導致許多教師患上了各種疾病，為了保住這支隊伍，我向省教育廳、市政府申請了多次，終于要到了一張‘特供證。你的任務就是辦一個小型療養所，將我局下屬中一些有疾病的教師輪流安排到療養所休養一個月，這張‘特供證能到特定的部門買肉、糯米、紅糖、豬油、雞蛋這些營養品，你一定要把好關，讓這些來之不易的營養品全部都用在教師的療養上?！?/p>

我聽了，既感動，也覺得光榮，黨和政府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居然還能為教師們提供“特供證”，這是關心教育的體現；而我成了持“特供證”的人，這是多么值得驕傲的事??！

接下任務后，我立即在局下屬的學校里四處考查，終于在一個校園里找到了一處理想的地方：既有一棟三層樓房可作為前來療養教師的宿舍，又有一排平房能作為食堂、餐廳和治療室，而且還能隔離成獨立的小院。地址選好后，我又親自選拔炊事員、醫護員等相關人員，組成了“武昌教師療養小組”。隨后，局里也把相關的經費撥到我處，按局里規定，前來療養的教師不需要交錢，只需交糧票就行。

一個月后，療養所開張了。我開始每天拿著“特供證”到各個特供點去購買豬肉、雞蛋等營養品送到療養所食堂。

我持有一張“特供證”的消息很快傳開了，成了人人仰慕的人物，走到哪里，人們都對我畢恭畢敬，但我始終告誡自己：一定不能辜負組織上對我的信任，一定要把好關，不讓這張“特供證”為個人謀私利。所以，當親友們紛紛找到我，希望我幫他們買點“特供食品”時，我都一口回絕，沒有一點商量的余地。

有一天，一個曾和我在朝鮮戰場上共過生死的戰友找到我，說他的妻子懷孕了，急需紅糖和雞蛋，要我用“特供證”幫他買一點，我說：“老戰友啊，我怎么能放棄原則開后門呢？想想那些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戰友吧，我們這些活著的人還有什么不能堅守和克服的呢！”在我的勸說下，老戰友想通了。但為了幫助老戰友，我將自己的一份口糧供應給了他。結果，我因少了一個月的供應，每天只有靠吃蒸藕、蘿卜湯度日，偶爾能吃到一個糠菜餅子就算打牙祭了。

有一天，我去特供點購買排骨時，被告知沒有新鮮排骨，只有鹵排骨，我只有接受。當鹵排骨稱好放到我面前時，那香氣熏得我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我實在擋不住那美味的誘惑，就以嘗嘗的理由吃了一小塊。當鹵排骨送到療養所食堂時，我叫管理員來過秤，結果明顯少了一點，我頓時臉紅得不行，雖然管理員沒說什么，但我心里特別羞愧，回到宿舍，狠狠擰了一下自己的嘴巴，告誡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貪吃了，一定不要為了一點吃食毀了自己的清白和前程。

通過這件事，我想到美味的誘惑是不可小視的，我開始更加嚴格管理療養所的食堂，每一斤食物做多少份，可供應幾位教師，都計算得不差分毫。我還將療養所的工作人員集中單獨吃飯，不沾一點“特供證”的光。

在我的嚴格管理監督下，療養所辦得十分到位。在療養所療養的教師們經過一個月的營養補充，身體都得到了恢復。他們臨走時，都會拉著我的手說：“感謝黨和政府關心我們，我們回去后一定會努力工作！”

通過在療養所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我自己也很受教育，在當時物質匱乏的情況下，教育局的領導們沒有一個找我利用“特供證”為他們購買食品。一些教師來療養沒幾天，心里牽掛著學生，說身體好多了，要求提前回校上講臺。

這些感人的事觸動了我，我原來從部隊要求轉業到地方，是想考大學的，但通過辦療養所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我決定放棄原來的想法，踏踏實實地在教育戰線上干一輩子。

一張饑餓年代的“特供證”，改變了許多教師的命運，同時也改變了我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