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書史
——評《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

周旖

如何書史
——評《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

周旖

從“上海市圖書館”和“上海市立圖書館”館史資料的考證，引發對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的評價，從史料與史論的關系，以及如何研究宏觀的中國圖書館史兩個方面評價此書，并思考圖書館史的研究方法。

中國圖書館史 嚴文郁 研究方法

1 書評緣起：一則館史研究的困惑

嚴格說來，嚴文郁先生的《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新竹：楓城出版社，1983年，以下簡稱“《中國圖書館發展史》”)并不符合《爝火書評》欄目的選書標準，一來此書并非出版于民國時期或建國初期；二來此書出版于我國臺灣，非“國外本學科論著”。勉強讓這本專著踩著“邊界”列入本欄目的理由，恐怕只有嚴文郁先生作為美籍華人圖書館學家的身份，可以姑且將其牽強地視為“國外”本學科論著。但事實上，這樣一個選書標準相當于將一切有關中國近代圖書館史研究的中文專著排除在評述范圍內(此說法的理由在本書評最后會詳細解釋)，所以筆者認為對于某些主題的專著選書標準應該靈活、放寬。筆者認為，對《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一書，有“非寫書評不可”的必要，這種感受來自于筆者不久前對一則館史研究的困惑。

筆者在參與編寫《中國圖書館史·近代卷》時，負責撰寫民國中期的公共圖書館史，遇到了“上海市圖書館”和“上海市立圖書館”這兩個機構名稱。為了厘清兩者的關系，筆者查閱了我國大陸和我國臺灣幾乎所有已出版的圖書館史著作，以及《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申報》等史料，但始終對這一問題感到相當困惑。第一，目前所出版的圖書館史方面的著作，其編寫思路以注重把握近代圖書館史發展的規律和大趨勢、突出重大事件和代表性人物為主，鮮有為各個圖書館立“傳”的編寫方式，所以就某個具體圖書館的歷史，很難找到可資借鑒的史料和結論。第二，除《中國圖書館發展史》對“上海市圖書館”和“上海市立圖書館”[1]加以明確區分且分述其發展簡史以外，筆者查閱到的其他資料均顯示這兩個機構名稱所指為同一所圖書館，稱謂的不同或是因簡稱和全稱的差異，或是因為同一機構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正式名稱。筆者僅舉幾條資料來說明為何有這樣的判斷。

首先是楊寶華和韓德昌的《中國省市圖書館概況1919-1949》，從目錄來看，列入該書的上海的圖書館有上海工部局公眾圖書館、上海市立圖書館、中國科學社明復圖書館、上海東方圖書館、上海鴻英圖書館，并無“上海市圖書館”這一條目。而對上海市立圖書館的記述，言及其“成立于1936年，館址設在江灣前市中心區”[2]135，并由1936年一直敘述至1948年，內容涵蓋該館的沿革、建筑、組織、經費、藏書和閱覽。其中“建筑”部分精確指出其館址“在府前右路與府南右路之間，府西外路之南，坐西朝東與博物館相對”[3]138，館舍“平面作‘工’字形”[4]138。

其次來自由上海楊浦區圖書館主持的在線“上海近代文獻館”的資料?！芭f上海市立圖書館”條目下記述：“這里要說的市圖書館是指近代的‘上海市圖書館’，位于江灣‘大上海市中心’的府前右路，坐西朝東，與它相對的是近代的‘上海市立博物館’……1931年，當時的市教育局在南市文廟(民眾教育館設在這里)建立市立圖書館，1932年建成開放，但地方太小，作為市立圖書館不能滿足需要。正值此時，江灣的‘新上海計劃’已開始實施……組成‘上海市圖書館、博物館、體育場籌備委員會’。1935年3月21日，正式成立上海市立圖書館董事會……這座建筑的平面呈‘工’字形?！盵5]從這條文獻來看，“上海市立圖書館”和“上海市圖書館”的名稱交替出現，而“上海市立圖書館”應該為正式機構名稱，其最初位于南市文廟，位于江灣新市中心的館舍為其在“新上海計劃”中興建的新館舍。而新館舍的建設時間、選址以及建筑外形與《中國省市圖書館概況1919-1949》相印證，為同一建筑、同一機構。

再次為來自《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申報》的史料?！吨腥A圖書館協會會報》中有關于滬“市圖書館”和“市立圖書館”的資料23條，但是從標題和內容中難以判斷兩個機構名稱之關系，兩種機構名稱時常在標題和正文中交替出現。如1934年第9卷第4期的《滬市館易人及一二八書畫展覽》言：“上海市市立圖書館長莊蕓女士，任職以來，尚稱努力，最近因體弱多病，故向市教育局呈請辭職，教部以其所請屬實，故予照顧，乃于十二月十三日任命徐則驤君繼任……”[6]1934年第10卷第1期《上海市中心區籌建大圖書館》言：“……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已由上海市府聘定，現任市館館長徐則驤為其中之一?！盵7]第10卷第3期《上海市立圖書館奠基》言：“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以文化建筑不容緩……又于行政區內興筑市立圖書館與博物館，……已于十二月一日舉行奠基禮。該館位于市中心區域行政區，坐西朝東，與博物館相對，平面作‘工’字形……”[8]1936年第11卷第6期《滬市圖書館定期先行開放兒童閱書室》言：“上海市圖書館建在市中心區，位于市政府前，府前右路府南右路之間，館屋于去年落成……”[9]同一時期《申報》的報道，無論是標題還是正文，其措辭和機構名稱用法與《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相似。按照一般邏輯思路，由上述史料很容易判斷出“上海市圖書館”和“上海市立圖書館”為同一機構，且后者用法更為正式。同時，上述資料作為一手史料可以佐證前述出版于1985年和2004年的文獻內容真實可信。

于是嚴文郁之《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中所寫上海市立圖書館于1931年冬開始籌備、1932年6月正式開放、館舍位于上海西門文廟街，上海市圖書館自1933年8月著手籌備、1936年5月1日始告成立、館址位于府前右路與府南右路之間、館舍為工字形，[10]是孤證，且與前述來自《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和《申報》的一手史料不符，所以基本可以視為錯誤內容。然筆者本著盡可能窮盡所有一手資料的原則，繼續翻閱《申報》(上海版)，終于發現上海市圖書館于1936年8月5日、7日和9日連續三天發布的《上海市圖書館緊要通告》，通告寫道：“……通告各界，本館名稱為‘上海市圖書館’六字，地址系市中心區府前右路100號。與市政府附設之圖書室文廟路之市立圖書館并非同一機關?？治粗苤?，特此通告?！盵11]于是乎，這則關于近代上海兩個重要公共圖書館的真實歷史清晰呈現。嚴著所寫內容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可靠的材料，在其后出版的各書幾乎都將兩所圖書館張冠李戴，甚至完全模糊了兩所圖書館并非同一機構的史實。至于《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申報》上的內容，不能言其錯誤，但至少反映了我國近代報業初始時期的不嚴謹，警示了我們在使用無論是檔案還是報紙等一手史料時，必須將上下文看清楚，不可斷章取義，盡可能窮盡所有材料，注意謹慎辨識史料的準確性，這也是嚴耕望在《治史三書》中作為“具體規律”所強調的。

正是這個研究發掘的過程促使我覺得有必要對《中國圖書館發展史》寫一篇書評。作為圖書館學界后輩，不敢說能對嚴先生的書進行多么全面系統的學術評價，亦沒資格對前輩的大作進行定性的評論，但是至少可以從史料、治史方法、圖書館史研究視角等角度進行客觀的評述和反思。

2 史料與史論的關系

從前面有關近代上海歷史上兩所公共圖書館史料的辨析，已經能夠很好地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的重要價值，即至少在史料方面該書是相當準確且可靠的。作為一本歷史研究的專著，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有準確可靠且全面的史料，有縝密嚴謹的邏輯演繹，有令人信服且具獨創性的觀點和結論。然而三個方面都能兼顧到，恐怕只有史學大家方能企及。所以一本歷史研究著作也許可以沒有后兩個方面，但是必須守住的最后底線是史料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因為邏輯的缺陷、觀點和結論的局限性或牽強性可以被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所察覺，但是史料的錯誤卻難以被發覺，在沒有明顯邏輯錯誤的情況下就會誤導讀者或使其無法準確判斷觀點和結論的正確性。尤其是在當今的數字化時代，學術呈“快餐化”發展趨勢，很多人早已放棄“轉引史料必須檢查原書”的基本原則，一本書史料的錯誤會在反復的轉引中貽害萬千。梁啟超曾言：“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盵12]這點出了史料之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僅從史料角度衡量，《中國圖書館發展史》稱得上是近代中國圖書館史研究專著中最好的一本。

稱其為“最好”，不僅僅是因為其史料本身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還在于書中所使用的每條史料都有跡可循。歷史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研究與所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一樣，都應該是可以證偽，而歷史研究證偽最根本的是所用到的每條史料都有典有據，可以被其他研究者所查證?！吨袊鴪D書館發展史》盡管出版于20世紀80年代初，但是其學術規范性在今天看來仍舊是無可挑剔的。書中所使用的每條史料皆有標注參考文獻的來源，這一點即使是最近幾年出版的圖書館史方面的研究著作也很少有做得如此完善。所以當我們閱讀嚴文郁的書時，以審慎的態度，則可循其提供的參考文獻查證每條史料的真偽；以學習的態度，初學者閱畢書后，就知曉了開展近代圖書館史研究必須從哪些史料文獻入手。

此外，嚴文郁的這本著作，除了某些觀點和結論的借鑒來自其同一時代其他學者的研究文獻以外，但凡是涉及史料的部分，從其標注的參考文獻來看，均出自如《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茖W校季刊》、年鑒以及當時各個圖書館出版的館刊等一手資料。即使是在分析和論述近代圖書館發展的歷史背景時，涉及政策法令、社會背景等，也盡可能使用《大清宣統政紀實錄》《政治官報》《學務公報》《清議報》《時務報》等一手資料，少有轉引歷史學研究文獻的情況。這充分體現了嚴文郁在研究歷史時所具備的基本素養，即盡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的史料，少用后期改編過的史料，轉引史料必須檢查原書。這種嚴謹地運用史料的態度和方法正是當今學術研究中所缺乏的。

除了史料運用以外，任何歷史研究還不能逃避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史料和史論的關系。圖書館史研究作為一種歷史研究，其研究范式自然應該遵循和采用歷史學研究的范式。而歷史學研究范式最根本的問題仍在于如何處理史料和史論的關系，對這兩者關系的處理方式決定了一項歷史研究的優劣，對史料的駕馭能力反映出研究者的研究素質。在處理史料和史論關系方面，最典型的兩種指導思想是“以史帶論”和“以論帶史”，前者意味著由龐雜繁復的史料演繹出對歷史問題的結論，后者則意味著使用各種搜集來的具有典型意義的史料，通過歸納的方式證明對原有歷史問題的假設或觀點是成立的。也就是說，“以史帶論”采用的是演繹的邏輯形式，“以論帶史”采用的是歸納的邏輯形式。那么“以論帶史”這種史學研究范式的缺陷就顯而易見了，因為歸納法本身就是一種以論證為前提、支持結論但不確保結論的推理過程。特別是隨著現代以田野考察為基礎的史學研究的興起，“以史帶論”普遍被認為是更加符合學理、更為科學的主流研究范式。

由于“以論帶史”是前蘇聯的主流史學研究模式，這使得我國大陸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史學研究基本都是以此作為指導思想，且通過學術傳承的方式，直到20世紀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依舊顯現著其深遠影響。再說句題外話，我們從小學到高中長達12年的語文課議論文訓練，也使得很多學生進入大學乃至最初接觸學術研究時仍舊逃不了為證明或駁斥論點而尋找典型論據的思維慣性。所以直到現在，很多出自未受過專業史學訓練的研究者之手的專業史方面的研究都難免存在著“以論帶史”的痕跡。

而嚴文郁在編寫《中國圖書館發展史》時，至少其正文部分是基本因循“以史帶論”的指導思想進行書寫的。譬如在交待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產生背景時，嚴文郁能夠從維新運動和維新派大臣、清末興起的新式學會和新式學堂、東西洋圖書館觀念的引入、圖書館本身的行政改革以及西文書籍翻譯的影響等角度加以全面的考察；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在萌芽時期的圖書館事業部分，能夠客觀、公正地肯定晚清政府對圖書館事業所做的貢獻。這樣一種從大量史料的角度出發，實事求是地對所考察的問題得出結論的態度，充分體現了嚴文郁在研究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史過程中所堅持的“以史帶論”的基本指導思想。盡管在這本書中沒有提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圖書館事業，對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圖書館事業的記錄也較少，但至少也并未對這兩種類型的圖書館事業妄加評判，這種對于有爭議或因各種原因不便開展研究的問題采取擱置處理或不做評述的態度，同樣是一種嚴謹的治史態度。

3 如何研究宏觀的中國圖書館史

在學術研究中，宏觀研究的難點在于如何反映研究對象的全貌，并總結出規律。在反映研究對象的全貌方面，考驗的是研究者對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界定的清晰程度；而對規律的總結則考驗的是研究者的邏輯思維能力、對全局的把握能力，同時也考驗研究者在書寫時如何布謀篇章架構、采用什么樣的方式將規律呈現給讀者。歷史研究的路徑也不同于定量研究，定量研究可以有固定的模式與步驟讓研究者按部就班、環環相扣地完成一項研究，且這種固定模式和步驟可以適用于一切以定量方法開展研究的問題，而歷史研究永遠都是資料與研究者邏輯思維的互動，即使是同一個問題，一萬個人就可以有一萬種互動的方式。

那么對于如何研究宏觀的中國圖書館史這個問題，自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吨袊鴪D書館發展史》采用的思路未必是最好的方法，但通過評析，筆者認為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依舊是很有幫助的。

首先是如何從宏觀的敘述中展現歷史發展的趨勢與規律。我們現在最常用的一種處理方法就是為了體現規律性而追求刻意的總結，于是常見的宏觀研究寫作討論就成了“三段式”，每一章開篇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敘述這一章主要論述哪些方面的問題，進而分節闡述各個方面的大事件，最后一部分總結幾條特點或結論?？墒聦嵣厦恳徽履┪部偨Y出的特點或結論性的東西，如果較真地追究，根本就是放在任何一章、替換一下詞語就都適用的文字，談不上錯，但并無太大價值?！吨袊鴪D書館發展史》因為沒有采用這種慣用的寫作思路，從而使很多讀者在閱讀時有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感覺，但如果稍加思考就可以發現，嚴文郁的寫法已經回答了宏觀史研究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1)這段歷史發生轉折的社會背景是什么；(2)這段歷史應該如何分期；(3)這段歷史時期與之前的歷史時期相比較，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4)這段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哪些；(5)在當時的大背景下以及重要事件的影響下，這段歷史完整的發展軌跡是怎樣的?！吨袊鴪D書館發展史》的第二章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第三至五章回答了第二個問題；第四章第一節“圖書館發展的趨勢”回答了第三個問題，即晚清以來產生的圖書館機構在收藏目的、服務對象、管理方法、專業性質、機構間的關系5個層面與之前各個歷史時期產生的文獻收藏機構的根本性不同；第四個問題從該書目錄的章節名稱中就可以一目了然；至于第五個問題，筆者認為近代中國各類型圖書館產生、發展的歷史只有在嚴文郁的這本書中可以概而覽之。

為什么說近代中國各類型圖書館產生、發展的歷史只有在嚴文郁的這本書中可以概而覽之？這涉及宏觀圖書館史研究中應該突出把哪些研究要素置于突出地位的問題。1949年以來的歷史觀使得我們的歷史研究習慣于突出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即突出典型個案，試圖通過對典型個案的研究來反映出一般現象。所以翻閱大多數圖書館史的著作，通?？吹降氖且粋€個代表性人物的活動、成就與貢獻，一個個重要圖書館的創建和發展過程，如果想了解整體發展水平，那就是一項項統計數據，譬如每一時期各類型圖書館的數量。這些問題的確非常重要，但是放在宏觀歷史的研究中，他們只是一個個坐標點，并不能反映出標志性事件發生后歷史是如何連貫性地發展下去的?！吨袊鴪D書館發展史》則為我們提供了各類型圖書館發展的群像，譬如成長時期的省市立圖書館，嚴文郁不僅僅用一個個標志性事件勾勒出了這類型圖書館發展的小史以及完整的統計數據，還逐一闡述了當時42所省市立圖書館發展的概況。圖書館作為一個社會機構，對其歷史的研究是否應該將機構本身作為最重要的研究要素，而非只見“事”和“人”，卻不見“館”？如何將一個個微觀的“館”呈現出來，融匯成宏觀的歷史發展，而非以個案研究折射整體歷史？這些問題事實上都值得在開展一項宏觀圖書館研究時加以慎重考量。

4 中國圖書館史研究脈絡視角的審視

《中國圖書館發展史》的學術價值以及在學術史上的位置到底如何呢？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超越了一般書評做批判性反思的范疇了，這實際上在做定性的評價。如果說批判性的反思尚囿于觀點的切磋和爭鳴，那的確是任何一位讀過這本書的人都有資格和權利與原著者進行商榷的。而對一本書定性的評價顯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至少評價者必須具備一定的學術資歷才可以勝任這項工作，這里所說的學術資歷既包括學術眼界以及影響力，更重要的還有評價者與原著者的學術傳承關系，即使不是原著者的前輩，也必須是學術成就上旗鼓相當者。所以，筆者作為學術界年輕的后學，試圖對前輩大家的代表作進行定性評價，顯然是不合適且有失尊重的。但是筆者仍舊認為這種定性的評價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所以不妨從中國圖書館史研究脈絡這一相對比較客觀的視角加以審視。

從中國圖書館史研究脈絡的視角觀之，《中國圖書館發展史》可稱為第一本對中國近代圖書館史進行系統全面研究的著作，在學術史上具有開山之作的地位。如果進一步對“圖書館”的概念加以界定和厘清的話，甚至可以說《中國圖書館發展史》是系統全面研究1949年以前中國圖書館史的開山之作。因為在19世紀末以前的中國歷史上，對于從事文獻收集、整理和保存的機構，歷朝歷代都有不同的稱謂，這些稱謂包含著典型的中國政治與文化傳統，這些稱謂所代表的機構從本質上來說與近現代以來所說的“圖書館”有天壤之別，我們只能以“藏書”來概括和統稱這些古代機構。而“圖書館”一詞則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大約在1900年以后“圖書館”一詞才開始在中國流行開來；清末新政時期學部于1909年在《學部奏分年籌備事宜折》所附的《分年籌備事宜單》中專門列出了“頒布圖書館章程”“京師開辦圖書館(附古物保存會)”等事宜，“圖書館”這一名詞才真正成為官方認可的機構名稱。而與這一機構名稱本質相符的機構也是從這一時期才開始出現[13]。所以當我們談論“中國圖書館史”的時候，無論加不加“近代”這一定語，都只是從晚清時期開始談起，這種邏輯并無不妥。

當我們梳理一下對晚清以來中國圖書館進行研究的文獻，不難發現1949年以前發表的論文只能稱得上是現狀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陳訓慈的《中國之圖書館事業》(《圖書館學季刊》1936年第10卷第4期第667-689頁)和李小緣的《中國圖書館十年來之進步》(《圖書館學季刊》1936年第10卷第4期第507-549頁)。這種狀況也并不難理解，因為中國圖書館事業發軔于20世紀初，發展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也不過30多年的時間，如此短的時間難以稱之為“史”，處于當時當代的人在書寫時自然更多的是從總結發展現狀的角度出發。在這一時期唯一稱其為“史”的專門出版物是1935年胡道靜撰寫的《上海圖書館史》，但論其篇幅，該出版物只是《上海通志館期刊》的抽印本。

1949年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但是因為各種原因，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學界正式出版的著作更關注的是清朝及其以前的印刷史和藏書史，所以這一時期相繼出版了張秀民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和《中國古代書籍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等著作。1980年代我國大陸學術界重新恢復生氣，有關近代中國圖書館史的出版物開始出現，最具有典型意義和重要價值的當數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李希泌和張椒華的《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該書并不能算是一本研究型著作，而只是一部史料匯編，且時間斷限截止到1919年前后。1985年楊寶華和韓德昌編寫的《中國省市圖書館概況1919-1949》由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雖非單純的史料匯編，但是也很難稱其為是研究型著作，其內容是1919-1949年全國各省市級圖書館發展簡史，以每個獨立的圖書館為單位，闡述其創立和發展的經過、建筑情況、藏書數量、分類編目等業務、組織機構、讀者服務乃至出版物情況等，各個圖書館排列的先后順序以當時政府對全國行政區劃的順序為依據。據筆者所知，我國大陸最早正式出版的、真正意義的近代中國圖書館史研究著作是1987年出版的謝灼華的《中國圖書和圖書館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從時間上看，除了《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出版時間早于嚴文郁的《中國圖書館發展史》，其余著作均是在其之后所出版。大陸有關近代中國圖書館史的研究在1990年以后出現了一個出版的小高峰。

而在我國臺灣，最初對晚清以來中國圖書館史的研究也同樣相當匱乏，這一情況從《中國圖書館發展史》的幾篇序中就可略窺一斑。如王振鵠在“序”中言及此書編撰的緣由，即嚴文郁曾為《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鑒》撰專文介紹抗戰前的圖書館事業，但因年鑒篇幅所限，各項資料未能全部改編，后“中國圖書館學會出版委員會感于我國圖書館史料蒐集之不易，而又為圖書館學教學所需要，乃商請嚴教授就前撰之文字及資料重加整理，擴編成專書出版，列為圖書館學叢書之一”[14]。藍乾章的序言：“目前圖書館學科系所授科目中，圖書館史——尤其是中國圖書館史，整理成書的資料甚為缺乏，致使授課教師深感困惱，學生也無適當可讀之資料?！盵15]沈寶環在序中則寫道：“……這部書彌補了我國圖書館學文獻的真空；圖書館史是圖書館學系所主要課程之一，國外若干圖書館學系所紛紛列為必修或必選，在我們這里，教授們大都不愿意開這門課，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教學必要的參考資料，在中文書籍中就找不出一本類似Johnson所著A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的書?！盵16]

由上述幾位序言撰寫者的表述可以看出此書在當時的我國臺灣圖書館學界同樣屬于近代中國圖書館史的開創之作，在此之前，中文書籍中沒有一本書是系統、全面論述和研究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產生的背景、晚清至1949年各時期圖書館事業發展的軌跡與成就、圖書館立法相關問題、圖書館學教育和研究以及圖書館團體的國際合作問題。

[1][10]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新竹：楓城出版社，1983：97-98.

[2][3][4]楊寶華，韓德昌.中國省市圖書館概況1919-1949[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1985：135，138，138.

[5]沈福煦.透視上海近代建筑[M/OL].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014-10-04].http：//www.yplib.org. cn/structure/jdsh/bnsz/jz_73400_1.htm.

[6]滬市館易人及一二八書畫展覽[J].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4，9（4）：19.

[7]上海市中心區籌建大圖書館[J].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4，10（1）：25.

[8]上海市立圖書館奠基[J].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4，10（3）：24.

[9]滬市圖書館定期先行開放兒童閱書室[J].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1936，11（6）：32.

[11]上海市圖書館緊要通告[N].申報（上海版），1936-08-05（1）.

[1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53.

[13]程煥文.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6.

[14]王振鵠.序[M]//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新竹：楓城出版社，1983：4.

[15]藍乾章.序[M]//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新竹：楓城出版社，1983：7.

[16]沈寶環.序[M]//嚴文郁.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新竹：楓城出版社，1983：10.

How to Make a Historical Research——A Book Review of“The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China：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nd of Anti-Japanese War”

ZHOU Yi

The book review of“The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China：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nd of Anti-Japanese War”by Yen Wen-yu is initiated by the textual research on“Shanghai Library”and“Municipal Library of Shanghai”.The article appraises the book in two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viewpoints，and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Chinese library history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as well discuss the issue how to make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libraries.

The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China；Yen Wen-yu；Research Method

格式 周旖.如何書史——評《中國圖書館發展史：自清末至抗戰勝利》[J].圖書館論壇，2015（1）：106-112.

周旖（1982-）女，歷史學博士，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院講師。

2014-10-15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圖書館學史專題研究：中國現當代圖書館學史研究”（項目編號：13AZD066）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