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度及空間效應研究

張明斗+孫振華

摘要：城市化作為復雜的運行系統，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明確城市化的真實水平及其空間效應，對于未來城市化的高質量運行具有重要的牽動作用。本文以中國30個省市區地級以上城市為研究對象，對其2002—2011年間城市化水平進行綜合測度，并經驗測度其空間效應，得到如下結論：首先，2002—2011年間中國城市化水平總體呈現上升的趨勢，但仍低于當前中國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化發展水平；與三大經濟板塊的發展相類似，出現東部高于中部和中部高于西部的格局，且各板塊內部也存在特定的差異。其次，城市化水平的空間溢出效應經歷著“M”型發展趨勢，各區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空間依存度整體呈現下降的狀態。最后，從三大區域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來看，東、中部地區呈現上升的趨勢，西部地區處于下降的趨勢；東部地區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在區域內部，勞動力、資本及技術水平均對城市化發展的影響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關鍵詞：城市化水平；空間效應；外部效應

中圖分類號：F29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5）10013808

一、引言和文獻綜述

城市化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大階段和現代化的主流方向，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追求高水平發展的社會經濟模式和政府決策的大戰略。然而，對于把城市化戰略放在更為突出位置的中國而言，如何弄清城市化的真實水平，并進一步強化其空間效應，來達到城市化高質量的運行效果，正是急需深化研究的重大問題。2000年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發展由國家城市化戰略推動，形成了政策牽頭的城市化熱潮，取得明顯的發展成就，吸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二、三產業轉移，促使內需不斷擴大，產業結構得以優化；城市化的發展也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和促進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然而，在成就的背后，也存有特定的發展問題，攤大餅式的發展思路和造城運動不斷涌現；政府主導的城市化運行模式所引致的城市發展的區塊化和孤立化，空間溢出效應偏低，極大地增加了經濟運行成本和社會發展成本。由此可見，城市化問題依舊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

對于該問題，國內外學者給予高度關注，其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大領域：

第一，城市化的動力因子分析，認為市場力、制度因素及政府作用成為城市化發展的重要驅動力[1-2-3]。如陳明星等[2]對中國城市化的動力機制進行多元回歸模型分析，指出市場力是城市化的主要驅動力。第二，城市化的運行模式分析，指出城市化現存的基本運行模式，即政府主導型、農民自主型及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型等[4-5]。如蔡繼明[5]歸納概括出城市化運行的兩種模式，即政府主導型與農民自主型，并認為對于政府主導型的城市化應強化其利益分享機制，而對于農民自主型的城市化則要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歧視。第三，城市化效率的測度與區域差異問題，并對區域差異程度及形成原因進行分析說明[6]-[10]。如孫東琪等[7]通過對長三角城市化效率的測度，計算出城市化效率與經濟發展的耦合關系，得出兩者呈現倒“U”型發展的結論；張明斗[9]以省際單元為研究區域，對其城市化效率進行動靜態測算，明確出區域差異，并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發展集約產業等角度提出應對之策。第四，城市化發展戰略問題，為城市化的發展指明方向[11-12]。如倪建偉[11]以城鄉一體化為研究視角，對城市化戰略進行探討，指出未來必須建立以城鄉一體化為導向、以制度創新為手段、推進城市向農村“延伸”發展的城市化戰略；徐偉[12]提出包容性的城市化發展戰略。第五，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及與其他因素之間的耦合性分析[13]-[17]，如陳明星等[13-14-15]對中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關系的空間格局進行分析，認為省際尺度上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關系存在著顯著的區域差異，兩者間的省際格局呈明顯的東西差異，其關系類似馬太效應。武京濤等[17]對中國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與城市化耦合機制進行研究，得出主要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與城市化交互耦合基本處在頡頏時期，耦合度明顯存在著地域差異等結論。

然而，以往研究成果中，對于城市化空間效應的研究多是運用層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等進行測度，主觀性相對較強。為避免主觀因素干擾，確保結果更加精確可靠，本文在基于人口城市化、經濟城市化、社會城市化和生態城市化的基礎上，全面測算城市化發展水平，并采用空間溢出效應模型對城市化的空間效應進行經驗測度，這為筆者進一步開展研究提供契機和動力。

二、指標體系構建與研究方法

1城市化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城市化作為一個復雜的運行系統，是各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傳統的城市化過多地注重人口的空間轉移，以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標準，忽視了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等其他內容。為更加清晰徹底地看出中國城市化水平的差異化程度，本文試著從人口城市化、經濟城市化、社會城市化以及生態城市化四個維度進行綜合評價。為能夠對各個評價維度進行定量化處理，在此對目標層下的準則層進行細分，細化到各個代表性指標層并相應地給出各指標層的權重，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這四大層面的綜合指標既包含了傳統城市化已涉及的內容，也彌補了傳統城市化所忽略的內容，能夠有效地反映出城市化水平的各個方面，扭轉以往單純用城市化率來作為城市化水平衡量標準的基本認識。不但能夠從整體上印證出城市化水平的系統性，也能夠為城市化水平的評定構建全面的理論指標體系。

2模型構建

1 空間溢出效應模型

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會產生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這在具體的實踐中得以證實。為更加明確此種空間效應，則需要進行定量測度。Moreno和Trehan[18]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建立了一個國家間經濟增長的外部性溢出的空間模型：

gi=ρ∑nj=1wijgj+εi（1）

其中，gi代表的是區域i的人均GDP，在此引入n×n的加權矩陣W，并令W=wijgj，表示區域i的經濟增長依賴于區域j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其影響程度如何在空間自相關中予以體現。Moreno和Trehan[18]通過對大量的實證模擬，最后給出具有普遍性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空間溢出效應模型：

G=ρWG+Xβ+ε（2）

其中，G代表一個n×1的矩陣，X代表一個n×k的影響因素矩陣，β代表k×1矩陣，ρ代表空間依存度的大小和方向。

本文在此將該模型擴展到城市化的空間溢出效應中，使用擴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將技術變量引入到模型中，構建出空間計量模型，如式（3）所示：

urbanizationit=α0+α1Wurbanizationit+α2lnNit+α3lnKit+α4lnAit+εit（3）

其中，i和t分別代表的是省份和年份；urbanization代表中國城市化水平；Nit、Kit和Ait分別代表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水平。勞動力變量主要用城市非農從業人員衡量，符合城市化發展的基本規律；資本變量用人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衡量，從而反映出城市的資本使用狀態和投資情況；技術水平變量采用人均科研投入與教育投入之和衡量；α0代表常數項；α2、α3和α4分別代表勞動、資本和技術水平的產出彈性；εit代表隨機誤差項；Wurbanization代表空間滯后的城市化水平，是一個涵蓋相鄰地區城市化溢出影響的地理加權值；W代表空間權重矩陣，用空間鄰接矩陣表示，即二進制權重矩陣，對其進行定義為：

W=1（i，j相鄰）

0（i，j不相鄰）（4）

3數據來源

本文以2002—2011年為研究時間段，以中國大陸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西藏數據缺失，暫不納入研究范圍）地級以上城市為研究區域，對其城市化的發展水平進行綜合測度，并借助于Matlab70軟件對其空間效應進行全面分析說明。以上所有的數據均來源于2003—2012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部分數據經過加工整理而得。

三、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度

為能夠測算出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綜合水平，本文在參考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其計算公式如式（5）所示：

通過計算給出各個城市的城市化水平綜合指數，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見，10年間，除貴州外，其他各省市區城市化發展水平均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中廣東城市化水平最高且增速最快，由2002年的253%增長到2011年的646%，這是由于廣東多數城市以制造業為主，聚集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加之本身經濟發達，推動廣東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增長幅度較大的如江蘇、上海、山東、浙江和北京，基本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帶，該地帶經濟發達、基礎設施建設完備、就業機會相對較多，致使更多的人口向東部沿海地帶流動，城市化水平的增速自然也會較快。剩余的省市區，除海南、貴州外，雖有一定的梯度，但差別不大。貴州之所以出現城市化水平的負增長，是由于貴州人口凈流出引發，截至2013年3月末，貴州跨省流出人口達到5576萬人，導致城市化水平呈現下降的趨勢。

而就中國三大板塊間的差異來看，城市化發展的綜合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一致，總體呈現出東部高于中部和中部高于西部的空間格局。就各區域內部來看，各省市區之間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如2011年海南的城市化水平為74%，而廣東卻達到了646%的高度，相差5725個百分點，這就對未來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逐步縮小區域間的差距，而且對于區域內部的差距也不容忽視。

由圖1可知，位于西部地區的部分省區（如新疆、四川等）城市化水平增長明顯高于東部地區某些省份（如福建、海南等），與傳統的城市化水平發展趨勢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傳統的城市化水平僅以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來作為衡量指標，且把在城市居住六個月以上的常住人口也算作城市人口，這就會導致城市化水平的虛高現象。而此處城市化的發展不僅考慮考慮到了傳統城市化的這一核心內容，即人口城市化，也考慮到了經濟城市化、社會城市化和生態城市化等內容，就實際情況來看，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壓力明顯小于東部地區，生態環境質量卻比東部地區要高；且本文通過對各指標權重的計算，生態城市化的各指標所占的權重相對較大，這就出現了上述問題。這也告誡我們，新型城鎮化并不是原有傳統城市化所走的老路，要體現“新型”二字，就必須走人口、經濟、社會及生態城市化的復合運行道路，生態環境則成為不可缺少的因素。

圖12002—2011年中國各省市區城市化水平增長情況

以上通過對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綜合測度，還發現城市化測度結果明顯低于當前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化水平，這說明中國傳統城市化過多注重發展速度，并把其作為城市化的目標，而沒有把城市化的發展質量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出現了質量與數量失衡的局面，呈現出城市化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新型城鎮化不但要求數量的遞增，更重要的是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從而為新型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四、城市化水平的空間效應分析

1平穩性檢驗

本文以中國大陸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地級以上城市為研究區域，對其城市化的空間溢出效應進行經驗檢驗。對于面板數據而言，由于截面的個數大于時間序列的個數，這會導致數據平穩性受到相應的影響，進而影響到估計結果與實際的偏差程度，這就需要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以此找到適合模型（3）的最佳方法，在這里主要采用LLC（Levin-Lin-Chu）和Fisher-ADF的方法來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3空間計量模型的選擇檢驗

由于各區域城市化發展水平存在著空間相關性，這就需要選擇合適的空間計量模型對城市化發展的溢出效應進行檢測，通常選擇的空間計量模型主要有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滯后模型（SLM）。一般情況下，根據拉格朗日乘數來判定兩種模型的顯著性，進而確定采用哪種模型，通過顯著性檢驗的也就是我們要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如果兩種模型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則采用更顯著的一個作為最終的確定結果。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LM-LAG模型通過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LM-ERR模型的P值為0529，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即空間滯后模型優于空間誤差模型，因此，本文采用空間滯后模型作為最后選定的模型。

4結果分析

（1） 總體回歸結果分析

由于各區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觀測值具有空間相關性，空間計量模型右側相鄰區域的加權城市化水平可能是內生變量，為避免由最小二乘法所帶來的估計誤差，在此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ML），借助于Matlab70軟件，對2002—2011年中國30個省市區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進行測度，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除常數項為負數之外，其余的變量系數均為正數，呈現空間正相關性，模型的總體回歸結果較好，表明中國各省市區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Wurbanization值的大小反映了城市化發展水平空間溢出效應的變化情況，從總體來看，2002—2011年的10年間，空間溢出效應由0025下降到0021，表明相鄰區域間的城市化空間溢出效應對城市化的影響由0025%降低到0021%，總體上經歷著“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型發展趨勢，這說明各區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空間依存度呈現下降的趨勢。出現這種趨勢的原因在于：中國的城市化往往是區塊化的發展模式，各城市間競爭占主導地位，極化效應明顯大于擴散效應，各城市發展考慮更多的是自身利益，而對周邊區域涉及的過少。同時，區域的非均衡性發展也為此種結果提供了更好的解釋力，各區域間在城市化過程中不能夠實現均衡性和協調性，諸多區域實行的是城市化圈層式的發展思路，只是急功近利地向周邊區域進行資源占有和規模擴散。這樣的發展模式下，各區域間的城市化不是互促共進，而是各自為政的空間格局。這也印證出未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應促進區域空間格局由非均衡向均衡轉變、由發展的區塊化向連綿體轉變、由圈層式向網絡化轉變。

圖2變量系數變化圖

從影響城市化發展水平的變量系數來看，勞動力、資本和技術水平對城市化產生明顯的正效應。資本的產出彈性和技術水平的產出彈性呈現明顯的遞增趨勢，分別由2002年的0033和0005上升到2011年的0081和0101，說明資本和技術水平投入對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影響力度不斷增大；勞動力的產出彈性卻出現了遞減的趨勢，由2002年的0056下降到2011年的0024，說明勞動力的投入對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影響力度不斷減小。這與中國發展實際相吻合，不斷強化勞動力數量的投入，而勞動力質量和技術水平投入相對滯后恰是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所在。未來發展過程中應強化資本和技術水平的投入，特別是以技術水平的投入為主，提高技術水平對城市化的產出彈性，進而強化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否則，將會對其帶來負面的阻礙作用。

（2） 三大區域回歸結果分析

為更加明確傳統三大區域三大區域包括東部、中部和西部。其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和海南共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8個??；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陜西、貴州、云南、寧夏、甘肅、青海和新疆共11個省區。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在此分別對三大區域進行經驗測算，其模型和空間的相關性已在前文做了檢驗，在此不再贅述。對東、中、西部三大區域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進行測度，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2002—2011年間，東、中部地區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空間溢出效應整體上呈現上升的趨勢，分別由2002年的0130和0034上升到2011年的0135和0043，反映出東、中部地區相鄰區域間的城市化的空間溢出效應對城市化的影響程度分別由0130%和0034%上升到2011年0135%和0043%，蘊含著各省區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提高將促進整體水平的提升，這也是為何中國不斷大力倡導新型城鎮化和建立城市群的原因所在，它能夠產生較大的空間外部效應。與中國的整體運行結果相類似，西部地區卻呈現下降的趨勢，由2002年的0078下降到2011年的0014，展示出西部地區相鄰區域間的城市化的空間溢出效應對城市化的影響程度由0078%下降到0014%。之所以出現此種現象，有兩種原因使然：一是相對于西部地區，東、中部地區內部的城市密集度越來越高；二是東、中部地區內部的城市市場聯系強度的提升速度明顯高于西部地區，導致外溢效應也呈現上升的趨勢。這同時也能夠看出，東、中部地區城市化發展的空間依存度不斷上升，西部地區的空間依存度卻持續降低的現實。西部地區未來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提升城市化的空間溢出效應，從而促進整個區域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成為今后關注的重點內容。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對中國30個省市區地級以上城市2002—2011年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測度及其空間效應的研究，得出以下三點主要結論：首先，2002—2011年間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仍低于當前中國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化發展水平；與三大經濟板塊的發展相類似，出現東部高于中部和中部高于西部的格局，且各板塊內部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其次，城市化水平的空間溢出效應經歷著“M”型發展趨勢，各區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空間依存度整體呈現下降的狀態。最后，從三大區域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來看，東、中部地區呈現上升的趨勢，西部處于下降的趨勢；東部地區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在區域內部，勞動力、資本及技術水平均對城市化發展的影響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從以上結論可以看出，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呈現東部高于中西部的局面，這是城市發展的正?，F象，城市化的發展水平與經濟、產業等各種因素緊密相連，特別是產業因素更為明顯，由于經濟資源、教育資源等各方面的有利環境，東部占據了中國絕大部分的優勢資源。目前中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時期，東部的產業發展面臨著轉型與升級的嚴峻形勢，中西部則需更好地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來實現就地城市化，這是宏大的區域發展戰略。各區域內部如何通過資源共享及不斷提升城市間的聯系強度等可行性措施來平衡城市化的內在差距，應當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同時，2002—2011年間，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經歷著“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M”型發展趨勢，各區域城市化發展水平的空間依存度整體呈現下降的狀態；資本和技術水平的產出彈性呈現明顯的遞增趨勢，說明資本投入和技術水平投入對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影響力度不斷增大；勞動力的產出彈性卻出現了遞減的趨勢，說明勞動力投入對城市化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影響力度持續降低。這符合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一般趨勢，也為未來的城市化發展進程帶來深刻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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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