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實證分析

劉漢中　劉佳麗

摘 要：本文基于1998年-2014年我國30個省的空間面板數據，利用MoranI指數檢驗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并運用反映地理距離影響的鄰接矩陣與距離矩陣，構建空間誤差模型、空間滯后模型以及空間杜賓模型考察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結果顯示，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需要設定正確的空間權重矩陣，不僅要考慮反映地理位置的空間鄰接矩陣，還應該考慮反映真實距離影響的空間距離矩陣；制造業集聚的專業化、多樣性以及競爭性對地區經濟增長均具有空間效應，且政府的干預程度對地區經濟增長也存在空間效應。

關鍵詞：MoranI指數；空間計量模型；空間效應

制造業集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僅發生在如美國、德國與日本等發達國家，同樣也發生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但是，近年來研究學者只是單一地從制造業集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出發，考察其指標之間的聯系，并未從制造業集聚的本質出發，制造業集聚的產生本身就與地理距離存在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們在研究制造業集聚與經濟增長的問題時應該考慮地理距離的影響。

一、空間相關性檢驗

本文采用MoranI指數（Moran，1950）來檢驗我國各地區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具體計算公式為：

從表1可知，1998年-2014年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全局MoraI指數均為正，并且所有的MoranI指數均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下的檢驗，這說明我國各地區制造業經濟增長存在顯著地空間正相關性，也就是說，我國各省經濟增長水平相近的地區存在明顯的空間集聚效應。同時，從1998年-2014年的全局MoranI指數來看，整體上呈現一個“倒U”型發展趨勢，我國各地區的全局MoranI指數隨著時間的變化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說明我國各地區經濟增長存在較強的空間集聚效應。這也充分反映了地理位置在我國各地區制造業集聚與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

二、空間計量模型的構建

在構建空間面板計量模型之前需要考慮空間權重問題，本文選取了空間鄰接權重矩陣W1與空間距離權重矩陣W2?？臻g鄰接權重矩陣W1是對角線上的元素全部為0，非對角線上的元素根據地區i與地區j的相鄰情況，如果兩個地區相鄰則為1，如果不相鄰則取0，具體形式為：

三、變量的選擇與數據說明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1998年-2014年我國30個?、俚闹圃鞓I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數據，由于統計口徑的變動影響，本文的原始數據主要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與《中國工業統計年鑒》等，具體情況如下：

1.被解釋變量：實際人均GDP（pergdp），本文采用的是1998年-2014年我國30個省的實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四、空間模型實證分析

本文根據MoranI指數的空間相關性檢驗的結果，說明我國各地區制造業集聚與經濟增長存在空間效應，并且以地區之間的空間鄰接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構建我國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誤差模型與空間杜賓模型，依據公式（6）、（7）、（8），得到具體的空間面板回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以空間鄰接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的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誤差模型與空間杜賓模型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成立的，但三個模型的面板估計結果系數符號存在明顯的差異性，空間誤差模型與空間杜賓模型的估計結果趨于一致，而空間滯后模型的估計結果卻不相同；但是，空間杜賓模型的回歸估計結果要優于空間滯后模型與空間誤差模型，其擬合優度最好，似然比檢驗結果也最優。

空間杜賓模型的估計結果與空間誤差模型的估計結果更為接近，我國制造業集聚的地區專業化與企業競爭強度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其系數分別為0.1246與0.0966，但只有地區專業化系數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下的檢驗；制造業集聚的經濟多樣性也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負向作用；空間自回歸系數的估計值為0.5552，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說明我國省際間地區經濟增長水平存在正向促進作用，周邊地區經濟增長水平提高能夠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從控制變量來看，人力資本與政府的干預程度對地區經濟具有正向作用，其系數分別為0.5356與0.3226，且分別在1%與5%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說明我國人力資本與政府政策的偏向在地區經濟增長中占據重要地位。

由表3可知，空間距離矩陣的面板模型估計結果要優于空間鄰接矩陣的面板估計結果，說明實際地理在我國各地區制造業集聚與經濟增長中占據重要作用；以空間距離矩陣為空間權重矩陣的空間滯后模型、空間誤差模型與空間杜賓模型的回歸估計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基本成立，回歸估計系數符號也基本趨于一致。地區專業化指數與企業競爭強度效應系數為0.1969與0.1657，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我國制造業集聚的地區專業化與企業競爭強度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促進作用；而經濟多樣性系數卻為-0.3237，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我國制造業集聚的多樣化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負向阻礙作用。而地區專業化與企業競爭強度的空間效應系數卻為-0.2966與-0.1800，分別在10%與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周邊地區制造業集聚的地區專業化發展與企業競爭強度的提高對該地區經濟增長具有負向阻礙作用，周邊地區的專業化水平提高與企業競爭加劇會吸引該地區的企業與勞動力；經濟多樣性的空間效應系數為0.3607，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周邊地區制造業集聚的多樣化發展對該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能夠給該地區經濟發展帶來溢出效應。

從控制變量來看，人力資本與政府干預程度系數分別為0.1927與0.128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說明我國各地區人力資本與政府的政策干預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但政府的干預程度還具有空間效應，其系數為0.3403，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說明周邊地區政府的政策干預會給本地區的發展帶來溢出效應，會帶動該地區經濟增長水平的提高。

五、結論

本文主要是為了研究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效應，通過MoranI指數的檢驗，發現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相關性；同時，運用反映地理距離影響的鄰接矩陣與距離矩陣，構建空間誤差模型、空間滯后模型以及空間杜賓模型考察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的效應，結果顯示，地理距離是影響制造業集聚與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國制造業集聚對地區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空間效應，制造業集聚的地區專業化與企業競爭強度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作用，而制造業集聚的經濟多樣性也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負向作用；我國省際間地區經濟增長水平存在正向促進作用，周邊地區經濟增長水平提高能夠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政府干預程度對地區經濟增長具有正向空間溢出效應，周邊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也會給本地區帶來負向影響，從而阻礙該地區經濟增長。

注釋：

①本文研究的30個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由于數據的有限性，不包括西藏、香港和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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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漢中（1968- ），男，湖南婁底人，博士，教授，主要從事計量經濟學前沿理論方法及其應用研究；劉佳麗（1991- ），女，湖南衡陽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區域經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