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視域下的鄉村協同治理模式建構

莫光輝??于澤堃???；?/p>

摘要：鄉村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國家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而鄉村治理又是鄉村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自改革開放以來，城鄉二元結構體系逐漸被解構，大量的農民紛紛從鄉村涌入城市。由于眾多青壯年勞動力離開農村，抽離了鄉村建設的核心力量，農村“空心化”現象日趨突出，鄉村建設陷入了疲軟乏力的治理困境。本文以廣西兩岸村“同心共建”工程為例，從人口流動的分析維度審視鄉村治理的有關問題，探索鄉村協同治理模式建構路徑，以期在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上有所突破。

關鍵詞：人口流動；農村“空心化”；“同心共建”工程；鄉村協同治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6）01-0070-04

一、引言

鄉村治理模式一直以來都是社會學界所關注的重點之一，鄉村治理的發展與變遷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我國社會學家梁漱溟、晏陽初等人發起了“鄉村建設運動”，探索鄉村改革的方案，這些知識分子通過鄉村實驗以及實地調查等方式搜集整合了大量關于鄉村治理的社會調查資料，為以后的鄉村治理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后，關于社會治理的著述陸續出版，如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楊開道的《中國鄉約制度》等。其中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從理論上闡釋了傳統鄉村的社會結構，對比了中國傳統社會與西方現代社會在價值觀上的差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安钚蚋窬帧钡奶岢鲇欣谏钊敕治鰝鹘y中國社會的治理機制與運行模式。[1]直至今日，“差序格局”理論不僅對中國的鄉村治理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被國際社會學界所普遍接受。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推進，我國鄉村社會也發生了一系列劇變，原有的鄉村治理體制已不能適應鄉村社會發展的需要，這樣的背景下鄉村治理受到社會學界的關注。徐勇在1998年承擔國際合作項目《中國農村村級治理模式研究》與湖北省委專項基金項目《湖北農村村級治理》，出版專著《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及《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賀雪峰的《新鄉土中國》更是通過紀實調查的方式描述了當下鄉村社會的治理現狀。而自陸學藝主持的國家重大社科基金《中國國情叢書——百村經濟社會調查》出版以來，諸多學者通過實地調研出版了《嬗變中的古村鎮：湖北省應城市巡檢村調查》《屯僑村蒜嶺的變遷》《城市化進程中的石牌村》等多本學術專著，更進一步地促進了我國鄉村研究的新發展。學者還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鄉村治理模式的變遷。有學者認為，建國后的鄉村治理主要經歷了建國初期階段、人民公社階段和改革開放后階段三個階段，其劃分邏輯在于治理主體的不同，從最初的合作互助性質的農業合作社逐步發展為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再到后來的村民自治，其關注點在于治理主體對于治理模式建構的影響。[2]但何朝銀認為因人口流動而引發的鄉村階級分化才是影響鄉村治理變遷的重要因素。[3]吳妤與梅偉偉則從協同學的角度分析總結出鄉村治理有政府全能、“鄉政村治”和多中心治理三種治理模式，認為鄉村治理的建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多方參與協調一致的過程。[4]

雖然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學者嘗試了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分析鄉村治理的有關問題并取得了較大進展，但從總體上看，現階段的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也存在著不足，具體表現為：一是鄉村治理研究主要是通過分析鄉村組織結構來闡釋鄉村治理模式在結構層次上出現的缺陷，但對于引起治理困境的內在邏輯卻缺乏更為深入的解析。二是研究者往往更為重視對固定的社會關系的闡述，卻缺乏對動態的社會互動與影響鄉村治理諸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的關注。與此同時，在鄉村治理的研究方法上，如何在完全資料的堆積與實地調查的研究之間尋求一個平衡；在面對村落的個案分析時，如何避免囿于個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釋力，把具體的鄉村治理研究上升到對整體鄉村社會的認識，從而在“地方性知識”和“整體社會知識”之間找到一個結合點，建立起具有廣泛解釋能力的分析框架，是今后鄉村治理研究中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從人口流動的分析維度審視鄉村治理的有關問題，其價值在于不僅豐富了鄉村治理理論研究，更為推動鄉村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面對工業化、市場化、信息化的快速發展，面對農村剩余人口流動、農村土地流轉、農村“空心化”等現實，深入探討鄉村社會與現代化社會發展相協調的治理路徑顯得很有必要，將為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理論與實踐提供必要的經驗啟示和思考方向。本文基于以往關于鄉村建設的研究基礎和研究成果，以廣西兩岸村“同心共建”工程為例，從人口流動的視域，從鄉村治理的運行機制和鄉村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互動關系出發，探討鄉村協同治理模式的構建思路。與以往不同的是，文中在理順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同時，重點分析人口流動對鄉村治理模式的動態影響和治理困境，深入探索農村“空心化”發展趨勢下的鄉村治理內在邏輯，梳理鄉村治理的運行機制并闡述鄉村協同治理的突破可能。

二、“同心共建”：農村“空心化”治理模式的可能突破——以廣西兩岸村“同心共建”工程為例

1.兩岸村“同心共建”工程簡況?！巴墓步ā惫こ淌侵泄仓醒虢y戰部及各民主黨派以“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為宗旨，齊心協力幫助解決邊遠山區、貧窮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發展及民族民生等突出問題的一項工程。兩岸村同心品牌示范點位于廣西賓陽縣兩岸村，該村是我國著名的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杰出的社會活動家、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的故鄉。2011年以來，按照中共中央統戰部打造“同心品牌”的總體部署和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關于開展“思想上要同心同德，目標上要同心同向，行動上要同心同行”的“同心”工程建設的工作指示，賓陽縣把兩岸村作為“同心品牌”的示范點。在兩岸村“同心品牌”示范點的建設過程中，賓陽縣以“同心”思想為引領，以把兩岸村建設成同心統戰文化基地為目標，以名人名村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程思遠故居及陳列館為載體，凝聚社會各界力量，推動兩岸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力圖把兩岸村建成基礎設施完善、產業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群眾文化生活豐富、民族團結、精神文明進步的“同心新村”，打造成富有廣西特色的“同心”品牌工程，實現參政黨與執政黨同心、統一戰線各界人士與黨同心、人民群眾與黨同心的“同心”目標。賓陽縣以實施兩岸村社會主義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契機，整合縣內19家部門和單位資源，將兩岸村“同心”基地建設活動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緊密結合，開展“同心”共建工程建設。由各部門分別負責實施的兩岸村“同心”項目及新農村基礎設施21個分項工程計劃投資1304.78萬元，計劃逐步完成程思遠故居后山項目用地清理及圍墻回廊建設，并配套建成故居游客服務中心、生態停車場，思遠育才學校圍墻改造、兩岸村綠化工程、村級公共服務中心、房屋外立面改造、道路修繕及村屯級公路硬化、廉政文化長廊、黨建示范點、精神文明示范點等項目，一些后續工程則納入了賓陽縣兩岸村特色名村項目建設規劃逐年實施。通過部門聯動，各界人士和廣大群眾積極參與，兩岸村村民公共基礎設施得到了健全完善，大大推動了兩岸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

2.兩岸村“同心共建”工程運行模式。兩岸村目前全村人口520人，耕地面積540畝，其中水田320畝，旱地220畝，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種植稻米、甘蔗或有機青菜、水果玉米等農作物以及外出務工。雖然隨著種植技術的提高與品種的改良，農田的單位產值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因人均耕地僅一畝多，單位產值的增加難以在總收入上體現出來，所以村民增加收入的方式主要是依靠進城務工。而在村民進城務工的過程中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就業成本與風險成本，從目前情況看，雖然農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大都能負擔自身基本生活費用，但農民工仍然是風險承受能力很低的弱勢群體。[5]所以兩岸村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了青壯勞動力流向城市、鄉村精英的流失等問題。

為了突破“空心化”引發的發展困境，政府首先是通過“助推發展，智力支持”工程形成了以政府主導、農民為主體、社會集體參與的工作構架，由政府協調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住建部、農業部等部門與單位，深入挖掘對口的社會資源。同時，在縣級政府層面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研究制定幫扶實施的計劃方案，以期達到工作高效推進的目的。其次，開展“改善民生、生態建設”工程，推動兩岸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兩岸村村民的生活環境。在“改善民生、生態建設”工程的推動下，兩岸村已建成籃球場、文藝舞臺、公共服務中心、圖書室和休閑廣場，同時，兩岸村還以開展“清潔鄉村” “生態鄉村”活動為契機，開展村容村貌建設，并以“星級文明戶”評選活動為抓手，采用黑板報、標語、宣傳窗的形式在群眾中大力開展社會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宣傳，倡導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村民們互相監督，促進村民逐漸養成文明、衛生的生活習慣，提高村民的思想素質。最后，在“示范帶動”工程的推動下，大力發揮同心品牌的輻射作用。通過建設程思遠故居作為賓陽縣、南寧市、自治區三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發揮兩岸村“同心共建”示范點的同心品牌輻射作用，利用電視電臺、報刊、網絡等現代媒體開展“示范帶動”工程，對“同心”文化開展深入宣傳，全方位宣傳“同心”品牌。

以“空心村整治—中心村建設”為切入點，通過深化政府管制和深化制度改革，著力推進農村地域系統的空間重構、組織重建和產業重塑。[6]“同心共建”工程在建設兩岸村的過程中注重協調各方資源，以共同參與為基礎，通過推動兩岸村基礎設施的完善以達到改善兩岸村治理困境的目的。在推動鄉村規劃空間重構的同時還推進了鄉村組織體系的完善。 “空心化”引起的治理困境本質上是原有鄉村結構的崩潰，在城鄉差距進一步拉大的背景下，城鄉間的人口流動更是一個鄉村精英不斷流失的過程，使得鄉村治理陷入了一個人口流失與治理無力的惡性循環之中。構建“中心村”不僅要在空間上進行規劃重塑，更要在運行機制上構建“中心關系”。創建“同心共建”兩岸村示范點的建設，是由政府主導建設工作，兩岸村村民作為參與的主體，協調全社會的優勢資源實現多方協調共建的一種新型模式。政府引入項目，一方面從改善基層組織情況入手，針對基層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情況提供相應的指導，完善鄉村治理的組織結構；另一方面，通過對鄉村產業發展的支持，吸引資金、技術、人才流向鄉村，在完善鄉村產業體系的同時，帶動鄉村的整體發展，縮小城鄉差距，在實現鄉村協同治理與鄉村發展的過程中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

3.兩岸村“同心共建”工程的治理成效。經過四年多的努力，兩岸村“同心村”示范點建設實現了基礎設施完善、經濟協調發展、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群眾文化豐富、民族團結進步的目標，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一是黨委政府贏得民心，干群關系不斷改善。當地群眾積極參與、主動配合，創建過程中群眾自發集資10萬元，投工投勞8100多人次；二是廣大群眾得到實惠，品牌建設深受歡迎。兩岸村“同心共建”示范點的良好示范效果掀起了 “同心”品牌建設熱潮，先后涌現出同心·民俗文化村、同心·青年就業創業見習基地、同心·炮龍文化交流隊和致富感恩·同心共建美好家園等同心品牌典型；三是統戰成員深受影響。自2011年以來，帶動賓陽縣各界為抗震救災、新農村建設、愛心助學、清潔鄉村活動等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幣近千萬元，參與服務社會熱情不斷提高，統戰工作成效顯著；四是社會影響不斷增強，輻射帶動作用明顯。兩岸村“同心村”示范點自創建以來，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程思遠故居先后被認定為賓陽縣、南寧市、自治區三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接待國內無黨派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等游客、嘉賓近15萬人次，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同心村”的積極影響越來越大，為開展統戰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

與此同時，兩岸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完善，產業體系初步建立，對構建社會主義新農村具有重要意義。兩岸村的產業發展現狀主要以農業為主，而促進農業現代化需要加強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科學編制鄉村建設規劃，統籌鄉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建設。[7]“同心共建”工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涵蓋甚廣，其中既包括程思遠故居、程思遠陳列館以及后山公園等具有深厚歷史淵源的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也有村屯道路硬化、舊屋改造、學校和村社活動中心等生活基礎設施建設?；A設施的進一步完善不僅對于提高村民生活質量具有積極意義，也為深化鄉村產業發展提供了現實基礎。在兩岸村被選為“同心共建”項目實施點之前，鄉村產業是水稻種植以及少量用于滿足本村需要的加工業，村民種植收入不高，難以改善生活水平。自實施“同心共建”工程之后，根據賓陽縣農業局的科學指導，發展水果玉米與有機青菜等價值更高的作物種植。除此之外，兩岸村也注重發掘“同心”品牌價值，依托“同心”品牌積極吸引投資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業，促進鄉村產業體系進一步升級。兩岸村的“同心”建設經驗為如何促進鄉村可持續發展，解決當下鄉村發展動力不足的問題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兩岸村的“同心共建”經驗對于建構鄉村協同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落實“同心共建”工程的各項工作中形成了以政府為主導，以村民為主體，強調社會參與的工作構架。在堅持村民民主自治的前提下積極整合社會優勢資源，在依托社會資源進行鄉村建設的同時注重重塑村民的參與觀念，逐步建構鄉村治理的基礎框架?！巴墓步ā惫こ虒τ卩l村治理的關鍵影響在于構筑政府、鄉村與社會三者之間的相互聯系機制，促進鄉村與政府之間的縱向溝通和鄉村與社會之間的橫向溝通，以此促進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巴墓步ā惫こ掏ㄟ^政府幫扶與社會支持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鄉之間的人口單向流動，以發展基建與引資入村為載體，推動人才回流，打破了因人才不足與鄉村治理無力而引發的惡性循環。

三、“同心共建”：農村“空心化”有效治理的可行路徑

1.協同治理模式是解決農村“空心化”快速變遷的有效途徑。農村“空心化”原是由農戶建房意愿增強和建房力提升雙重驅使下的建房需求增長與相應監管調控政策的缺位共同作用下的不合理農戶建房行為所導致村莊內部土地利用空間格局變化的一種過程和表征。[8]所以，針對空心村的治理更多的是從鄉村空間規劃出發，通過制定科學的土地利用規劃以限制農村“空心化”的發展。但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空心化”問題日益復雜化，隨著城鄉二元體制被打破，農民不再被束縛在鄉村，農村“空心化”的原因已不僅僅是農民通過建房以期改善生活環境的盲目擴張行為，“空心化”的發生機制變得更復雜，治理變得更加艱難?，F階段的農村“空心化”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人口流動出現階層化的特點。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將鄉村的精英階層逐漸從鄉村地區剝離，留守鄉村的大多是老幼婦等弱勢群體，由此使得鄉村發展缺乏動力，鄉村治理出現疲軟的狀況。其次，人口流動具有單向性的特點?，F階段的人口流動幾乎全部是鄉村人口流向城市，城鄉之間因為發展差距的原因并沒有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而這種單向的人口遷徙已嚴重影響了鄉村治理。隨著“空心化”的問題日趨復雜，原有的治理模式已不能適應當下鄉村社會發展狀況，簡單的進行土地規劃或強化對鄉村建設的監管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下農村“空心化”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所以，深入揭示農村“空心化”的形成機制，并以此為基礎，完善鄉村治理模式便顯得尤為緊迫。

2.“同心共建”：農村“空心化”協同治理的“同心”價值。在農村“空心化”的協同治理過程中，“同心共建”模式的實踐價值主要表現在：第一是以人為本的“同心”發展價值。兩岸村的“同心共建”工程的內生邏輯是以村民為主體，通過協同治理，重塑鄉村的發展機制，推動鄉村社會的全面發展。體現了以人為本，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理念。第二是飲水思源的“同心”統戰價值。兩岸村在政府、鄉村與社會的三方互動過程中，通過紅色教育向社會傳遞統戰價值，而社會則通過提供發展資源帶動兩岸村發展；政府通過鄉村建設項目來發掘兩岸村的統戰價值，而兩岸村則通過自身發展的成果向社會傳達統戰價值。因此，在農村“空心化”協同治理的互動之中，各方的協調共進，體現出了“同心共建”工程的“同心”所在。第三個則是持續發展的“同心”自主價值?！巴墓步ā惫こ讨荚谥亟ㄠl村的自我發展能力，通過協同治理，打破了“空心村”人口流失與治理疲軟的惡性循環，完善了鄉村產業結構，吸引了人口回流，體現了“同心共建”工程的最終目的在于使得鄉村獲得持續發展的能力。

3.“同心共建”：農村“空心化”協同治理的創新方向。首先，協同治理模式在組織結構上極大地整合了政府部門資源，共同發力。協同治理模式較以往而言，更加注重靈活的組織方式，調整了政府在鄉村治理中的地位，這符合我國政府關于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的要求，而靈活的組織方式則更有利于激發各方在推動鄉村治理上的積極性，為推動鄉村發展提供了制度空間。其次，鄉村協同治理在研究思路上更為深入，面對農村“空心化”問題，鄉村協同治理模式著眼于解決人口流出問題而非抑制人口的流出，力圖從根本上解決“空心化”從而消除“空心村”出現的治理疲軟等問題。所以構建鄉村協同治理模式的主要切入點是通過分析影響人口流動的運行機制以尋求逆轉“空心村”空心化的治理方法，最終達到鄉村社會良性發展的目的。最后，在治理理念上尋求新視角。鄉村協同治理模式較以往治理方法在理念上有所突破，鄉村協同治理模式是以發展為治理手段，通過整合利用發展資源來實現對“空心村”的治理。

在鄉村治理研究上，超越直覺經驗方法的局限，才能推進鄉村治理研究的創新與發展。[9]所以，就構建鄉村協同治理模式而言，深入探究農村“空心化”問題的內在邏輯是必經之路，“同心共建”的運行邏輯是建立在多方協同治理之上，這改變了以往政府主持一切、鄉村發展依靠政府項目的局面。協同治理的關鍵在于建立社會、政府與鄉村之間的相互聯系，在促進相互之間良性互動的過程中盡可能地整合優勢資源協調發力，促進農村“空心化”問題的有效治理，創新鄉村治理新路徑。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 [M]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4-29

[2]袁金輝 中國鄉村治理60年：回顧與展望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9，（5）

[3]何朝銀 人口流動與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分化浙江社會科學，2006，（2）

[4]吳妤，梅偉偉協同學視域下的鄉村治理模式研究經濟與管理研究，2010，（3）

[5]池子華，王晚英 20 世紀中國農村人口流動研究概述中國農史，2005，24（3）

[6]劉彥隨，劉玉 中國農村空心化問題研究的進展與展望地理研究，2010，29（1）

[7]宋洪遠我國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面臨的挑戰與選擇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2）

[8]龍花樓，李裕瑞，劉彥隨 中國空心化村莊演化特征及其動力機制地理學報，2009，64（10）

[9]陸益龍 超越直覺經驗：農村社會學理論創新之路天津社會科學，2010，（3）

【責任編輯：孫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