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的學科化：知識建構還是話語策略

潘琳玲，徐嵐

（淮海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連云港，222005）

翻譯研究的學科化：知識建構還是話語策略

潘琳玲，徐嵐

（淮海工學院外國語學院，江蘇連云港，222005）

摘要：學科是知識劃分的制度化結果，其通過學科范式和規訓使知識生產在差異性和排他性中劃定“不可滲透性”邊界。當代翻譯研究在社會、文化等轉向之后，逐漸成為一個多學科與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領域，更多是在與其他學科“互涉”的去學科化邏輯中完成知識建構的。學科的本質是權力，翻譯研究學科化的根本動因是謀求學術權力和體制生存的一種話語策略。從知識發展角度來看，學科并非翻譯研究的最終歸屬，翻譯研究的未來方向應當從“學科化”轉向“知識化”，在學科中做多學科研究將是翻譯研究的理性選擇和長期狀態。

關鍵詞：學科；翻譯研究；知識；話語

翻譯研究是否是一門學科在20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之間經歷了激烈爭論，而后進入沉寂，尤其是翻譯研究在學術體制內的建制成功，終結了關于學科化的很多討論。當下翻譯研究在中國已經取得顯著成績，各種跡象都在表明“翻譯學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1］（77）。本文并非意在爭論翻譯研究的學科歸屬，而是想借助學科的視角來審視翻譯研究的現狀與方向。多年來，我們一直將學科作為翻譯研究的奮斗目標，但對學科目標本身缺少深入了解，更多的功夫放在了“學科化”，而很少去“化學科”。然而，如果不了解學科的邏輯內涵以及翻譯研究的學科屬性，翻譯研究的學科化就有可能南轅北轍，我們當下的學科建設就可能偏離知識探索的價值方向。國內翻譯研究在經歷幾十年長足發展之后，我們需要反溯翻譯研究的知識演進過程：學科的內涵與本質到底是什么？學科化符合翻譯研究作為實踐性學科的屬性和邏輯嗎？如果從知識發展的角度，學科化并非是翻譯研究的最優選擇，那我們學科化的理由和出路又何在？

一、學科建構的制度邏輯

學科是對人類知識體系進行劃分的方式和結果，當關于世界的學問知識超越個體掌握能力時，我們就只能分科取之，這是學科誕生的知識源頭。從詞源學來看，學科最早與知識學習相關，discipline就來于拉丁語的動詞“學習”（discere）及其派生出的名詞“學習者”（discipulus）?，F代英語、法語中的discipline以及德語中的disziplin雖然與discere有關，但其語義內涵卻主要來源于disciplina（紀律、規訓、約束之意）一詞。因此在英、法、德等語言中，學科（discipline）更多指向一種社會意義的建制，即紀律和規訓的意思。學科作為一種人為主觀建構的產物，一方面是便于認識世界的知識分類系統，另一方面是規范知識生產的學術規則體系。通常而言，我們習慣從知識結構、邏輯起點和理論體系等知識角度來理解學科，而忽視了學科作為一種建制和規訓的深層內涵。

學科之所以能夠作為一種知識建制，主要來自托馬斯·庫恩所謂的“范式”意義。范式（paradigm）最早由庫恩在研究科學革命結構時提出，用于指示被某一知識共同體所共享的一套特定的理念、價值、方法和技術，體現為知識領域中的認知和行為規范。［2］（175）范式是對本學科研究對象和方法的內在確認，它要求學科的構建必須有其專屬的研究對象和特定的研究方法，專有性、獨特性和自足性是學科之為學科的基本屬性?！皩W科制度化進程的一個基本方面就是，每一學科都試圖對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差異進行界定，尤其是要說明它與那些在研究內容最為相近的學科之間究竟有何分別?！保?］（32）因此，學科形成的關鍵在于對其知識邊界的充分確定，并據此產生相應的學科規范，如果缺少范式屏蔽，一門學科就會成為任由其他學科隨意進出的公開領域而不是專屬領地。

收稿日期：2015-10-15；修回日期：2016-01-28

基金項目：2015年度淮海工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翻譯研究的學科化轉型研究”（S2015002）

作者簡介：潘琳玲（1981-），女，江蘇灌云人，淮海工學院國際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翻譯基本理論；徐嵐（1970-），女，上海人，淮海工學院國際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譯與跨文化交際

可見，一門學科的制度化過程實際就是劃定學科領地和邊界，進而建立學科身份意識，使學科的觀念形態與組織形態融為一體的過程。這種“知識圈地”使得一個學科在研究對象、方法和概念范疇等方面收攏于一個相對固定的知識空間，成為一個學科就意味將一門學問以壟斷性的方式交給這門學科從業者。這種壟斷性邊界通常借助學科規訓的方式來固化和維護，規訓意味著學術研究人員如果不在一門學科內經過長期的專業化訓練，就無法進入這個研究領域。學科規訓實際上設置了學科從業標準，標識學科內在特有的話語系統和技術規范，使學科內外建立一種知識落差，進而突顯和確立本學科專業主義優勢。人類知識在進入大生產階段后，遂沿襲這種學科邏輯不斷分門別類地遞進演化，即便在今天各科知識如此交融的時代，依然難以撼動學科的制度化力量。

二、翻譯研究學科化的現實取徑

走向學科是各類知識系統化和制度化的必然結果，與其他鄰近學科相比，翻譯研究的學科化進程可謂一波三折。翻譯研究早期發軔于比較文學研究，在過去一直是比較文學的一個研究領域，這一時期翻譯研究重視和突出語文學范式，以“信、達、雅”等準則為代表。其后，翻譯研究開始轉向結構主義語言學范式，通過借助大量語言學知識來揭示翻譯的內在規律和原理，并藉此建構了翻譯學的理論化體系。由文學和語言學開創的研究范式統治了翻譯研究的絕大部分歷史時期，但是這種將“忠實”和“等值”奉為圭臬的思想也使得翻譯研究裹足不前。越來越多的翻譯研究者認識到僅僅局限于狹隘的語言文本無異于作繭自縛，堅持語言中心論只能使翻譯研究的道路越走越窄。到20世紀90年代，以語言學范式為基礎的翻譯研究基本走向完結，以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傳播學等多學科為知識來源的研究范式極大擴展甚至重構了翻譯學知識領域，在此不得不提在譯學界引起震蕩的文化轉向。

文化轉向受啟發于文化研究學派，這種文化學范式將翻譯視為宏觀的文化轉換，進而借助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社會批判理論引出更宏大的社會課題。文化學范式實際跳出了傳統翻譯研究以“句法—語義”為中心的語言目標模式，更多將文本置于社會歷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量，極大地拓寬了翻譯研究視閾?！坝谑?，突破語言，突破文學，已經成為當今國際譯學界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保?］（2）文化轉向背后反映的是翻譯活動與世界發生關聯的方式產生變化，“翻譯不再是簡單的語碼轉換，而是一種跨文化、跨語境的闡釋”［5］（29）。伴隨文化轉向，翻譯研究的范圍不斷擴大，日益突出與社會和文化的實踐互動關系，翻譯研究愈發朝向一個開放的研究領域而非專屬的學科發展。在筆者看來，所謂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其最大意義不在于是否真的轉向了文化，而在于轉向文化研究對譯學定勢的深層啟蒙，轉向一種多學科綜合性研究的可能?！胺g研究的視角正在通過‘語言’‘文化’‘社會’而勾勒出更為廣闊的跨學科前景，正在超越當下而進入一個翻譯研究的后時代（post-translation studies）?！保?］（10）

翻譯是翻譯研究的核心概念，如何界定翻譯直接決定了翻譯研究的開展及其學科化，正如 Tymoczko指出“翻譯研究的首要目標便是嘗試給翻譯下一個定義”［7］（1082）。如果將翻譯僅視為文本和語言轉換，翻譯研究必然是比較文學或應用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只能作為其下的一個三級學科；如果將其定義為一種跨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活動，翻譯研究則有可能成為一門“獨立于對比語言學和比較文學等任何學科領域的自滿自足的學科”［8］（16）。從翻譯研究的范式轉換軌跡可以看出，整個翻譯研究的邊界不斷趨于擴大，愈發朝著一種“大翻譯”的方向發展。當代翻譯研究的問題域越來越多地發生在翻譯與社會、文化、傳播的界面上，翻譯研究也更多是與這些學科“互涉”的結果?！半S著文化社會態度、話語空間以及各種權力形式介入到翻譯研究——旨在應對翻譯實踐的復雜化，翻譯的學科身份必然趨于跨學科性質?！保?］（5）事實上，我們做的很多研究也已經突破了原有翻譯學的范疇，許多新興的機器翻譯、外宣翻譯、視覺翻譯等研究需要大量借助其他學科知識，如口譯、機器翻譯就和認知心理學與計算機科學非常相關，而外宣翻譯則和政治學、傳播學聯系極為緊密，這些領域恰恰是最具知識創新的增長點。當翻譯研究的對象開始從單一化、絕對化走向復雜化、相對化，多元對象與多元方法的交叉復合便成為當下翻譯研究發展的新常態。

翻譯學在西方已經事實上成為一個多學科的研究領域。要看到，西方翻譯研究整體上采取更宏觀的視角，特別是西方近幾十年來的翻譯研究，早已經跳出傳統語言范式和文學范式的局限，從更廣闊的社會、文化、政治和傳播等學科角度開展研究和構建理論。Snell-Hornby在對傳統翻譯研究中“語言學派”和“操縱學派”的批判中，就主張新的翻譯學科應該是一個具有“綜合性”的學科領域。［10］（13-25）Wilss也認為翻譯研究是一個綜合性學科，并將翻譯學置于由語言學、文化學、社會學、腦科學、計算機科學和認知心理學構成的學科六邊形之中。［11］（131-144）可以說，翻譯研究之所以能夠得到迅速發展，是其作為一個多學科的研究領域而非傳統意義下的學科所帶來的。多學科已經成為當下翻譯研究的基本屬性和知識特點，這里的多學科既包括運用其他學科理論方法來分析翻譯活動，也包括借助其他學科的視角來解釋翻譯問題。翻譯研究的這種多源流知識屬性，使其難以做到像傳統學科那樣專門化，因而所體現出的學科性也相對較弱。

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翻譯最初都是外語教學和跨文化交際的一個手段，隨著這種交換活動的擴大產生了對翻譯有針對性的研究。從知識源頭來說，翻譯研究更多地是一個以實踐性為主的研究領域。相對基礎學科固有的理論偏好，翻譯研究的應用性取向則較為明顯，其主要通過對不同具體問題的解決來積累知識。這里我們就需要對翻譯研究的知識屬性進行明確，筆者認為，翻譯研究是以應用研究為主體的兼有理論性的研究，我們要承認翻譯本體研究——也就是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但同時要看到翻譯研究的生命力在以問題為導向的大量應用性領域中。翻譯研究的實踐性和實踐品格是與生俱來的，這種實踐和應用取向決定了翻譯研究無法像傳統學科那樣強調學科邊界、突出學科專有性，更多需要借助其他學科共同參與，才能保持翻譯研究的多元開放和活力生機。

當前的翻譯研究已經不再具有學科專屬性和排他性，而逐漸成為一個聚集多學科知識的研究領域，多學科研究范式使得翻譯研究更多顯示出“領域”而不是“學科”的特征。學科和領域的區別在于，學科的邊界通常不可滲透，而領域的邊界則具有可滲透性?！安豢蓾B透的邊界一般說來是緊密扣連匯聚的學科規訓社群，也是那個知識范圍的穩定性和整合的指標?？蓾B透的邊界伴隨而來的是松散、分布廣泛的學術群，亦標志更分散的較不穩定的和相對開放的知識結構?！保?2］（22）作為研究領域的翻譯學，沒有固定森嚴的知識生產邊界，只要能與翻譯產生關聯的學問都能進入研究視野，成為翻譯研究的方法和議題。翻譯研究的知識演進過程恰恰“回避”了學科化的基本特征，與學科的內在要求和本質不是漸近而是漸遠——翻譯研究正是在學科邏輯的反向發展中成長起來的。這種理想與現實間的背反使我們對翻譯研究的學科化增加了幾份困惑，翻譯研究的現狀與其學科化目標產生了事實上的分裂，看似“言行不一”的背后實際蘊含的是一個復雜微妙的學科情結。

三、翻譯研究學科化的話語策略

學科從其誕生起，就不僅僅是對知識分類的確認，而是維護知識生產秩序和保障學術資源的工具，用?？碌脑拋碚f，學科的本質就是權力。?？略谄洹吨R考古學》書中對學科的形成過程和組織模式給出了犀利的評判，使我們意識到學科不單是知識集合，更是權力和話語機制。學科實際是社會制度延伸到知識領域的一部分，是知識領域社會學屬性的體現，其背后隱含的是一種利益維護與話語策略?！霸捳Z”一旦產生就會形成一個控制、篩選和分配的程序機制，學科實際就是一個生產話語的控制體系，它通過設置規則同一性來劃定邊界和掌控權力。［13］（224）學科對知識及其生產進行規制的需要，使得學科作為一種權力和控制有其必要性，正如?？潞髞硭浴安幌鄳亟嬕环N知識領域就不可能有權力關系”［14］（27）。因此，認識到學科的權力本質，會使我們看到翻譯研究學科化的根本動因是權力，是借助學科形成的知識權力不斷獲取學術生存和發展資源的一種話語策略。

國內翻譯學界之所以如此在意翻譯研究的學科化，對學科獨立孜孜以求，對學科喪失痛心疾首，其背后恐怕離不開這種權力和話語因素。西方翻譯學者Hermans早就指出：“承認翻譯研究具有獨立的學科地位，可以營造更好的外部學術環境，為翻譯研究發展提供更好的機會?！保?5］（15-16）學科作為現代學術體制的基本單位，如同“知識戶口”一樣。如果缺少學科這樣一個制度化身份，翻譯研究在學界的地位就無法得到認同，研究成果也難以得到公允承認。翻譯研究要想鞏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須借助學科化形成的話語權力為翻譯學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一個穩定的學術從業保障，一個可以交流思想和傳遞薪火的平臺。在這個既定的知識生產體制下，任何學術資源的分配都建立在以學科為基礎的權力構架內，從專業審批、課題申報到成果評定等環節都離不開學科，只有學科化才能聚攏各種資源確保翻譯研究的知識生產與再生產。翻譯研究如果不能成為一個獨立學科，繼續偏安于語言學和文學門下，會嚴重制約其學術發展。這恐怕是國內譯學界的一個共識，也是翻譯研究學科化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所在。

學科作為知識的制度化和組織化形態，不僅為知識生產提供外在的制度保障，它所形成的話語體系還為從業者提供對自身學術價值的心理認同。這種對學科話語體系和知識規則的認同是構成學術共同體的基礎，其通過學術發表等形式將有共同研究志趣的人結成超時空網絡，并借助規訓的方式保證學術研究能“群之”和“繼之”，學科從業人員正是從這種共同體中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因此，這種話語策略既有現實的考量也有情感的因素，尤其對于中國學人來說，如果所從事的一門學術研究不能作為學科，就無法獲得內在的身份認同和心理穩定，就會有浮萍一樣的漂泊感。這里面還涉及一個文化心理的問題。對于今天的學者來說，學科化是知識邏輯的必然產物，也是學者獲得同行承認、專業話語權以及身份歸屬和價值實現的基本前提。

翻譯研究的學科情結是學科邏輯與現實語境相結合的產物，如果不學科化，翻譯研究就會始終處于“妾身未名”的狀態，被排擠在學術體制之外。這種學科化的強烈動機和沖動離不開知識背后的權力及話語因素，不考慮這些權力和話語問題就無法領會學科化訴求的本源。事實上，爭論翻譯研究能否作為學科，或者是否成為學科，其意義都已經不再重大。學科化之于翻譯研究的意義不在于知識增長的建構方式，而是學術生存的話語策略。體制是一種任何個體無法與之抗衡的強大力量，現代學術體制的專業化和技術化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或傾覆，所有知識研究都需要借助學科化的方式在學術體制中扎根安營。相比西方而言，我們的學術體制化程度更為深厚，關于翻譯學科建設的眾多筆墨正是濃郁學科情結的表現。因此翻譯研究要想繁榮就必須走學科化道路，謀求設立翻譯學學位點和進入學科目錄；而離開學科的翻譯研究難以得到長久和穩定發展。

四、翻譯研究的學科邏輯與學問邏輯

翻譯研究實際存在兩種學術狀態：一種是作為知識探究的翻譯研究，另一種是作為社會建制的翻譯研究。這兩種存在狀態經常不是統一的，甚至相互抵牾。從知識建構的角度來說，翻譯研究的知識屬性要求其采用多學科的研究方式，更適合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研究領域而非獨立學科，以獲得知識發展的活力與創造力。然而，從社會建制的角度來看，翻譯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卻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對于謀求學術身份和推動整個翻譯研究事業發展不可或缺。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二律背反：一方面我們須臾離不開學科，需要學科為翻譯研究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另一方面對于翻譯研究這樣一個多學科研究領域來說，學科化卻并非發展知識的最有力途徑。這種對立背后有形式邏輯的成分，但更多是現實語境的產物，作為與翻譯研究有著類似知識屬性的傳播研究或許能為我們提供某種非演繹式的啟發。

傳播研究在20世紀50、60年代迅速發展，取得學科建制并成為時代顯學，其中，被后世稱為傳播學之父的施拉姆（Wilbur Schramm）功不可沒。施拉姆一方面是傳播研究制度建構的主要奠基人，通過學科化方式使傳播學在現代學術體制中立足；另一方面，施拉姆本人卻極力反對傳播學的制度化，堅持一種反學科和去學科的研究立場，并時刻提醒傳播研究是一個領域（field）而不是一個學科（discipline）。施拉姆構建傳播學科的策略是實用性而非學術性的，正因如此，才能夠讓傳播學迅速完成學科建制并得到學術體制認可。但是在發展傳播學時，施拉姆卻主張淡化學科意識甚至放下學科觀念，努力從多學科視角對傳播現象進行研究。［16］（6-17）這種看似矛盾的學科構建方式恰恰使得傳播學一方面在學術體制內取得學科地位，另一方面又能夠讓傳播學以去學科化的方式獲得知識增長，其中的學術生存智慧值得玩味。

施拉姆的經驗反映出，學科在知識建構和話語策略兩個層面能夠得到整合，而且必須進行重構。翻譯研究仍要走學科化道路，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只不過學科化的價值和意義不再是傳統的知識建構，而是學術場域的制度理性，其目標是為開放多元的知識探究提供更好的體制保障。這種學科建制將成為激發翻譯學術知識增長的創新中心，成為匯聚不同學科進行交流、爭論與發表的思想平臺。從這個角度看待翻譯研究的學科化或許是更加趨于合理的態度，如果繼續依從傳統的學科邏輯按圖索驥，則很有可能不利于翻譯研究的長遠發展。因此翻譯研究一方面要推進學科建設，另一方面又要淡化學科意識，前者是生存之道，后者是創造之源，這種分裂性是翻譯研究作為實踐和新興學科不可逃循的“共業”。作為學科來建設，作為領域去研究，或許是折中理想與現實的可行路徑。

制度化的學科建設只是翻譯研究的外部保障，知識發展才是翻譯研究的內在核心與終極所指。從知識發展角度來看，學科的存在意義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內容，翻譯研究能否成為一門有思想和有活力的學問比翻譯研究是否作為一門制度化的學科要重要的多。比學科化更為緊要的是，我們的研究能否揭示翻譯活動的真實狀態，能否加深對翻譯現象和本質的理解，能否滿足翻譯實踐對知識的需求。翻譯研究的知識發展核心在于使其成為一門真正的“學問”，而非僅僅作為一門“學科”。因此，翻譯研究的未來路徑應當從注重學科化轉向知識化，這就需要我們暫且擱置“社會轉向”與“文化轉向”的爭議，將翻譯研究統一到“知識轉向”上來。翻譯研究的“知識轉向”就是在不改變原有學科建構的基礎上，借助一個更大的知識研究系統代替傳統的學科研究系統，進而不斷消解和突破學科的邊界，通過科際整合的方式實現知識的增長和創新。知識建構不能遵循學科邏輯，而應該遵循學問邏輯，從學科到學問正是翻譯研究學科化走向成熟的標志。

現代學術體制是一個合理性與非合理性共存的系統，這種專門化和技術化當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也會帶來偏差。從目前國內外翻譯研究的現狀及趨勢來看，翻譯研究逐漸邁向一個多學科與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領域，多學科和跨學科已經成為翻譯研究的基本范式，這是所有翻譯研究者需要坦然接受的事實。翻譯研究從知識本質上更多具有橫斷學科的特性，是“一門居于多學科臨界狀態的邊緣學科”［8］（16）。面對翻譯研究的邊界擴大和對象多元，我們不能以學科邊界拒之于門外，更不能用學科化大刀將其斬去，而應該思考如何包容和匯通多學科研究。過于突出學科意識往往會削弱翻譯研究與其他學科領域的互動能力，一旦這種學術互通因為學科化帶來的壁壘而遭受阻礙，翻譯研究的知識來源和創新靈感就會枯竭，面臨學科停滯和衰落的危險。翻譯研究既離不開“學科化”，更少不了“化學科”，在學科中做多學科研究將是翻譯研究的理性選擇和長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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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胡興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6）02-0220-05

Translation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r discourse strategy

PAN Linling， XU 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222005， China）

Abstract:As a product of knowledge division， discipline designates “impermeable” boundaries with differentiation and exclusiveness.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grows into a comprehensiv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after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turn， which develops great “interaction” with other disciplines in de-disciplinary path. The nature of discipline is power， in which case， the motivation of being a discipline rests more on discourse strategy for academic power and survival. From the point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discipline is not the final go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hose future focus should shift from “discipline” to “knowledge.” And in the long run， doing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within discipline will be the rational choic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Key Words:discipline； translation studies； knowledge； 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