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與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述評

●王秀峰，崔向東

紅山文化與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述評

●王秀峰，崔向東

紅山文化與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隨著1979年喀左東山嘴紅山文化祭祀遺址的發現與發掘逐步拉開帷幕，研究范圍不斷擴大，研究視角日益更新。歷時三十多年，取得了極其豐碩的成果。本文試對紅山文化與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相關成果加以系統梳理與述評，以期未來對紅山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一、文明起源問題提出與文明起源諸要素

“文明”一詞，在中國古代文獻中最早見于《易經·文言》中“天下文明”。最初的含義是“文采光明，文德輝耀”及與“野蠻”相對的“有文化的狀態”[1]，隨后文明的含義日漸豐富，又有“指認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特殊含義?，F今我們討論的中國文明起源中的“文明”，正如夏鼐所言：“現今史學界一般把‘文明’一詞用來以指一個社會已由氏族制度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階段?！盵2]所以，“文明”大多用于標志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探討起步較早，在1921年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之初就已提出。1923年，他又在《中國遠古之文化》中認為仰韶遺址是中國首個史前遺址，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與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和漢族地區的民俗文物似有某種內在的傳承關系，所以推測仰韶文化是“中華遠古之文化”[3]。隨后安氏將仰韶遺址出土的彩陶與中亞安諾遺址等地出土的彩陶相比對，提出中國遠古文明起源于西方的假說。1928-1930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后對安陽殷墟和濟南城子崖遺址進行挖掘，出土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卜骨、黑陶及城墻遺跡，證明中國文明起源地可能并不單一。傅斯年于1935年認為仰韶文化與殷墟商文化之間差別較大，中國文明起源于東西部兩個不同的文化系統[4]。雖然在30年代以后，已有諸多跡象表明中國文明可能起源于本土，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以前“文明西來”觀念依舊在學界十分流行。中華文明是起源于本土的還是外來的，依舊是此間探討的重要課題。直到5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考古學文化的積累，學界大致認定了中國文明的本土起源說。但是由于中原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發現的考古資料眾多，當時學界普遍傾向認為中國文明是本土起源的，中原文明是所有其他文明的核心。1956年，安志敏和張光直先后提出河南地區的龍山文化是經由廟底溝二期文化從仰韶文化發展而來，兼具二者共性，前后演變跡象明顯[5]。并且張光直特別指出中原地區的文化向四方傳播，最終形成所謂“龍山化時代”或“龍山形成期”，奠定了歷史上中國文明的基礎。而此時紅山文化雖然還沒有被識別出來，只是作為廣義上的中原文化或者仰韶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但依然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文明起源之路的演進。50年代末以后，燕山以北的遼西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研究由地面踏查為主逐漸轉入以考古發掘為主的階段。到70年代，在仰韶文化之外的地區，出現了明確的一系列高等級的玉器墓[6]以及復雜的祭祀遺址[7]，相比較而言，在同一時空框架下的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分布區域內尚未發現如此高規格的祭祀遺址，由此引起了學界重新審視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論。1979年，蘇秉琦正式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將新石器時代的諸多考古學文化劃分為六大區系，紅山文化為代表的遼西地區屬于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文化區[8]。此區域類型劃分理論為文明起源多元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文明起源諸要素

中外學界對社會文明程度的評價標準并不整齊劃一。摩爾根曾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分為野蠻、開化和文明3個逐步遞進的時代，并認為文明時代“開始于音標字母的使用和文字記錄的產生”[9]。恩格斯進一步指出正是“由于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10]。顯然他們都把文字的發明和使用作為文明時代到來的標志。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則認為城市的出現是文明開始的標志[11]。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認為只要具備文字、高墻圍繞的可容納5000以上居民的城市及復雜的禮儀中心3個因素就是一個古代文明[12]。80年代初，夏鼐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認為商代殷墟文化“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銅器3個要素”，已經跨入文明社會的門檻，并由此提出將文字、青銅器和都市作為文明時代出現的標志[13]。自此之后學界大多因循夏氏說法，并依據三要素認為中國的文明時代當始于4000多年前的夏代。由于當時未能發掘到符合文明起源三要素的遺跡與遺物，但卻出現了諸如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群等一批嶄新的文化現象[14]，所以從“禮制”視角探討文明起源被納入討論范疇。而隨著聚落考古興起，學界逐漸意識到文明起源要素說具有天然的缺陷，它忽視了各個被識別出來的要素與整個社會的密切聯系。因此，聚落形態作為社會文明程度評價要素之一逐漸被學界認同與接受，進而普遍應用于分析一種文化是否進入文明階段。

二、遼西文明起源研究歷程

古文化的遼西地區指西拉木倫河以南、燕山以北、醫巫閭山以西及七老圖山以東的地域，是蘇秉琦提出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中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的核心區域，自古以來就是“文明太陽升起的地方”。

循序漸進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由量及質需要一段漫長的累積過程，遼西區文明起源的研究歷程便是如此。1908年，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在赤峰紅山后等地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60多處，并于1914年在《東蒙的原始居民》一文中首次傳遞出長城以北具有遠古文明的訊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錦西沙鍋屯洞穴遺址，第一次發現了具有紅山文化特征的遺存[15]。1938年濱田耕作等出版《赤峰紅山后》一書，提出了學界后期認為隸屬于“紅山文化”的“赤峰第一期文化”[16]。1954年，尹達在此基礎上提出“紅山文化”的命名[17]。但是，直到70年代之前，紅山文化還都是被當作仰韶文化在邊遠地區的一個分支來看待。進入70年代，一批早已在世間流傳、但時代尚不明確的玉器的考定成為北方文明起源探討的節點[18]。郭大順和孫守道在此基礎上認為“龍的孕育、出現，意味著中國遠古文明的黎明時期已經到來”[19]。1979年，遼寧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石器建筑群被發現與發掘，郭大順從遺址具有的中國傳統建筑布局上捕捉到了原始文明的信息[20]。很顯然，從玉器的確認到東山嘴遺址的發掘，人們對紅山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80年代初，在遼寧建平牛河梁發現了大型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遺址群[21]，蘇秉琦認為這些考古發現充分說明，早在5000年前“已經產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些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是“中華文明的新曙光”[22]，并據此提出“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23]。但是，此類觀點一度遭受質疑，甚至否定。安志敏針對蘇秉琦提出的“文明曙光”和“高一級的社會組織”等觀點，提出諸多商榷。他認為蘇秉琦混淆了文明與文化的內涵，“文明曙光”觀點很難讓人信服。他也認為從學界公認的文明起源“文字、城市和金屬器”三要素來看，5000前的紅山社會尚不足以產生“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并在20世紀初重申了自己的觀點與立場[24]。對于安志敏的觀點，張光直在1990年曾提出三要素并非是所有文明都具備的條件，“‘文明’的定義應自史料內部辨認”[25]，這也就說明了各地區應有自身獨特的起源模式。蘇秉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構想，并形成了“遼西地區的社會發展早于中原”[26]的新認識，推動了此區文明起源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自從蘇秉琦為遼西地域文明起源的發展道路指明方向之后，相關研究內容、視角更加寬泛，相關研究成果絡繹不絕。楊虎通過對紅山文化中的銅環、陶范、環壕聚落及玉器等的分析認為紅山文化時期即將邁入文明社會的門檻[27]。吳汝祚通過對老哈河、大凌河地區農業生產、玉禮器、冶銅術等的分析認為紅山文化時期可能已逐漸形成“金字塔”式的統治方式和一定的禮儀制度[28]。諸如此類的研究成果對遼西地區文明起源進程的探討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三、紅山文化文明起源研究諸方面

(一)農業與文明起源

農業自產生伊始，就開始孕育著文明的種子。有學者認為農業是城市、文字、金屬冶煉及宗教禮儀性建筑等文明要素形成的基礎，舍棄農業，文明只能是空中樓閣。他們認為：首先，農業的出現是先民定居生活模式穩定存在的基礎。農業規模和產量的增加必然促進人口基數的增長和農村聚落的擴大，最終導致農業城市的形成。其次，農業的發展水平為金屬冶煉技術的發明提供了堅實的經濟支撐。再次，農業持續穩定的發展使社會交流增多，人們迫切需要通過更加有效的方式記錄與傳遞信息，文字便應運而生。最后，農業的穩固發展導致余糧出現，少數人通過占有大部分財富逐漸凌駕于眾人之上，他們往往需要憑借某種信仰來凝聚其他成員，于是，大型宗教禮儀性建筑次第出現[29]。在上述學者看來，紅山文化時期農業已經相當發達，大型石耜、石斧、磨棒、磨盤等農業生產工具的出現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是農業發達程度的集中體現[30]。除此之外，學界還有另外一種看法，認為紅山文化時期雖然存在農業經濟，但是漁獵經濟所占比重更大，并認為“漁獵社會也能蘊育古代文明”[31]。從學界現有研究成果分析，支持紅山文化時期處于發達農業階段的觀點相對較多，影響較大。但現有資料是否能夠很好支撐這些學者的觀點尚需進一步商榷。我認為，漁獵經濟占主導的觀點雖然不是主流，但是對于修正紅山文化時期“農業經濟已經相當發達”的看法不無裨益，至少提醒了我們要重視不同的觀點，客觀公正的評判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

(二)冶銅術與文明起源

青銅冶煉作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技術支撐，在文明起源研究中通常居于關鍵地位。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大陸學界普遍認為在紅山文化時期是不存在冶銅技術的。直到1987年，在牛河梁轉山子和小福山遺址發現了成堆的爐壁殘片，徹底拉開了探討紅山文化冶銅技術的序幕。

蘇秉琦在1991年提到“紅山文化冶煉遺存及銅制品”[32]，其中的“冶煉遺存”當指牛河梁轉山子遺址出土的爐壁殘片和爐渣。另有學者指出牛河梁遺址發現的爐壁殘片、出土的小銅環以及敖漢西臺遺址出土的陶合范，反映了紅山文化冶銅技術的發達[33]。并有學者依據紅山文化獨有的石棺葬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土坑豎穴葬的區別，分析認為小銅環確為紅山文化墓葬出土無疑[34]。

對于上述觀點，學界亦有不同看法。李延祥等通過對牛河梁轉山子爐壁殘片的堆放狀態、成份比例、煉爐鼓風孔的朝向及牛河梁附近有多處銅礦點等信息綜合分析后認為：“爐壁殘片的年代要比紅山文化陶片和紅燒土年代晚約1000多年，屬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年代范圍?！盵35]安志敏在認同李延祥關于“冶煉遺存”非紅山文化遺物的觀點基礎上，進一步質疑牛河梁所出銅環的性質，認為其也應當是夏家店下層文化遺物[36]。

(三)禮制與文明起源

在墓葬和遺址中發現較多的陶器和玉器是紅山文化禮制文明的物化載體，透過對其形制、擺放位置及使用等情況的分析，可以進一步推進對紅山文化與文明起源之間關系的認識。

以陶器中比較獨特的無底筒形器為研究切入點的學者，或認為無底筒形器應該是陶鼓[37]，或認為是祭祀中用于溝通天地的法器[38]。而張星德在肯定其宗教用途的同時，認為無底筒形器反映了紅山文化時期的宗教活動由全民平等參與走向了上層壟斷，而壟斷導致的公共權力的集中是紅山文化時期國家雛形最終形成的原因之一[39]。

除此之外，以紅山文化出土玉器為研究視角的學者相對較多。郭大順認為“龍及有關成組玉器的出現，象征著當時社會某種等級、權力觀念的存在，已具‘禮’的雛形?！盵40]雷廣臻等從紅山文化葬玉習俗入手，認為“紅山人這種‘唯玉為葬’的葬俗，也為其祭壇的祭祀活動已由宗教性向禮儀性演變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41]。劉國祥根據牛河梁十六地點4號墓出土隨葬玉器的種類、數量及彼此組合關系分析認為紅山文化晚期已經出現了掌管宗廟祭祀大權和社會政治大權的特權階級，等級制度已經確立[42]。

除了陶器與玉器等物化載體外，巫文化作為原始社會的精神載體，在傳統禮制文明中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郭大順認為原始巫術活動與禮的起源密切相關，中國文明起源是由巫術到禮制再到文明的過程，即“通神為禮”[43]。田廣林認為中國國家文明的產生和形成初期，在社會管理層面上是由巫到王，在觀念形態上是由祭祀到禮制，在居住形態上是由村落到城邑，在社會組織形態上是由部落到國家，并明確稱之為“中國文明起源的遼西模式”[44]。

(四)聚落形態與文明起源

聚落是原始先民生存與活動的重要場所，與原始先民的生息繁衍息息相關，是探索原始先民文明化進程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學界早在紅山文化發現之初就開始逐步關注這一領域，尤其是針對聚落層級化的考察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早在80年代末期，蘇秉琦通過對大凌河流域的東山嘴與牛河梁遺址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冢與諸多高等級隨葬品分析認為紅山文化諸多遺跡已經突破氏族制度，早在五千年前就“產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社會組織形式，這一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紅山文化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和成套的玉禮器為標志“率先跨入了古國階段”，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已經形成[45]。針對蘇秉琦先生的早期論斷，學界支持者頗多。吉迪指出“聚落明顯的集中化反映出當地社區組織的形成，這一過程與當地村落之間越來越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互動有關。大型聚落及由此而產生的聚落等級化，顯示到紅山文化晚期某種程度的社會政治組織的集權化已開始出現?！盵46]隨后田廣林也認為：“中心聚落的出現，則意味著若干村落中居住著的不同血統的人群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相對統一的社會共同體，聯系這種共同體的紐帶，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血緣關系，還有地域上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關系。這種情況應該是當時的社會組織開始發生了由血緣關系向地緣關系轉化和蛻變的具體反映。紅山文化時代的聚落呈有規律地成群分布，意味著部落聯盟意義的社會組織及其社會功能的客觀存在，而中心聚落的普遍產生，則標志著最初意義上的城鄉分化的出現，那些分別簇擁著各自中心聚落的大大小小的聚落群體，構成了西遼河地區早期出現的凌駕于部落組織之上的古國形態?！盵47]張星德認為在紅山文化時期已經出現“由把持著整個社會祭祀權，進而把持了世俗權的那些人物組成的控制著數個聚落群的統一權力”[48]。劉慶柱也指出：“這種聚落形態的發展表明，當時人口密度在增加，財富、權力正在向聚落群中心遺址或城址集中，并形成各種大致由‘聚’‘邑’‘都’三級形式組成的具有政治與經濟關系社會實體。在更大的地域范圍內，數座城址并列，呈現出‘城邦’林立的分割局面?！盵49]

(五)文字與文明起源

文字的發明與使用是社會發達程度的重要體現，是原始先民是否跨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1977年，在昭烏達盟石棚山小河沿文化墓地出土斜壁直筒罐[50]，器表刻有一幅完整的由圖像和文字符號組成的原始圖畫。劉素俠依據石棚山遺址出土的直筒罐上刻畫的圖像和文字符號認為：“紅山文化發展到后期，已經產生了原始文字?！盵51]雖然對石棚山墓地直筒罐上的刻畫符號是否屬于原始文字，學界仍然存在爭議，但是這一發現無疑填補了紅山諸文化研究中出土原始文字資料的空白。

(六)交通與文明起源

遼西古代文明的最早出現，與其道路交通密切相關。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交通與文明起源是互動關系，彼此促進，交通對文明社會的誕生起了加速度作用。郭大順先生在第八屆紅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曾提出要用世界性的眼光、從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紅山文化：“遼西地區既是‘彩陶之路’的東端，又是‘玉石之路’的起點，是溝通東西方的‘彩陶之路’與環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匯點，東西方文化因素在這里高度融合。紅山文化在中華大地之所以率先跨入文明社會并對中華文化與文明產生持續影響，這也許就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盵52]崔向東先生認為文明起源無疑由其內部社會發展所決定，但又不是簡單的“內生”過程。文明起源與發展離不開同外部不同文明體的交流碰撞這一外部動力。無論是內部動力還是外部動力，都離不開道路交通。因此交通在文明起源和社會發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遠古時期道路交通的形成需要具備4個基本條件：一是定居，居無定所和不斷遷徙很難形成固定的道路；二是交流，不同聚落、氏族和部落因經濟、文化的交流而開辟出人行道路；三是在高山丘陵地區，人們主要沿河谷而行；四是供給，道路要近于聚落分布密集之地，沿聚落而延伸，便于供給。而遼西地區顯然已經具備了遠古道路交通形成的全部基礎條件[53]。他還指出紅山文化時期初現的古廊道雛形加速了遼西古代文明化進程和推動了多元一體化格局的形成[54]。

(七)社會性質、社會管理機制與文明起源

學界針對紅山文化社會性質與社會管理機制的討論起步較晚。王立新通過對敖漢旗1981-1988年的調查資料、西臺遺址群、巴林左旗友好村二道梁聚落遺址以及東山嘴和牛河梁遺址的分析認為，在紅山文化時期必存在一個強有力的、有等級之分的、復雜化程度較高的權利階層，而且這種高階層的管理權主要是通過對“通神權”的控制來獲得。他還進一步指出：“牛河梁遺址群所對應的部落聯合體已是酋邦社會發展的較高階段，很可能是一種以團體為本位的復雜酋邦社會。它雖然處于前國家階段，但距國家出現已并不遙遠?！盵55]關于社會管理機制，學界普遍認為，紅山文化時期雖然處在文明時代的起步階段，但是卻擁有相對發達的社會管理機制。吳汝祚從牛河梁紅山文化大型禮制建筑遺址的工程規模、組織和管理等分析認為：“不可能是部落或部落聯盟的力量所能辦到的，必須要有一個獨斷專行的強權政治的領導者，在其決策之后，聚集一批有地理知識和建筑設計能力的人，進行實地勘察設計，然后，調集各地的勞力，到建筑現場的各個地點分頭營建。在調集各地人力時要有在強權政治領導下的機構，為其組織人力，并輸送到現場工作。要想使勞動成果符合設計的要求，各現場地點都要有領導者、組織者。同時，這樣大范圍內的建筑也需要有一個檢查全工程進度、質量的人員等等?？傊?，從上到下都要有一個管理機構?！盵56]雷廣臻進一步認為紅山社會的管理機制是由掌握禮儀祭祀權力的巫通過精神控制實現的，最終形成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會運行系統。他還通過對紅山文化女神廟、山臺及用玉制度的分析，認為在紅山文化晚期社會中已經出現了契合當今社會管理思路的統一的意志、物物交換以及對有突出貢獻人物的獎勵機制[57]。

四、存在的問題

時至今日，紅山文化研究幾近百年，一個世紀的征程足以成就一批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也會存在著諸多不足，具體如下：

第一，學界大多透過單一起源要素來研究二者間的關系，如透過禮制、農業、聚落等，尚缺乏對各要素之間內在聯系的橫向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全面系統的整體研究。今后應加強彼此間內在聯系的橫向探討，從而深化對文明起源的深層認識。

第二，透過考古發掘實物來探討紅山文化時期社會結構、經濟形態的研究較多，如對石犁耜、陶器花紋等的探討，但對紅山先民的精神領域或原始思維的研究尚顯得薄弱，今后應加強此方面的研究。

第三，從研究方法來看，缺乏多學科參與和學科整合研究。紅山文化與文明起源的研究涉及考古學、歷史學、民俗學、宗教學、人類學、生態學、建筑學、藝術學、哲學等諸多學科，應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郭大順先生曾在《紅山文化研究的新思考》中指出希望考古學與歷史學結合，把研究推向深入。近些年，出現了若干通過生態環境和植被來探討古代文明起源發生基礎的文章，頗多新意。

第四，在文明起源過程中，族群的遷徙融合和文化交流對文明的產生具有重要作用，而作為交流的載體的交通無疑是探討文明起源重要的視角，但是從學界目前來看，這方面的研究遠遠不夠。今后應加強交通與文明起源關系的探討。

第五，學界關于紅山文化與其他地區考古學文化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全面的、扎實的研究還比較缺乏。應加強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龍山文化等諸多考古學文化的文明起源對比研究，通過比較發現異同，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明起源多源性和不同地域文明起源的特點。

第六，文明起源研究需要更多的材料支撐，而目前紅山文化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并不多，資料有限。從遼西區整體看，赤峰與敖漢旗調查和發掘工作做的較多，而紅山文化的核心區域大凌河流域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卻遠遠不夠，大型聚落遺址尚未發現?？脊挪牧系娜狈?，使一些關鍵性問題難以得到滿意的回答，也不利于從遼西各考古學文化的關系來判斷紅山文化的地位，這勢必影響對紅山文化文明起源的認識。因此，加快對大、小凌河流域各考古學文化的發掘、調查和研究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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