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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石刻看遼代平民階級女性崇佛情況

2016-02-01 23:17吳瓊
紅山文化(契丹遼文化學刊) 2016年2期
關鍵詞:王氏碑文石刻

●吳瓊

從石刻看遼代平民階級女性崇佛情況

●吳瓊

遼代統治者對佛教的推崇,遼代婦女受到佛教影響相對于其他王朝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

皇室及貴族階級婦女對佛教的尊崇,推動了平民階級的婦女信奉佛教,遼代女性崇佛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各個朝代中也是少有的。與貴族階級女性不同的是,她們并沒有大量資產、土地,不能以個人的名義向寺院捐獻,平民階級女性大部分以邑社的形式,組織佛事活動、籌資修建佛塔、經幢;有的則直接出家為尼,伴青燈古佛了卻一生。

根據現有出土的石刻碑文,總共有181篇關于修建經幢、佛寺的碑刻,其中有提到了有女子參與的一共19篇,占總數的10.4%,在此之中9篇是在燕云地區,3篇的地點不詳,7篇的地點在東北,全部明確地提到女子398名。

以《北鄭院邑人起建陀羅尼幢記》為例,該幢石起建于應歷五年的燕云地區,1977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縣北鄭村,幢文中給出來的女子的姓氏非常清晰,“在村女邑:高氏女小喜、嚴氏、苑氏、傅氏、李氏、劉氏、李氏女、劉七喜、李氏、高氏、田氏、李氏、王氏、李氏、祿氏、王氏、李氏、王氏、王氏、田氏、韓氏、劉氏、王氏女、貴師王氏、鄭氏、張氏、任氏、盧氏、喜口、郭氏、村人王溫妻鄭氏”[1],經幢上明確寫出參與修建的邑人近百人,其中31位女性參與,之中高氏女小喜、李氏女、王氏女3人為未婚少女。再根據幢文上的姓氏來看,在這篇中并沒有契丹族的女子參與。同為穆宗年間的《三盆山崇圣院碑記》,修建于應歷二年,應歷八年八月中秋完工,同樣是在燕云地區,于應歷十年立碑。碑中提到的女子一共有12位,分別是“王希道妻李氏、張仲釗妻劉氏、郝氏、盧氏、韓氏、口氏、錢氏、崔氏、盛氏、口氏、樂氏、口氏”[2],按照記載的姓氏來看,仍然沒有契丹女性。保寧元年的《重移陀羅尼幢記》1774年出土于北京,根據幢文記載,建幢之人為女子張氏,還包括她的4個女兒,“長女成郎婦、次女李郎婦、次女陳郎婦、未嫁女吉年”[3]共5人,仍然是漢族女子。

在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朝中,一共有8篇關于修建經幢、佛寺的碑刻,所在地均為燕云地區。3篇提到有女性參與,而這3篇中都沒有契丹族女性。

這一時期的《重修范陽白帶山云居寺碑》中,“自天子達于庶人,歸依福田。維摩互設于香積,焉將通戎于米山。面丹口者,熙熙怡怡”[4],描述了4月8日佛誕日的盛大場面,不論是天子還是庶人同慶節日,此地所描述的范圍應該是包括女性在內。

遼圣宗時期總有11篇關于修建經幢、佛寺的碑刻的收入《遼代石刻文編》中,沒有提到有平民女子參與建造的碑文。

興宗時期共有12篇碑文,其中《石龜山遵化寺碑》和《沈陽無垢精光舍利塔石函記》兩篇中有關于平民女性的記載。在《石龜山遵化寺碑》中,“越縣俗于百里,萃邑社于千人。女或積以或蠺,口以承筐至口。男若商而若賈,奉以在橐之資”[5]。該寺位于現河北省,從地理位置上看,仍然是在燕云地區,碑中雖然并沒有明確地表示出參與女性的人數,但是從“萃邑社于千人”一句,可以看出,參與的人數并不在少數,而且在這里是記載了女子參與修建的形式。在另一篇《沈陽無垢精光舍利塔石函記》中共記載4名女子,軍營巡官張寧故父張延進的妻子楊氏,故昭軍左衙康繼□的妻子田氏、母親魏氏,男□□的妻子劉氏。這篇石函記文出土于沈陽,從地區來看是屬于遼地,但是根據女子姓氏來看,楊、田、魏、劉,可以推斷出文中提到的4名女子都屬于漢族。

根據《遼代石刻文編》中所列出的石刻資料,道宗朝時期關于修建經幢、佛寺的碑刻是最多的,共有73篇?!讹@州北趙太保寨白山院舍利塔石函記》發現于遼寧阜新,當中共記載女性有186人,根據其中所提到的女子的姓氏姓名,有8個為契丹族的女子,分別是僧家女、僧寶女、佛寶女、千佛女、普賢女、文福女、和尚女、從他女。在碑刻中關于漢家女子的記載都是只提其姓氏,或是將夫家姓氏放在前面,女子姓氏放在后面的稱呼方法;而關于該女子的女兒或是未婚少女的稱呼,如在上文《北鄭院邑人起建陀羅尼幢記》中所寫,高氏女小喜、李氏女、王氏女;在這篇石函記中提到的關于漢家女兒的姓名多為某某哥,某某姐,如王氏外女純哥、李二姐等。佛教在傳入契丹族后,很明顯的影響到了契丹族人在起名時的習慣,他們以佛號命名的情況屢見不鮮,在皇室中,遼圣宗小字菩薩奴,其皇后仁德皇后小字菩薩哥,道宗宣懿皇后小字觀音女,所以在石函記中所提到的這8位以佛號為姓名的女子是契丹族婦女?!峨p城縣時家寨靜居院舍利塔記》中一共提到女子84人,在這84人中,“當察尼行實,尼智云,尼志靜,尼智余,潘藥師女□”[6],這5個人已經出家為尼,其余的79人為參與修建的人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篇碑刻中提到了婆娘邑,由于佛教在遼的盛行,信奉佛教的民眾們自發組織起來一種修建功德、進行佛事活動的團體,這就是“千人邑”,“千人邑”只是個統稱,根據邑社不同的條件和目的又有不同的名稱,婆娘邑從名稱上就可以看出這是個由女子組建而成進行佛事活動的邑社。由此可見,遼代平民階級的女性對佛教的推崇,專門建立邑社進行活動?!缎袧M寺尼惠照等建陀羅尼經幢記》,該經幢位于北京西山戒壇明王殿門左側,從題目看得出主持修建這個經幢的是一位出家的女性——尼惠照,一起參與修建的還有悟寂院傳大教尼志覺,其余女性并未出家,一共9人?!稄V宣法師塔幢記》記述了廣宣法師的生平,未及成年時就落發為尼,24歲時受具足戒,之后便累計德行,日無閑暇,怎奈因病逝世,塔幢記載“當荼毗之后,彩云橫空,實升天之相也”[7],最后還提到廣宣法師有門徒3人,分別是金芝女、思鄉女、天仙女。位于黑龍江塔子城的《塔子城建塔題名》,一共記載了有20位女性參與建塔,文中提到“女邑長高氏”[8],在其后面提高的也皆為女性,可推斷這也是個由女子組建而成的邑社。雖然塔子城位于東北地區,遠離燕云地區,但是在這篇石刻中所提到的女性皆為漢族女子,并沒有契丹族的女子?!妒纷穸Y造陀羅尼經幢記》《心經題名》兩篇石刻并沒有修建地址,不能將其定位在具體的地區。前篇是史遵禮為其故去的祖父祖母所建造的經幢,在經幢上有4位女性,分別是史遵禮的祖母李氏、母親蘇氏、妻子王氏,還有一位女子前文中姓名不詳男子的妻子孟氏,雖然該經幢并沒有直接寫明這幾位女子是否為佛教徒,但如果并不是信奉佛教也不能將姓名刻到經幢上?!缎慕涱}記》前面刻有心經,后面刻的為人名,從修建人的祖父祖母一直到重孫輩,由這些人名可得知,修建該心經的是一家人,其中共提到9名女子,且都為漢族女子。

道宗朝期間一共有6篇碑文提到女性參與修建經幢、佛寺,其中出現了在之前碑文中沒有的內容,有女性專門組織起來進行佛事活動的邑社,比如在《雙城縣時家寨靜居院舍利塔記》中出現的婆娘邑,并且在這段期間修建經幢的碑刻中有契丹族婦女參與。道宗時期修建經幢、佛寺的碑文是所有遼代皇帝中最多的,也可看出在經過前面幾位皇帝的推動和道宗皇帝本身對佛教放任其發展的態度,民間的崇佛氣息越來越濃厚,越來越多的百姓以建立邑社的形式或者以自家為單位修建功德、進行佛事活動,推動佛教在遼代發展到達頂峰。

天祚時期修建經幢、佛寺雖然比道宗時期少,但仍占總數的很大比例,這一時期總共有60篇。在《沙門道沖為亡母造陀羅尼經幢記》一文中說道沙門道沖的母親王氏“年至不回……禮宿縣尼趙大姑為師,訓名妙善”[9]且在她臨終前命道沖“念佛之次,合掌而終焉”[10]。根據這幾句中對道沖母親的描述,看到的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的形象,在她臨終前仍要念佛,并且將雙手合十離去?!侗惹鹉峄輧羰洝肥且黄P于比丘尼惠景的石刻,具體出土地點不詳,上面記載了比丘尼惠凈“俗年五十七……去天慶二年歲次壬辰二月壬子朔二十一日戊申丑時遷化時記”[11],清楚的寫明了比丘尼惠凈的坐化時間及年齡?!陡咝⑺紴橥龈改冈焖庇洝肥呛颖备叽甯咝⑺紴楣嗜サ母改感藿ㄋ钡挠?,共同參與建造的還有他的妻子張氏。天祚朝時期的這3篇帶有女性的碑文除《比丘尼惠凈石函記》一文沒有出土地點,其余兩篇都是燕云地區,并且從文中看出這兩篇里的女性皆為漢族女子。

在補編中,共有16篇與佛教相關的碑文?!短锸显焱恿_尼幢記》,該經幢書于河北省定興縣,由“氏子親姑田氏,與其夫彭城劉君遇協志而成者也”[12]?!稙橄茸婢斯玫冉ù庇洝愤@篇碑刻并不是很清楚,根據可以看到的部分可以知道是“守幽州府安次縣令□劉氏,念舅姑之意”[13]為之造幢,“貞□□淑檢跡以佛法為親,以齋戒為業”[14],同樣是表現了這名女子禮佛之心,遵守佛教教義?!而P凰城石幢連名記》上一共記載女性48人,但其中郡夫人女兒花寶,衍州刺史、食邑三百戶張守一妻故宋氏、四軍副都高烏佛□的妻子周安夫人3人并不屬于平民女子的范疇,在這篇連名記中符合平民階級這一條件的共有45人。

遼代經幢、碑文隨著佛教的發展越來越多,從前期太宗、世宗、穆宗、景宗4朝皇帝只有8篇,發展到道宗朝在位46年中就有73篇,可見佛教在遼代的發展水平。在統治階級和貴族階級對佛教的態度的影響下,平民階級對佛教的接受程度也越來越高。根據上文中的統計,可以發現燕云地區的婦女參與修建佛塔、經幢的數量多于東北地區,而且在這些女性中,漢族女子占絕大多數。燕云地區在太宗接手前就是佛教發達地區,太宗獲得該地區的統治權后實施的一系列政策有利于佛教發展,并且使得其向遼地傳播,從而東北地區也開始有女性參與佛塔、經幢的修建當中。而燕云地區的女子在參與修建佛寺、經幢之外,還有不少人選擇削發出家,如上文中提到的尼惠照、尼志覺,還有《比丘尼惠凈石函記》中的比丘尼惠凈,這些女子都拋棄了世俗生活,潛心禮佛,根據文獻資料可以看出她們也都身處燕云地區。由此可見,遼代的佛教雖然發展的極為繁榮,但是相對于東北地區,燕云地區的佛教更為發達。同樣,兩個地區的女子對佛教的推崇程度也存在差別,根據石刻碑文中所給出的地址,燕云地區女性參與修建佛塔、經幢的更多一些。而在契丹與漢兩族女子中,石刻上所提到的契丹族平民階級女性比漢族女性少很多,契丹平民女性崇佛的程度相對漢族女性來說應該要更低一些。

現在能夠統計出來的398名女子,不是在一個皇帝統治時期,但肯定也不是全部。而一個北鄭村的經幢上就出現31名女性,可見女性崇佛在當時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一般來講,女性是一個家庭中操持家務、撫養孩子的主要人物,對下一代的影響非常大。在中國古代社會,女孩子進入學校的機會很少或幾乎沒有,在佛教被推崇到極盛的歷史時期,受崇佛母親的影響而走向崇佛而出家,或為遼代青少年女子為尼的重要原因之一。

〔1〕—〔14〕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12,31,45、46,33,2 25,366、367,435,442,546,546,620,693,69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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