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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文化產業立法與文化現代性

2016-02-05 03:56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 2016年6期
關鍵詞:感性現代性文化產業

趙 臻

文化產業理論研究

論中國文化產業立法與文化現代性

趙 臻*

中國文化產業的立法應著眼于文化產業的建立,用文化產業的推進,實現文化的現代性。由于中國特殊的國情,使得中國的文化產業必須在反思現代性中推進文化現代性工作,它具有感性、理性和反思現代性三個維度,在戰略布局上堅持反思現代性文化優先的原則,它關涉現代性卓越文化建立的品質,在具體的經濟實踐中可以在既定布局中靈活地選擇相應的模式。中國文化產業的三個維度與文化產業有效運營模式的同一,使得塑造具有自身特色兼有普遍價值的中國文化產業成為可能。

文化立法 文化產業 基點 維度 模式 實踐

文化產業也稱為文化創意產業,肇始于20世紀90年代,英國布萊爾政府提出“文化創意產業”。提出伊始不免有提振經濟之考慮,然其一經提出便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風行世界,成為了世界各國競相爭逐的領域,它甚至代表了一種更高層次的生產力。①參見金元浦:《作為創意文化產業的藝術》,《美術觀察》2004年第4期。中國對文化產業的了解和研究受到國外的影響較大。自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完善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以來,文化產業得到了蓬勃發展。然而就文化產業本身而言,目前存在著不少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對文化產業的認識和文化產業立法兩個方面。就前者而言,學界對中國文化產業本質的認識還常常徘徊于文化產品的“經濟”與“文化”屬性孰先孰后的問題,致使兩者顧此失彼;②參見胡惠林:《文化產業理性發展的尺度——構建具有路標導向的中國文化產業發展指標體系》,《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就后者而言,學界對中國文化產業立法的研究大多側重文化產業的微觀③參見馬忠法、孟愛華:《論我國〈著作權法〉立法宗旨的修改——以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為視角》,《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和中觀④參見齊強軍:《論我國文化產業促進立法模式、原則與基本制度》,《學術論壇》2015年第4期。的問題,即使偶有學者從宏觀(全球視野)的角度來討論,⑤胡惠林:《關于文化產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思考》,《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亦易失之寬泛,未覺察到文化立法與“文化軟實力”之間至關重要的關聯。因此,就中國文化產業的立法總體而言:存在立法理念錯位、立法盲點較多,立法滯后、立法層位較低、立法質量和技術不高、與國際接軌不夠等問題,①參見鄒兵:《大力加強文化產業的立法保護》,《光明日報》2012 年1月2日第3 版。這是不爭的事實。

筆者認為上述兩個問題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只有對文化產業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才能有效地“立法”,才有可能解決中國文化產業存在的問題。學界對此兩者內在的關聯鮮有重視,更遑論在此基礎上,通過文化產業卓越性“立法”鍛造中國文化產業卓越品質,推進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因其事關中國文化產業卓越品質鑄就和中國文化現代性鑄造等重大問題,有必要進行此方面的研究。

一、文化產業與“文化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產業不僅是一種更高級的生產力, 更是“文化秩序”的建構和再生產,關涉一個民族、國家的自我認同、自我增值、自我塑造的根本性文化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民族、國家存在的“文化根源”,美蘇冷戰從根本上證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正如美國學者梅爾文·P.萊弗勒指出的一個事實:冷戰是人心之爭、是文化之爭。②梅爾文·P.萊弗勒:《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孫閔欣、廖蔚瑩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7-128頁。這種“人心之爭”歸根到底是“文化之爭”,因為它涉及自我認同于何種文化的問題。文化產業對原有“文化秩序”的繼承或反叛、建構或解構,在某種程度上會成為民族、國家文化生死攸關之事。因此,文化產業立法就是關涉民族、國家文化的生死攸關之事。

因此,中國文化產業的“立法”絕不只是某種著眼于微觀、中觀的法律條文,而應是擁有全球眼光和胸懷(宏觀)的“根本大法”,即不僅僅著眼于現在,更著眼于未來,不只考慮經濟方面,而更應該將其作為事關中華古老文明煥發新顏,給世界文明做出嶄新文化貢獻的宏觀戰略來考慮,它應如古羅馬政治體制所起到的作用:“在這套制度下,羅馬用兩代人的時間就征服了已知的世界……它持續600多年,他所產生的強大生命力甚至在共和滅亡之后,仍使帝國獨立生存了400年之久,在這400年間,羅馬軍團繼續征服了未知的世界?!雹哿謬鴺s:《羅馬史隨想》,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第100頁。

我國文化產業“立法”應該著眼于上述這種制度的建立,以此來塑造出偉大的文化,用文化撫育出擁有卓越品格的人,塑造出偉大文化和社會。發展中國文化產業,致力于卓越的現代文化的塑造,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選擇。筆者認為中國文化產業的“立法”即“根本大法”的確立離不開對中國國情的把握,只有理清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性后,中國文化產業的“立法”的嘗試和實踐才有可能。

二、中國現代性與文化產業

西方現代性是自身成熟和發展的結果,美國學者吉萊斯皮明確指出,西方現代性起源于中世紀晚期神學上唯名論和唯實論之間的斗爭,④參見米歇爾·艾倫·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張卜天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年,第27-57頁。為了緩解兩者之間的緊張,將其注意力偏向自然,進而實施笛卡爾綱領的結果。①笛卡爾綱領即笛卡爾科學計劃,即指笛卡爾為了緩解中世紀晚期唯實論與唯名論的爭論,通過將其注意力偏向自然,通過掌握和擁有自然,從而大幅度提高人類福利的計劃,成為現代性的起源。詳參美國米歇爾·艾倫·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第246-269頁。換言之,現代性是西方文化發展的邏輯結果,它將世界萬物與人的關系由“神話思維”轉化為理性計算的體系,韋伯謂之“除魅”,其邏輯上一脈相承??梢哉f,西方文化不存在現代性與自身文化相排斥的情況。②現代性發源于西方,就整體而言,有英、美與法、德現代兩種現代性路徑,英、美路徑比法、德路徑更講究現代性與傳統的兼容性,法、德路徑則更多地使得現代與傳統相對立,考慮到西方文化總體性而言,現代性與傳統的兼容仍是其底色,參見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現代性之路:英法美啟蒙運動之比較》,齊安儒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英國學者德蘭蒂論述了現代性的兩種推進邏輯:“現代性的一種邏輯,即西方世界里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斗爭,導致了從有組織的現代性向后現代性的運動(后現代性仍然處在現代性的范圍之內);而另一種邏輯,即由國家推進的現代性,既壓制了民主也壓制了資本主義,導致了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必須被看作是現代性的另一副面孔)。在前一種邏輯中,文化現代性保留了一些資產階級和基督教的傳統;在后一種邏輯中,前現代性的和現代的傳統幾乎被毀壞殆盡?!雹劢芾隆さ绿m蒂:《現代性與和后現代性:知識、權力與自我》,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前言與致謝”,第4頁??梢?,現代性在西方發源又受到其傳統的制約,它與其文化總體而言是相適應的。

很明顯,中國現代性是在“有中國特色”的艱難奮斗中展開其途徑的,屬于德蘭蒂所言的“國家推進的現代性”。百年來國人先后提出了種種方案推進中國現代性進程:“中體西用”(洋務運動)、“全盤西化”(陳序經等)、“西體中用”(李澤厚)、“創造性轉化”(林毓生)、“轉化性創造”(李澤厚)等。④國內有學者從“韋伯命題”的角度思考中國現代性的問題,參見單世聯:《中國現代性與德意志文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6-378頁。所有這些努力嘗試,都顯現出中國現代性不僅具有反傳統性,而且還具有反現代性的特性。反傳統性就是指現代性幾乎破壞了傳統文化資源,在此背景下如何鑄造中國現代性文化?這是現代性建設遭遇的一個巨大問題。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在現代性追求中形成了反現代性這一獨特特性。反現代性是中國現代性建設中的特殊方式,即以反現代性方式建設現代性,楊春時先生深刻地揭示了它產生的根源:“其根源在于中國現代化的兩個任務即爭取現代性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沖突。由于現代性來源于西方,而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要反帝,所以兩者必然矛盾。由于民族危機的急迫性,加之早期現代民族國家的‘絕對主義’性質,導致以犧牲現代性和反現代性的方式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這就是‘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根據?!雹輻畲簳r:《兩個五四: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的沖突》,《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

中國文化產業立法必須面對這一特殊情況,將塑造卓越中國文化產業作為努力目標。雖然,阿多諾、霍克海默將文化產業作為欺騙大眾的手段加以批判,雖然看到了文化產業的異化,卻也忽視了文化產業積極的一面:“‘藝術’與現代資本主義幾乎是同時出現的,而且藝術與現代資本主義一樣都是我們生活的分裂的現代性中所產生的一系列獨特的具有徹底改變社會趨勢的實踐活動?!雹儋Z斯汀·奧康諾:《藝術與創意產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第27頁。更為重要的是,現代性的產生如果沒有文化產業提供的公共話語空間,那么現代性是難以持續的。

因此,在中國現代性之特殊性中,通過文化產業立法來推進中國文化現代性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選擇。這是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國文化產業立法無法回避的核心。中國現代性文化或者文化產業“立法”,只有在中國文化產業“兩個基點”、“一個核心”、“三種模式”上,推進和實現中國文化現代性和發展中國文化產業的卓越品質才有可能。以下將逐一加以展開。

三、中國文化產業的兩個基點

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清楚中國文化產業面臨的兩個基點,即“后發現代性”和“文化重鑄”,沒有對此的深刻理解,文化立法只能是“緣木求魚”,所塑造出的文化產業只能是“鏡花水月”。

(一)后發現代性

就后發性而言,中國文化產業的后發現代性是由中國現代性的特殊性質決定的,它來源于中國現代性的非原生性,“中國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就是外發性和后發性,所謂外發性,是指中國現代性不是本土文化的產物,而是從西方引進的,因此引發了持久的文化沖突。所謂后發性,就是中國現代性滯后于西方的原發的現代性,它從西方現代性中汲取思想資源,而且發展得并不充分”。②楊春時:《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269頁。

此外,中國現代性還受到西方后現代性思潮影響,使得中國現代性呈現出前現代性、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等多種文化、思潮的疊加、雜糅的境況,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充分利用后現代性對現代性的合理評判和補充,在反思現代性中不斷推進現代性。我們必須在合理借鑒和批判國外文化產業的前提和基礎上建立我國的文化產業,必須明確我們的文化產業目的和西方文化產業目的有著根本的區別。西方文化產業的產生是西方國家為了推動經濟的發展,促進就業等考慮,是用文化產業替代工業的行動,是晚期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雖有塑造文化影響力等方面,然而其為經濟繁榮尋找新的增長點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國文化產業在西方文化產業影響下起步,不可避免受到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影響,然而實現現代性,鑄造中國現代性文化才是其主旨所在。

(二)文化重鑄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性之間的不兼容性造成了中西文化之間沖突,西方現代性的結果使得全球化成為可能,更使得“東方從屬于西方,鄉村從屬于城市”,中國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現代性是必然的選擇。同時,對于中國文化產業而言,它必須解決兩個前所未有又互相牽涉的國際、國內的問題:

第一,就國際角度而言,現代性起源于中世紀晚期的神學論爭,起源后將自身作為從未有的事物進行論證,其論證的方式是用未來論證過去,從而遮蔽了自身的神學起源,它將自我視為一個可以向前、向后自我投射的存在。①參見杰拉德·德蘭蒂:《現代性與和后現代性:知識、權力與自我》,第12-14頁??梢哉f,現代性自身就是對神學的遠離和背離,其在自身發展中不斷遮掩這個問題,②參見趙臻:《論文學意識形態論爭與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15年第1期。這必然就出現了戴高樂時期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羅所言的“唯有偉大的文化才能夠彌補對上帝信仰的缺失,每個人必須要享受到偉大的文化”。③吉姆·麥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8頁。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現代性的基礎是瞬間的欲望滿足代替了永恒的宗教承諾。人們幾乎不關注他們的同類,只關心自己的愉悅感,在自省中生活?,F代人生活在其他人身邊‘卻看不到他們;他能觸摸他們卻感覺不到他們’”。④奧利維耶·阿蘇利:《審美資本主義:品味的工業化》,黃琰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34頁。更為重要的是,現代性產生之后,作為其“第一動力”的文化因素就消亡了,馬克斯·韋伯曾說:“正如我們一再觀察到的發展模式,當思想的宗教根基枯死之后,功利的傾向不知不覺地潛入稱雄?!雹蓠R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77頁。

如何給現代性塑造一個文化地基,是現代、后現代學者們所思考的重大問題?,F代性在起源上,將自身的“神學的起源”進行了“掩蓋”和“遠離”,在現代性展開的過程中,“宗教信仰根基”的枯萎,使得個體獲得“解放”,卻被“放逐”于“自我的荒島”上,現代性將走向馬克斯·韋伯所言的極度冰冷的“鐵籠”,因此文化與藝術被賦予了重大的使命:“藝術也是現代性生成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它是為我們這個逐漸被‘融化’的新世界療傷的工具?!雹拶Z斯汀·奧康諾:《藝術與創意產業》,第28頁。

因此,現代性的起源和展開邏輯客觀上使得人類社會面臨著這樣的現實:現代性的程度越高,對文化就越是渴求。這就需要用某種符合現代人的文化產品“溫暖”人類日益干枯的靈魂,如何創造出能夠滋養人類靈魂的現代性文化,將是一個極為重大的問題。

第二,就國內而言,我國現代性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必須一方面要完成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即以經過反思的現代性來鑄造中國現代性文化,這要求我們在合理把握西方現代性的基礎上,對傳統文化資源進行轉化性創造,更要求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內核進行根本性的置換和創造,對傳統文化根據其特點和適應現代性的程度,進行分類轉換和處理。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應對西方現代性、后現代性提出的根本問題即如何創造出滋養人類靈魂的現代文化,這是時代對我們的要求,中國文化產業只有在這兩個問題上做出自己的有效回答,才能使古老的文明煥發新顏,給世界文明做出新的文化貢獻。

四、中國文化產業核心、維度與模式

(一)人的現代性及其維度

中國文化產業在確定了“后發現代性”和“文化重鑄”兩個基點后,必須明確人的現代性是中國文化產業立法的根本,是中國文化產業的核心,更是中國文化現代性的核心訴求。人的現代性是我們的文化產業和現代性文化鑄造成敗的關鍵,人的現代性可以分為三個層面,這三個層面正如楊春時先生所指出的:“‘文革’結束后,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個時期的根本任務就是在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性三個層面克服現代性的片面性,全面建設現代性?!雹贄畲簳r:《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第9頁。

這就意味著,現代性必須在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現代性三個維度②筆者認為上述三個層面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互相制約的,對其的描述用“維度”似乎更為適合。上推進和整合,具體而言,“在感性層面建設現代性,意味著解放人的感性……在理性層面建設現代性,就必須重新舉起科學、民主的旗幟。要清除意識形態主義的影響,恢復科學精神……在反思—超越層面建設現代性,意味著哲學、文學、藝術等現代轉型?,F代性的負面影響包括感性異化和理性異化將日益突出,要求哲學的反思和批判與文藝的消解和超越?!雹蹢畲簳r:《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思潮》,第9-10頁。

值得注意的是,人的現代性的三個維度即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現代性三個維度之間關系極為復雜,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人的現代性的過程中,必須注意推進現代性時所秉持的原則與次序問題,這將直接影響到中國文化產業的立法問題和中國文化現代性的進程。

(二)推進現代性的原則與模式

人的現代性離不開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現代性三個維度上的現代性的推進,然而三者在推進現代性時所秉持的原則、次序與形成的相應的模式是不同的。筆者認為這三個維度分別秉持“無害”、“提升”、“卓越”三種原則。具體如下:感性現代性維度即感性的解放在于發展數量眾多的通俗文化,著眼于感性的解放和涵養,秉持無害原則?,F在我國境內的通俗文化產品如網游、玄幻文學④國內有研究者將玄幻文化稱為“時代的犬儒主義”,指出玄幻文學價值觀混亂以及對現實赤裸裸的認同,參見陶東風:《玄幻文學:時代的犬儒主義》,《中華讀書報》2006年6月21日第9版,雖然該文中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筆者贊同其大體的判斷,當下的玄幻文學對青少年的影響負面意義較大,有著很大的社會危害性。等,都有著相當程度的危害性,對青少年的危害尤甚,究其本質在于這些通俗文化產品違背了無害的原則。只有在無害的原則下,才能大力發展通俗文化,實現人的感性現代性。

理性現代性維度在于理性的建設,注重“提升”原則,主要在于注重文化產品對人心靈的“凈化”和科學理性的養成,該維度的展開,可以在感性當代性維度得到解放時,適時推進,在滿足人的感性現代性的同時,適時適度向理性現代性維度“提升”。

反思—超越現代性維度指的是對現代性的反思和超越,致力于塑造卓越的文化,對此正如賈斯汀·奧康諾所言:“‘偉大的藝術’和文學的價值體現在‘作品’中,它們熱愛程度超越了任何商品的商業成功,因為他們既表達了傳統的文化價值,也塑造了資本主義的藝術價值觀?!雹葙Z斯汀·奧康諾:《藝術與創意產業》,第45頁。其奉行的是“超越”原則,注重于卓越公民品質的塑造,此維度的展開在理論上必須先于前兩個維度,在實踐上可以注重其對前兩個維度的引導和規制。

五、中國文化產業實踐

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必須肩負起卓越現代性文化建設重任,必須在不斷反思現代性中推進現代性建設,中國文化產業的立法和建設必須致力于感性現代性、理性現代性和反思—超越現代性三個維度。在具體實踐中,必須堅持感性現代性維度優先的原則,因為只有感性現代性維度的解放,才能為后面兩個維度提供超越的基礎,才能為后面兩個維度提供資本上的保證,正如貢德·弗蘭克所言:“貨幣、尤其銀幣是其循環系統中流通的血液,潤滑著生產與交換的軸輪。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存儲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也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①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125頁。沒有文化產業的感性現代性維度的解放,就無法獲得資本上的保證和實現,更無法為其他兩個維度的實現提供有力的基礎。

在具體操作中,應注意劃分中國傳統文化內核、外核地帶,②參見趙臻:《為萬世開太平——論當代中國文化產業中文化政策的建構》,《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15年第2期。進行中國文化產業有效運營模式的實踐:“價值鏈和同心圓模式能有效地被文化的內核與外核地帶兼容,價值鏈模式中的始發創意其實是對核心地帶的創造性的轉化和占有,其他生產和銷售等環節就屬于外核地帶,同心圓模式中的圓心就是我們劃分的文化核心,其他外延的部分就是外核地帶,其長度、寬度取決于從核心地帶汲取的文化創意在生產中的賦予的文化含量以及被經濟學化的程度?!雹圳w臻:《為萬世開太平——論當代中國文化產業中文化政策的建構》,《中國文化產業評論》2015年第2期。

這種模式與中國文化產業的三個維度是同一的,即通過對核心地帶的創造性轉化和占有,實現文化產業的反思—超越維度,通過對外核地帶的開發和使用實現文化產業的感性現代性維度,通過介于兩者之間的地帶實現理性現代性維度,同時通過為外核地帶的經濟學化給其他兩個維度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從而有效地實現三者的高效運轉,從而創造出有自身特色兼有世界意義的文化產業。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產業立法應具有“全球眼光”,通過文化產業卓越性“立法”鍛造中國文化產業卓越品質,致力于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實現,這將是對當今世界所提出的重大文化命題之回應,更是古老中華文明煥發新顏,給世界文明做出新的文化貢獻的偉大嘗試。

責任編輯:沈潔

*趙臻,男,1979年生, 云南大理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遵義師范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美學。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美學的基本問題及批評形態研究”(項目編號:15ZDB023)、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方文化語境下的中國‘幻文學’研究”(項目編號:11XZW031)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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