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的歷史變遷與傳承

鄧斌　張偉莉

摘要：

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內涵豐富、自成系統，具有強大的吸附力，其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斷自我更新與成長。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體系其強大之處在于，它能構建出既深不可測的神圣信仰又接地氣的操作手冊，能夠真正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能夠表現出士子的哲學思想并以此區別于他族別國的思想與價值特質。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繼承和創新的關系。

關鍵詞：傳統核心價值觀；士子；社會轉型；傳承

中圖分類號：D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85831（2015）06020505

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語言習慣、文化傳統、思想觀念、情感認同的集中體現，凝聚著中華民族普遍認同和廣泛接受的道德規范、思想品格和價值取向，具有極為豐富的思想內涵。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核心價值觀在中國延續了數千年，這當然不僅僅因為儒家思想本身能夠兼收并蓄、自我更新，更重要的是它在形成之初經歷過社會的巨大轉型與變革。

一、社會轉型：思想與價值傳統延續的時代背景

從橫向上看，傳統的國家意志與個人的思想信仰及其之間的交互關系，構成了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全部內涵。從縱向上看，中華文明的變遷與延續實際上就是思想與價值乃至整個民族核心價值觀變遷與延續的如實寫照。任何深刻且合理、能夠持續存在并產生巨大影響的精神都不可能在平淡中誕生，這是因為任何社會核心價值成型的客觀條件都必然擺脫不了社會轉型這一事實。換言之，社會體制的變革與社會思潮的崛起是核心價值觀得以形成的必然依據，只有在波瀾壯闊的社會中，思想才會變得深刻、深遠，傳統文化系統也不能例外。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就是在治亂之間的轉變中，論證并建構起天、地、人是如何被合法地納入這一秩序之中的，社會的深度轉型呼喚統一的行動意識與倫理基礎，這是任何時代都擺脫不了的“宿命”。

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核心價值觀在中國延續了數千年。這種穩定的、合理的結構是經過不斷的論證與鍛造而成的，人們在反復質疑與往復辯論的過程中經歷了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這樣一個價值認同的過程。

眾所周知，在春秋戰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中國傳統文化和核心價值觀發生了巨大變遷，思想話語的承負者與政治權力的擁有者出現了分

離，思想得以迅速滋生各種流派，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過去“那些無需論證就可以使人平靜接受的真理，不再擁有權威性的時候，權力對思想失去了強制性的權威，對任何現象和事務的解釋都要解釋者從頭說起，而且要有一套自成系統、自圓其說的道理”[1]78。人們對思想的理性思索代替了對權威不容置疑的臣服。但對價值觀的討價還價實際上也等同于在混亂中價值觀的缺場，這意味著戰爭和分裂一旦結束，社會便需要一個統一的價值觀來修復被劃傷的思想和知識體系。怎樣才能尋找一個屬于國家控制的并為人們共同認同的、最終的價值依據與心理本原？答案只能是：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提出一套可供時間檢驗的價值體系。這也難怪孔子曾感嘆，在他所身處的世界中，“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論語·八佾》）。從正統到混亂再到大一統的節點上，孔子期待通過他與弟子們的人本（仁）、宗法（禮）和中庸學說建立起“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禮記·學記》）的社會秩序。知識精英們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強調外在的秩序格局與內在的道德底蘊相結合，才能建立有條不紊、協調和睦的社會。但在春秋戰國時期，面對離散的人心與失控的國家秩序，儒家沒有辦法將其提倡的核心價值觀上升為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

對于價值觀建立的設想及至漢代的董仲舒終于得以實現，春秋戰國時期思想與信仰的離散也隨著國家趨于大一統而漸趨縫合。由于國家呼喚政治的權威秩序、觀念的協調統一以及社會的安定繁榮，因此漢代在不斷強調“天者，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祭》）、夯實君王權威的同時，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德”、“刑”分治，“道統”與“政統”分離以及知識與權力之間緊張對抗的局面，建構起“禮法合一、德刑共治”的大一統思想。儒家學說通過建構自然法則作為合法淵源、以君主制度與循吏行政系統作為推行力量，以血緣親情作為社會認同基礎，以特有的話語系統作為思想延續的符號，使得這種以“家國一體”為根本特質的系統化意識形態能夠在時間與空間上成為“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中庸》）并宰制中國人上千年的核心價值觀。正式“成為理路貫通、兼備形上形下、可以實用于社會的國家意識形態，形成了中國傳統意識形態的極富彈力和張力的系統”[1]243。這種比較封閉、完整、自給自足的系統使得儒學在思想上取得寡占地位，因而它所輸出的意識形態也自然成為國家的核心價值觀。但盡管自春秋以來的儒道之爭暫時歸于平靜，但這實際上也意味著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的內在分裂朝政治與宗教的趨勢發展[2]，即儒學也開始表現出神學化的傾向。

漢代之后，玄學興起。玄學的“名教與自然”之爭，否定了儒學占據核心價值的地位，使得儒家話題的終點成為玄學話題的起點，“名教即自然”、“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等哲學認知的出現意味著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再一次面臨著轉型與變遷。加之佛教東傳，宗教信仰大有先于社會倫理而規訓世俗世界之意。從公元五世紀到七世紀之間，儒、釋、道之間的紛爭意味著大一統的國家價值觀不得不與宗教團體共享原來的權威，人們的價值觀被雜糅成為“三千買棺，無制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3]729式的灰色幽默，人們在三種價值的沖突與融合中變得無所適從。

隨著隋唐統治者對于政權合法性的不斷建構，三派的紛爭趨于平息，新的意識形態、制度規范被重新勾勒出來，“借助權力建立了常規的世俗利益與經典的知識話語的聯系，把一種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知識、思想和信仰作為知識階層晉升的必有途徑”[4]5。唐朝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繁榮后迅速陷入了國家權威淪喪軍閥割據的窘局，因而國家又不得不呼喚通過統一的思想與價值觀重建傳統主流意識形態的秩序與權威?！胺幢拘薰?，不忘其初者也”（《禮記·禮器》）是儒家對于知識、思想延續與更新最常見的主張，即對于價值的重建必須要得到回歸歷史與經典的支持，通過重新解釋經典與歷史譜系喚回價值認同。具有代表性的便是韓愈的《原道》。韓愈通過重新“發現”孟子并重建其“道統”，借助若虛構若真實的歷史譜系的重述，把國家拉回到“博愛、行宜、順而祥、愛而公、和而平”（《原道》）的局面。使得儒家價值觀的合法性在帝國的意識形態中得以再次通行無阻，國家與民族價值觀的一元狀態也得以再次恢復。

北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動亂。由于道統（文化重心）與政統（政治重心）的再次分離，在國家與個人之間，知識、思想與國家之間出現斷裂。鑒于此，國家希望通過其與士紳的雙重支持，建構一種囊括皇權、社會與自然的普遍真理，在這種普遍真理之下，士在價值體系中的地位得到回歸，國家權威與社會秩序得到重建。在此基礎上，儒、釋、道又重新融合為一種新的儒學，即宋明理學，理學家們將正統儒學的天命論與人道論相結合，使得儒學進一步走向精致化、程序化[5]。從而使國家與社會秩序的同一性也漸次得到了鞏固，儒家價值觀中的經典原則被倫理化與世俗化。以“孝”為基礎的家庭、宗族與以“忠”為基礎的國家秩序獲得了超穩定的結構，并且“國家的政治權力與士紳的知識權力，使得文明由都市向鄉村、由中心向邊緣逐漸輻射，并構建了以漢族地區為中心的認同的‘同一性……看上去，似乎生活在中國的人們，都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認同了這種以家庭、宗族關系為中心的，理智、克制、和睦的生活規則和社會秩序，以及維護這種規則和秩序的倫理道德觀念，于是，以漢族為主的中國文明的同一性，這才真正被建構起來”[4]247-248。

總之，宋明以降，“存天理滅人欲”成為了傳統文化價值與人性修養的新的進路。中國人的核心價值演變為一切事物均遵循“天理”。因而名教與自然、先驗與經驗、倫理與政治得到了有機結合，儒釋道一體的格局因之最終得以形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再一次展示了其在社會轉型中的自我延續與更新。

傳統三綱五常的名教觀念在社會轉型中經受一次又一次的洗禮，錘煉后的價值觀也以優勝劣汰的法則延續下去。它在社會轉型中成長，又成為維護封建人倫與規范傳統政治秩序的穩固基石。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內涵豐富、自成系統，具有強大的吸附力，其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不斷自我更新與成長，“牽動著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和道德規范體系，推動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和道德教化”[6]。即便是處于政治動亂之際，核心價值觀仍舊能在思想上、精神上發揮著巨大的統領作用。

二、哲學對話：士子在傳統核心價值觀中的培育

任何時代的文化精髓所凝練的價值觀必然都要求具有高遠的立意。作為一個時代的精神圖騰，核心價值觀具備雙重的面向：它不僅作為一種立身準則與行動標準，內化于每一個成員的精神—道德性力量以及規范他自己的政治秩序，同時也意味著這種話語符號是每一個成員孜孜以求卻難以企及的道德制高點。所以孔子深諳“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在他看來，社會的核心價值一定要建立在既要能“立天地之大本”但又必須“知天地之化育”一類的思想和信仰基礎上，所以“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禮記·中庸》），君子之道存在于“費隱”與“能行”之間。千百年來的士子在吸納傳統文化的內核時，大致都有兩條路徑：一則進德，即“尊德性”，通過這種“極高明”的信念成就信仰上的修為。一則窮經，即“道問學”，通過“道中庸”的日常修為來“溫故知新”，求得智識上的進步。所以在“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庸》）的培育理念下，以仰望星空的理念來做皓首窮經的志業，方能成就經典中對“士”或“君子”使命的塑造。對于今天的大學生而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依舊是其思想價值塑造的重要途徑。任何一個在良性文化體系中成長的人都與這個體系及其內在的價值觀形成一種人文的對話，即馬克思主義在論述理論與實踐關系時強調，一方面，實踐決定理論，要通過實踐檢驗理論的真偽，并形成新的理論，另一方面，理論對實踐具有反作用，要通過理論與智識指導社會實踐，這一點古人早就給予我們明示。

任何人都沒有理由懷疑，曾國藩（1811-1872）這位在個人品德修養、社會關系塑造以及帝國的政治機器改造中都堪稱表率的理學名臣、縫掖大儒不是傳統文化培育下的驕子。對于在傳統家國一體的文化價值系統中“君子的形成是如何可能的”這一問題，曾氏的見解因其身份與成長經歷的緣故，結合了耕讀士子、知識精英與倫理“先鋒隊”的多重角色，因而可以清晰地呈現在傳統知識世界里“士”或“君子”這一群體的價值觀是如何構建的。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幫頑民?；瘎t憂也；蠻夷猾夏則憂也；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也；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也；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7]22-23。

《大學》開篇就提醒士子們：“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奔匆粋€人的社會存在如同向水中投入一顆石子所激起的漣漪，一圈一圈向外圍擴展。想為國家與社會締造良好的政治秩序，則首先應當在家庭中陶冶其個人的人格。因此儒家的經典為所有的價值觀認同者提供了一種心靈道德培育與國家秩序治理相連接的線索，從而國家、民族與社會秩序的建立即意味著個人心靈秩序的建構。這種“個人-家庭-宗族-社會-國家-宇宙觀”環環相扣的認知、實踐模式便是傳統文化對人的改造的基本假設。按照儒家的假設，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建構他自己的這種夢想，他所建構的普遍性原則就能與家族、社會、國家的行為相聯系，那么他們所身處的社會就有可能“民胞物與”，他所處的國家才不至于“蠻夷猾夏”。因此在這種理想的模型之下，君子本身就成為了一種完美的近乎珠玉的存在，以至于

“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大學》）。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僅有這種假設也無濟于事，孔子的悲劇在于盡管他構建了宏大主題的社會價值觀雛形，但是這一優良的秩序在他那個時代并不流行，甚至等同于妄想，被貼上“過時”、“反動”的標簽[8]84。在儒家的學說中，總有一個先設的道德標準與理想準則，它如同孵化機孕育并改造士子們的精神世界。但傳統的文化畢竟無法擺脫對人的構造程序過于理想化這一事實，因為人的塑造不是流水化的生產車間。對于那些傳統文化機器孵化出來的“半成品”或“殘次品”，經典通常只會將他們弱化為“小人”、“愚者”、“不仁者”、“小肖者”這種渺小的形象，并作為凸顯君子美德的反面教材而加以批判譴責。

傳統的文化體系其強大之處在于，它能構建出既深不可測的神圣信仰又接地氣的操作手冊。即便是有可能多數人都會被打上“名不見經傳”的標簽，但也仍舊不妨礙這種文化體系所具備的強大凝聚力，吸引人人都渴望能成為君子的事實。

馬克思曾說，“哲學并不像蘑菇那樣從地下冒出來，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的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9]120。哲學從其內外部都要與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發揮作用。所以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能夠洞見君子的改造是如何可能的，并很清晰地在展示傳統核心價值觀合法性的同時縷析了人與價值觀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立體”結構的人，曾國藩對君子培育的看法，實際上也包含著個人、社會、國家這三種關系，三者互相交錯，各為因果。在國家層面，君子應當以拯救國家衰亡、政治腐敗、生民凋敝為己責，以國家昌盛、政治清廉、人民富強為己任；在社會層面，君子應當推己及人，通過德行與禮教使生民開化；在個人層面，君子應當“如琢如磨”（《詩經·國風·衛風》），在心中立道德之法，以美德信仰作為仿效的目標。所以在現實世界中，當君子有了悲天命而憫人窮這樣上下求索的志向，他便有了立足于社會及博取政治與機遇的資本，進而其自身的修為也成為了一座美德的山峰供其他的士子瞻仰。同時還要看到，傳統的價值觀建立在厚重的歷史積淀之上，傳承與延續是儒家價值觀區別于其他流派、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根本所在，所以孔子一再強調，儒之為儒，是要“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后世以為楷”（《禮記·儒行》），即君子雖安身于當今之世，卻能時刻與古人對話；雖立命于當今之世，卻能成為后世楷模?？峙乱舱沁@種注重倫理本位、闡明主體意識、身處辯證結構、關注現實政治、強調線性思維、重視人際關系[10]，才使得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真正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得以貫穿古代社會始終，能夠表現出士子的哲學思想并以此區別于他族別國的思想與價值特質。

三、現實意義

堅守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并傳承堅定的信仰與正確的價值觀，才能夠培養出杰出的青年才??；青年只有將個人前途與民族的精神、國家的命運聯結在一起，才能大有作為。因此，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青年意味著希望與未來，贏得青年，就是贏得未來。鄧小平同志強調，青年一代的成長是我們事業必定興旺發達的希望所在[11]95；江澤民同志強調在新時期內在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要進一步加強黨的基本路線教育，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近代史、現代史教育和國情教育，增強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強精神，抵御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的侵蝕，樹立正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12]27；胡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中強調，一個有遠見的民族，總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個有遠見的政黨，總是把青年看作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1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與北大師生座談時更強調，青年是標志時代的最靈敏的晴雨表，時代的責任賦予青年，時代的光榮屬于青年[14]。歷史曾經不止一次地證明，每一時代的青年人都能通過自己所處時代的條件，憑借機緣與際遇去規劃人生、書寫歷史。當下堅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結合，加強對青年學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就是要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為核心，以家國情懷教育、社會關愛教育和人格修養教育為重點，著力完善青年學生的道德品質，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養。

近百年前，以學生為主力軍、領導工商界及廣大民眾通過罷工、請愿、示威、游行的“五四愛國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民主、科學、愛國、進步等進步精神也成為了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孜孜矻矻爭取的核心價值，也可以說，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正是濫觴于近百年前那場青年學子譜寫的、旨在為國家、為民族、為億萬民眾尋求光明與幸福的青春樂章?！按箨扆埳咂?，乾坤一少年”，近百年來，五四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謀國家民族的福祉，爭民眾與個人的權利，在為實現國家的富強、社會的穩定與個人的尊嚴的奮斗道路上，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將這種價值的傳承與認同鐫刻在個人思想與信仰的最深處，在歷史的時空中不斷激起思想碰撞的火花，億萬個夢想匯聚成為了中國夢，億萬青年的先進思想匯聚成了核心價值觀。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盵14]

如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對于青年人思想世界建構的期許是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育人”一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同樣面臨著這一問題。因此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全過程，轉化為人民的自覺追求”，黨的十八大報告更進一步指出“要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教育，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每一個時代都有其追求的目標與承擔的使命，任何時代對青年培養宏觀意義都是相同的。在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與培育上，過去與現在也保持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我們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傳統核心價值觀的時代價值，使之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參考文獻：

[1]葛兆光.七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M]//中國思想史（第1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2]周興茂.中國人核心價值觀的傳統變遷與當代重構[J].東南大學學報，2010（3）：5-9.

[3]張融傳.南齊書（卷41）[M].北京：中華書局，1972.

[4]葛兆光. 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M]//中國思想史（第2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5]趙玉華.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價值觀的總體特征解析[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1）：60-65.

[6]戴木才.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核心價值觀（上）[J].唯實，2014（4）：5-9.

[7]曾國藩.致諸位賢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M]//曾國藩家書.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11.

[8]本杰明·史華茲.中國古代的思想世界[M].程鋼，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李宗桂.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及其特點[J].中山大學學報，1989（4）：12-14.

[1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2]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1992年10月12日）[M]//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13]胡錦濤.自覺擔負起時代的重任——胡錦濤總書記關懷青年和青年工作紀實[N].中國青年報，2008-06-12（1）.

[14]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4-0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