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援助是如何走向異化的？

李小云｜文 郭潔茹｜編輯

發展援助是如何走向異化的？

李小云｜文 郭潔茹｜編輯

有關發展援助到底有無效果的問題直到現在也爭論不休。林毅夫先生和王燕女士最近出版了一本《超越發展援助：在一個多極世界中重構發展合作新理念》的書，這本書涉及到了發展中國家如何借助外部支持啟動增長的問題，他們的觀點突破了傳統援助機制局限于援助--發展的困境。實際上，西方學術界對于援助一直都有著深刻的批判。后現代解構主義社會科學家往往把援助看成是資本主義和西方維持其霸權的工具，這樣的批判顯得有些極端，但卻是深刻和尖銳的。大家可以參照Arturo Escobar的《Encountering Development》和 James Ferguson的《The Anti-Politics Machine》等著作。Angus Deaton在他的《The Great Escape》一書中說，“2008年，世界上的貧困人口大約8億，如果按照1美元貧困線，那么，美國人加上英國，德國和日本的成年人每人每天捐0.15美元，世界的貧困就解決了，這應該說是容易做到的，為什么沒做呢？但是就算我們捐了這0.15美元，貧困問題也就此不會被消滅?！彼麤]有從解構主義的角度看，他認為按照這樣的算法產生了“援助的錯覺”，援助絕非消除貧困的良方，相反卻是窮人改善生活的絆腳石。當然也有很多人都在說援助是有效的，他們說，研究顯示，非洲這么多年教育和醫療的進步主要是援助的功勞，如坦桑尼亞的人均壽命從上個世紀的60年代的50多歲提高了現在的77歲。但是由于對照數據的缺乏，很多人質疑這不是援助的成就。很顯然對于這個問題很難用有效和無效做簡單的說明。

從現代發展援助開始的那天起，客觀地說，援助的動機并不是一個壞的想法。殖民時代，財富從窮國流向富國，在貧富差異的結構關系中，窮國很難通過出口原材料致富。所以富裕的國家希望通過援助這種財富的反流到窮國而幫助窮國發展。如果我們不從解構主義的視角看得話，那么，援助的初衷和目標就是幫助窮國發展，問題是為什么這樣一個看起來良好的愿望會引起長達幾十年的爭論？如果說援助是有效的，那么為什么今天那些接受了援助的窮國依然貧困？如果說援助沒有效果，那么為什么援助又不會停止，反而，聯合國還在敦促富國提高他們的援助份額？

發展援助扭曲了援助的道德原則

我一直相信援助的道德含義。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講過，“即使是一個腐敗墮落至極的世界，也絕對不會存在這樣以他人之苦為樂的惡棍”。他的意思是人類有義務對于需要援助的人施與援助。對于活躍在戰亂中的紅十字會，對于在地震和其他自然災害中的援助，以及對于處于疾病災難中的國家施與援助，我們都一直予以支持。人們排著長隊捐款的情景反映了人類超越距離和民族所呈現的道德感和行動。顯然問題不在我們有沒有義務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而在于現在的援助有沒有可能達到幫助他人的目的。很多人道主義援助是可以，但是主流發展援助的效果則是不確定的。也就是說，當把援助作為手段去幫助窮國消除貧困和促進經濟增長時，其效果是值得質疑的。

窮國能不能擺脫貧困和救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發生災害時，物質和資金的援助可以免除受災人民因為物資和資金缺乏而出現的災難，可以拯救生命也有利于災后的恢復?，F代援助的成功案例馬歇爾計劃實際上是戰后的重建計劃。真正使馬歇爾計劃成功的并不是資金和物質本身，接受馬歇爾計劃的國家戰前都是發達的國家。把馬歇爾計劃作為援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樣板顯然是有問題。每一個國家的減貧和發展都需要內生的機制和動力。就像一個零件不全或者一部有毛病的機器，無論如何加油， 它都不會啟動一樣，一個國家如果不具備發展的內生動力，援助是不起作用的。相反，如果一個國家具備了內生的發展條件，只是缺乏資金和技術，那么援助就會發生作用。當援助從人道主義領域延伸到發展領域的時候，援助者開始認識到了援助的尷尬。但是他們不是減少或者停止援助，而是繼續探討援助如何能發揮作用。作為自己辛苦的工作，他們不會承認援助不起作用，相反會不斷地告訴大家，不是援助不起作用，而是我們以前做的不對。大家就這樣不斷地相信這樣的托詞，也就不斷重復著不起作用的援助。按照這樣的假設，要想使援助在發展中發揮作用就得讓援助與改革掛上鉤。然而，改革是個系統的工程，通過外部的援助促進一個國家內部的改革則會讓改革和援助都變得非常復雜。這也正是援助不能很好地促進減貧和發展的原因。顯然質疑發展援助的效果不是否認人類的道德義務，恰恰相反是嚴肅地思考人類的道德責任。將人道主義援助延伸到發展援助在很大程度上異化了人類普世性的道德義務。

發展知識異化了援助

發展援助的基本理論基礎是經濟增長和投資占國民收入比重的關系。經濟增長和投資越高，國民收入就越高；當投資不足時，經濟增長就緩慢，國民收入就低。因此，當一個國家缺乏投資時，想要提高國民收入就需要外部的援助。按照這個理論，發展政策和實踐領域都一直立足于如何改善政策環境來吸引投資和提高投資的效率。這些觀點也不能說是錯的。但是圍繞這個理論而形成的通過投資來促進窮國發展和減貧的一套發展知識體系則是值得質疑的。首先，應用于窮國的發展知識是外生性的知識體系。這個知識體系是在殖民主義的歷史背景下，在后殖民時代由西方的知識精英在發展中國家逐步構建而成的。這一體系雖然也包含了窮國的一些經驗，但更主要的是基于發達國家的經驗， 如強調市場、法制等構建。這個知識體系的建設主體不是窮國的知識精英，無法植根于窮國社會文化和政治經濟的歷史和現實。說是知識霸權過于極端，但至少是這個知識的構建中缺乏本土的能動性和主體性視角。在這個知識體系中，只能看到本土的參與和依附，而不是本土主導性吸納外部知識。因此，就造成了所謂的知識主客體關系的錯位。由于知識的生產由外部主導，而外部的投資又需要這個知識體系提供其運行的合法性依據。西方發展知識生產體系建構出的發展知識是高度提煉和抽象的，雖然這些知識有西方的發展經驗和要素，但既不是西方發展過程中真實的實踐形態，也不是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文化形態，如自由化，市場化，參與式發展，性別與發展知識等。因此，知識的生產和應用就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得援助出現了異化。

援助機構導致援助異化

西方發展援助的高度專業化和體制化是西方援助的重要特色。援助由專門訓練的人員和組織來實施。援助客觀上需要專業化和制度化，但是高度的專業化和制度化誘發援助人員和體制的自身利益追求。援助人員和機構在本質上很難接受援助是失敗的這一事實。即使有所謂的獨立評估，但是評估者與援助人員和機構都依賴援助生存，他們之間的主體利益是一致的。西方倡導的獨立專業主義精神與援助實踐之間形成了極大的悖論。援助專業化導致從知識生產到傳播的一個利益鏈條的形成，在這個利益鏈上，除了不斷將援助資源投入到所謂改進后的項目中以外，除了學者，在援助體系中很難有人能正視援助的問題，即使有像伊斯特利這樣的專家，他最后也不得不從世行辭職。這種情況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更是如此。西方發展知識的生產和援助的執行在自由化和市場化之后均實行了自負盈虧的體制設置，盈利性驅動了各種發展咨詢公司和自由工作者大量出現，援助的公共使命與私有化公司和自由職業者的牟利動機產生沖突。由于援助成為了這些機構和個人的生計來源，這就使得改革援助的努力變得十分困難。不僅如此，專業化和制度化也導致了援助成本的不斷增加。據估計，西方真實援助的比例很低，有的援助預算的50%以上都是管理成本。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的人格化是政府低效率的主要原因，但是，自由化后使用公共資源的各種市場主體同樣是人格化的。市場化的援助體制非但沒有改善援助的效果，反倒使得援助陷入了更加尷尬的狀態。援助的產業化，市場化給援助這個公共產品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希望通過專業化、制度化來推動援助的努力最后由被這樣的機制所異化的現實實在需要我們深思。

發展援助深陷困境是不爭的事實。在地緣政治利益的驅動下，各國還在爭相增加發展援助，但是好在很多受援國已經認識到了援助的問題。很多非洲國家都在力圖減少接受援助，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許多非洲國家都逐年減少對援助的依賴。實際上，傳統的援助--發展路徑正在受到挑戰，而發展援助會不會在不久的將來消失則取決于能否發育出新的發展資源。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中國國際發展研究網絡(CIDRN)主席，南方國家智庫網絡（NeST）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