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突對抗、話語建構、競爭傳播、溝通妥協：“新媒體事件”的媒介呈現
——以“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為例

郭艷軍

沖突對抗、話語建構、競爭傳播、溝通妥協：“新媒體事件”的媒介呈現
——以“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為例

郭艷軍

新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整個社會的傳播環境和傳播實踐發生了質的變化，尤其表現在近年來不斷出現的“新媒體事件”上?！靶旅襟w事件”區別于那種重視共識性建構和儀式化傳播的“傳統媒體事件”。通過對近年來有關“新媒體事件”的研究發現，那些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新媒體事件的媒介呈現一般都會經歷四個階段：沖突對抗階段、話語建構階段、競爭傳播階段、妥協溝通階段。

新媒體事件；沖突性實踐；話語建構；競爭傳播；溝通妥協

戴揚和卡茨在《媒介事件：歷史的現場直播》一書中所提出的經典論斷即“這些媒體事件遵循著同樣的特定規則，都是具有展演特征、由事件組織者和電視臺合作、通過儀式化符號的建構和傳播以期達成共時性歷史記憶的‘儀式性傳播’”。[1]4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隨著傳播技術的進步和平臺的增多，傳統的大眾媒體已經不再是“媒體輿論神話的中心”，新媒體平臺的信息傳播不僅爭奪大眾的注意力，而且引發了各個階層社會權利的變遷，普通大眾掌握了傳播的話語權，造就了至少表面上多元化的媒介生態，與此同時“沖突性的新媒體事件”也日益增加。

一、新媒體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不確定性

2006年在馬尼拉的一次會議上，有人第一次提出“新媒體事件”。[1]但是新媒體事件到底“新”在哪里？[2]學術界并沒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

從技術層面上講，“新媒體事件”的傳播平臺不再是電視等傳統的大眾媒介，而是快速發展的互聯網媒介和社交媒體；新媒體事件的組織者也不再是專業性的生產機構，而是門戶網站、論壇、貼吧、微博和百度一類的搜索引擎和視頻服務網站，以及個人利用社交媒體發布訊息所形成的自媒體。如胡泳在《網絡開展政治慎議的障礙因素》中指出，新媒介技術帶動了傳播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進一步打破了大眾傳媒與人際交流之間的界線，形成一種可稱為“大眾自媒體”或稱“共有媒體”的新型傳播形態。[3]

從社會層面上講，新媒體事件層出不窮，單純技術層面的考察并不能完整地解釋這些事件的傳播對這個社會究竟意味著什么，而考察新媒體事件的傳播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或許能夠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這些傳播現象。如陳韜文、邱林川在《新媒體事件與社會的躁動》中指出，“新媒體事件一方面可以折射出社會的現存狀態，同時也加速了社會變化的趨勢，在這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社會躁動頻繁，媒介傳播尤其是新媒體傳播在社會轉型中扮演著何種角色，這些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很值得我們關注和探討”。[1]

從更完整的社會—技術視角來關照“新媒體事件”的同時，還要將其與“傳統媒體事件”進行歷史性的考察對比。在這里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四個層面的變化：

首先是傳播渠道的變化。傳播渠道多種多樣，在時空范圍上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延展，從傳統的大眾媒體到新興的社會化媒體，從地域性媒體到全球性媒體，豐富多樣的傳播渠道為媒介傳播活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其次是事件參與者的分析。新媒體傳播對社會各個領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社會各個利益群體都善于利用媒體來發聲，政治力量、商業組織、媒介明星、“虛擬社群”，還有數以萬計的“網民”，他們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發表言論，同時也在改變媒介事件的走向。再次是話題轉化的“蝴蝶效應”分析。因為有各種利益相關者參與博弈，新媒體事件的發展過程和走向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引發沖突討論的“原事件”往往隨事件的升級而被邊緣化，輿論的焦點也轉移到了更深層次的討論，甚至引發其他一些相關的社會活動。最后是信息接收者的分析。事件信息的接收者不再是傳統的“大眾”，互聯網時代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經培養起相當一部分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網民（這并不排除還有很大一部分網民是新媒介事件發展過程中的隨波逐流者），他們并不滿足了解事件信息的本身，他們通過各種媒體渠道發聲，爭取更多的支持，以此增強自己在媒介事件中的影響力。

“新媒體事件”的新特征既表現在技術形態的轉變上，同時也表現在傳播內容、話語權利、媒體系統內部互動等方面所反應出的社會變遷的新趨勢上，包括弱勢群體的賦權、傳播手段多樣化以及鑒別信息真偽的困難性等。但是，它最能區別傳統的表現是事件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這與傳統媒體事件展演性的、儀式化的傳播形成鮮明的對照。

因為不確定性的存在，所以對新媒體事件的考察要關照的層面是多樣的，事件本身的演進及其所引發的“蝴蝶效應”構成一個復雜的“新媒體事件系統”。

二、“新媒體事件”演進的階段性特征

“新媒體事件”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充滿著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媒介實踐行為。事件中存在諸多的敘事主體，他們運用個性化的敘事策略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不同的敘事主體通過在各種新媒體平臺上相互競爭、交流和傳播，各種觀點的博弈將人們的關注點引向事件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而新媒體事件在特定階段的演進結果則是沖突雙方溝通妥協的產物。本研究認為，“新媒體事件”演進的階段性特征為：沖突對抗、話語建構、競爭傳播、溝通妥協。

（一）沖突對抗

沖突對抗是“新媒體事件”的導火線。這種沖突并非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不可調和的沖突，而是雙方具有一定的文化共識，有著平等溝通交流的可能性。所以它可以是經濟利益的沖突、文化差異的沖突、道德信仰的沖突，甚至是個體差異的沖突。它包羅的范圍更廣，上至國家法律層面的沖突（如快播庭審案中的爭論），下至“雞毛蒜皮”（如杭州高三女孩被哈佛錄取事件），甚至娛樂明星的隱私八卦（如文章出軌事件）也會成為廣泛討論的新媒體事件，只要能夠引發人們廣泛討論并大范圍傳播的，都可以形成“新媒體事件”。

(二)話語建構

根據維特根斯坦后期語言學的觀點，語言也是一種行為，而不僅僅是意義的表達。[4]38“新媒體事件”中敘事主體之間的各種沖突均是通過話語建構和傳播方式來呈現的。

因此，媒介事件具備傳播特性和符號特性。正如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提出的“擬態環境”理論，即認為擬態環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摹寫，不是“真”的客觀環境，或多或少與現實環境存在偏離。但另一方面，擬態環境并非與現實環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現實環境為原始藍本。[5]在新媒體事件演進的過程中“原事件”會因為新的衍生話題的出現而被慢慢邊緣化。而引發人們爭論最激烈的問題或者說“事實”，已并非事實本身而是被感知的事實。這些被感知的事實是由不同的敘事主體的話語文本所建構出來的。因此，媒介事件更是一個關涉媒介、符號、文本和互動傳播實踐的事件。

（三）競爭傳播

媒介化時代網民并非勒龐筆下的“烏合之眾”，至少已經有相當大的一批網民，具有獨立的意識，在媒介事件中往往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因此他們常常自發組織形成“虛擬社區”，他們有著強烈的表達欲望和需求，新媒體的發展又為這種需求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因此以微博、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化媒體便成為個體和組織進行交流、競爭的平臺。其次，社會越來越開化，文化更加多元化和全球化，過去那種整齊劃一的“思想認知”，隨著時代變遷也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人們在媒介實踐中更傾向于表達不同的觀點，矛盾沖突必不可少。因此就有了競爭傳播的需求，而這種競爭傳播不僅是各敘事主體的利益表達，它對一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和民主也意味著更多。

（四）溝通妥協

“在溝通過程中，雙方必須于互動來往中承認雙方所提出之有效聲稱，才有可能達成相互了解與共識”。[6]妥協的前提是雙方平等的溝通，尊重對方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同時承認對方的觀點中有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事件的合理性成分，這一點至關重要。妥協的結果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任何一方所預想的那樣。因為事件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很多不確定的因素，誰也不知道它會發展到哪個地步。但肯定的是，妥協的結果一定是以沖突各方思想中對社會的文化、道德、信仰的共識為基礎的。

“新媒體事件”演進的四個階段性特征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他們都在相互重合、交叉和互動。又因為發展過程中的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對媒介事件本身的考察已經遠不能反映事件本身所引發的“漣漪效應”。我們應該從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來看這種“新媒介事件”的演變以及與其他相關事件的交流互動所構成的一個復雜的社會事件系統。

三、案例分析：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

（一）事件概述

2016年2月6日19點28分，上海本地網絡社區籬笆網上一則關于“上海女孩因為一頓年夜飯與江西男友分手”的網帖迅速引發人們的廣泛關注。2月10日下午新浪微博賬號為“風的世界伊不懂”的用戶發布了一段微博，稱事情導致這個結果是他“太急”“太相信愛情的力量”。2月13日，天涯社區同樣出現一則網帖，發帖者稱自己和該上海女生系前年下半年認識，該女生主動示好，自己家境貧寒，確實有找個上海姑娘少奮斗幾年的想法。他同時指出，女方外貌十分普通。此外他還寫到女方的發帖，對他的生活和今后的工作造成了明顯的不良影響，希望當事人停止一切吐槽行為，不要再對其可憐的父親母親造成二次傷害，并迅速刪除相關原帖。當天還有一名自稱是在江西農村長大的網友“爾雅2016”在中國江西網(江西手機報)的“大江論壇”發布了一篇給上海女孩的信件，信中女孩分享了她眼中充滿溫情和清新的江西農村，并堅信江西農村有能力滋養年輕人的愛情。各大傳統媒體也紛紛跟進報道此事，形成全國性的輿論熱點?！度嗣袢請蟆樊斕彀l表評論文章探討城鄉差距的問題。17日，這起引發全國輿論熱議的“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在悄悄地發生著轉變，新浪新聞中心發布“上海女逃年飯是營銷騙局？”的文章，文中質疑這是一起營銷事件。部分網友也開始對這起事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21日劇情出現反轉，江西省網絡部門證實“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事件從頭至尾均為虛假內容。27日中國網信辦發表評論“不能讓不實報道騙取點擊量”，文中稱要尊重新聞的真實性。至此整個事件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二）不斷沖突、建構、競爭和妥協的媒介景觀

雖說內容是虛假的，但引發的“新媒介事件”卻是真實的。顯然，這一事件具備媒介事件的典型特征，如明確的核心主題、多媒介平臺的表達、多樣化受眾的廣泛參與，以及由此形成的“媒介傳播的中心化表演”。[7]但是這種“媒介傳播的表演”并不是計劃性的、儀式化的表演，而是一種不斷沖突、建構、競爭和妥協的媒介景觀的呈現。

沖突對抗：事件中所包含的沖突引發廣泛的討論。一方面是上海女孩所代表的發達城市，另一方面是江西男友所代表的落后鄉村。發達進步與貧困落后，嫌貧愛富與質樸純良，使得整個事件演變成了城市與農村的較量，二者在較量中力量懸殊，農村自然而然成為被同情的一方，它呼喚著我們去關注、去聲援。

話語建構：事件本身的沖突只是基礎，而真正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沖突則是被建構出來的。就本事件而言，事件的沖突主要圍繞文化經濟層面展開，原事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轉化為一個“城鄉間巨大的經濟文化鴻溝”的問題。敘事雙方所采用的角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如《人民日報》在評論《農村說聲愛你太沉重》稱，“春節返鄉團圓，恰恰是對農村出身與社會關系的再次確認，而上海那位女孩的連夜出走，也是對這種社會關系的拒絕。因此，這不僅僅是城鄉差距問題，也不僅僅是階層固化問題，而是農村青年在向上流動之后，如何去重新建構自己的社會身份問題”。[7]還有部分群體論述“門當戶對”對一個家庭穩定性的重要程度，他們認為“門當戶對”不僅僅涉及經濟層面，還關乎家庭氛圍、家庭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兩個人擁有相似的三觀才可能組成比較穩定長久的家庭。

競爭傳播：沖突雙方的話語敘事首先是從微博、論壇這類社會化媒介渠道傳播出來的，發帖人“想說又說不出口”發表了一篇題為《有點想分手了》的帖子引發數萬人的評論，微博賬號“風的世界伊不懂”用戶發布的微博聲明，更是引來數萬人的圍觀。繼而各大主流媒體，《人民日報》《京華時報》等跟進報道評論，在全國形成一個輿論的高潮。

在本事件中，沖突各方的敘事一直遵循著“利益框架”，從城市與農村方方面面的差距來建構論證。此外是“道德框架”，比如有相當一部分網友對事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而事實證明這種質疑是對的），認為這是一種營銷炒作行為，更有甚者提出這是一場挑起城市與鄉村對立的陰謀。還有“文化框架”雖然未專門論及，但是每一次都不可避免地出現在文本的補充部分。如：

回憶馬夾:地區差異還是很大的，不過，我們那時就確定不會去他湖北老家生活?，F在生活在東部城市，雖然靠自己的努力已經有房有車，但確實比我其他的同學朋友要辛苦，意識到門當戶對很重要。年輕時不懂事，以為有愛情就有一切，生活經驗告訴我，沒有拖累的感情會更簡單些。所以，我想那樣的故事現實中肯定有的。

早晨要幸福：只能代表這個新聞是假，但中國的這種農村跟城市發展不平衡的情況是真實存在的。

這些不同的論述和評判在傳播的過程中逐漸變成新媒體事件的一部分，并影響和改變著事件的發展和走向。

劇情反轉：2月21日，江西省網信辦發布調查結果稱“上海女孩逃離農村”事件從頭至尾都是假的。至此，這個發酵了一整個春節的新聞事件劇情出現反轉。23日，《人民日報》第四版發布了一篇三百字左右的消息肯定其調查結果。此時輿論的焦點發生的轉移，“道德框架”成為敘事的主要框架。如《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稱：“二次傳播者信息核實缺位，現象真實替代不了新聞真實”。又如中國網信辦發表網評：《不能讓“不實報道”騙取點擊量》，文章指出國民要提高鑒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同時新聞媒體要尊重新聞的真實性。[8]盡管也有部分網民認為，事件雖然是假的，但是事件背后所反映的城鄉問題確實真實存在的，值得深刻反思，但絕大多數的敘事模式仍可以歸納到“道德框架”下，即對虛假信息傳播的批評和反思。如：

海門疊石橋家紡：現在某些媒體為制造話題，吸引眼球，抱著一顆唯恐天下不亂的思維，電視媒體這兩年做得不錯，主要的重災區還是網絡媒體，需要建立監管問責機制，這是犯罪，需要懲戒。

湖清霜鏡堂：為什么引起大家共鳴？就是因為生活里有這樣的事實。

成長是裂：應該把始作俑者查出來，娛樂大眾不可取，他們賺的就是點擊率，也許根本就不是在反映城鄉差距，也奉勸那些人不要愚弄人民的道德底線

協商與反思：在本次事件傳播的過程中，城鄉差距的問題挑動著大眾的敏感神經，而到后期這個被當作是嚴肅社會問題的新聞事件卻被證實是不真實的，這也引發網民的深刻思考。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大多數的普通網民均表示應該尊重新聞的真實性，堅決抵制虛假信息的傳播。敘事各方在尊重新聞專業精神方面達成了默契和共識。而對于城鄉二元結構等一系列涉及城市和鄉村的利益分配的問題，不會因為新聞事件的不真實而被選擇性地忽視和遺忘，這場持續近20天的“新媒體事件”也接近尾聲，但它引發人民廣泛的關注和深刻的思考，而這種關注和思考也使我們在推動問題解決的路上又近了一步，這或許是這起輿論事件最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結語

“新媒體事件”并不是“原事件”，它是由事件參與者們通過敘事文本建構出來的，因而具有明顯的符號特征和敘事邏輯。媒體的呈現與受眾的反饋均是通過語言實踐的方式進行，他們遵循著各自的敘事邏輯來建構文本從而影響事件的發展。此外，“新媒體事件”不能狹隘地理解為沖突性事件，沖突的實質是溝通，它也是溝通的一種表現形式。因為“新媒體事件”往往錯綜復雜，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論斷，而真相往往就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細節之中，沖突、辯論會讓事件的發展方向越來越明朗，沖突也漸漸發展為協商并最終達成共識。

[1]邱林川,陳韜文.新媒體事件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2]宋祖華.從共識性儀式到沖突性實踐:新媒體環境下“媒介事件”的解構和重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11).

[3]胡泳.網絡開展政治慎議的障礙因素[J].國際新聞界,2008(05).

[4](英)尼克?庫爾德利.媒介、社會與世界：社會理論與數字媒介實踐[M].何道寬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5](美)沃爾特?李普曼.公共輿論[M].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張錦華.傳播批判理論[M].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7]胡安琪,陳亞楠,許諾.虛假網文,為何攪動一池情緒[N].人民日報,2016-2-23.

[8]中國網信網(2016).網信網評:不能讓“不實報道”騙取點擊量[EB/OL]. http://www.cac.gov.cn/2016-02/27/c_1118175395.htm.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G212

A

CN61-1487-(2016)08-2-0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