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與記憶：鵝湖之會的地方性敘事*

胡榮明

(上饒師范學院朱子學研究所，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協同創新中心，江西 上饒 334001)

空間與記憶：鵝湖之會的地方性敘事*

胡榮明

(上饒師范學院朱子學研究所，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協同創新中心，江西 上饒 334001)

自鵝湖之會發生以來，鵝湖山中的四賢祠、鵝湖書院以及鵝湖寺這三個即相互區別又相互疊合的空間成為儒學士人對鵝湖之會這一歷史事件以及呂祖謙、朱熹、陸九淵與陸九齡這“四賢”特別是朱陸等歷史人物等表達崇敬、景仰和懷念行為的場所，經由情感的調動與思考的引發、此一空間承擔起了喚起并塑造鵝湖之會記憶的功能，創造了“四賢”或“鵝湖之會”的永恒價值。但由于空間與記憶的主體性特點，因此，此一空間場所對于置身其中其他主體而言則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鵝湖之會；四賢記憶；鵝湖書院；紀念空間

南宋淳熙二年(1175)六月，發生于信州鉛山縣鵝湖山鵝湖寺的“鵝湖之會”是南宋儒學的一件大事，更在中國哲學史留下了濃重的一筆。但由于有關會晤情形的記錄，只在陸九淵的《語錄》與《年譜》中有較為詳細的記載，所以歷來學人雖曾努力考證，試圖還原會晤的具體細節，但最終都難免如元人方回一樣，有“鵝湖辨難語，世不傳”*(元)方回：《桐江集》卷一，《東萊集抄序》，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頁。的感嘆。即便如此，不同時空中的人們仍然根據自己的身份和所處場景，主觀的、選擇性的塑造著自己對于“鵝湖之會”的記憶。在此種記憶的建構過程中，鵝湖山中的四賢祠、鵝湖書院以及鵝湖寺這三個即相互區別又相互疊合的空間場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儒學士人(包括各級官員與地方士子)通過空間營建活動并撰寫記文，對“鵝湖之會”進行著一種持續不斷并富有策略性的地方性敘述。為此，筆者將以這些記文為基本史料，從空間與記憶的理論視角，透視這些相互疊合的多重空間中所閃現的紛繁復雜的“鵝湖之會”記憶圖景，并進而辨明社會結構或權力關系變遷如何左右著人們對于鵝湖之會的遺忘與選擇性追憶，以及此種追憶所反映的道德價值訴求。

一 四賢祠與四賢記憶

南宋理宗之后，隨著理學思想日益得到朝廷的肯認，理學家的聲譽也日益高漲，為了表達對他們的崇敬之情，這些理學家的門人后學紛紛在那些著名理學家過化之地創設祠堂。在此背景下，朱熹、呂祖謙以及陸九淵及陸九齡也都分別在各自學術體系內的書院中受到祭祀。*肖永明：《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403-405頁。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這種書院祭祀對象的差異乃是對地方性學統的昭示。*朱漢民：《南宋書院的學祠與學統》，《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但是，由于鵝湖山是呂祖謙、朱熹與陸九齡、陸九淵兄弟講道之所，所以他們四人乃被尊為“四先生”或“四賢”而享祭“四賢祠”。

早在南宋嘉定元年(1208)，朱熹弟子徐子融就曾在鵝湖寺旁首設“四賢肖像”，以紀念朱、呂與二陸。此后，朱子門人陳文蔚也于紹定元年(1228)葺屋于鵝湖寺旁，以示追慕。*王立斌、劉東昌：《鵝湖書院》，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6頁。淳祐十年(1250)，朱熹再傳門人江西提刑蔡抗則在尋訪“鵝湖之會”舊址后上奏朝廷，請為“四賢祠”賜名，朝廷賜名“文宗書院”*陳連生主編：《鵝湖書院志》，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315頁。。在此期間，象山后學袁甫亦曾造訪鵝湖之會舊址，并撰有《四賢堂贊》一文。對比這些行為可以發現，徐子融與陳文蔚及袁甫等人的行為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屬于個人性的紀念行為，表達的是他們自身對于鵝湖之會的體會，而蔡抗則以政府官員的身份通過請求朝廷賜名的方式，讓四賢祠獲得了國家的認可與支持。蔡抗此舉基本奠定了四賢祠在鵝湖書院中的獨特地位，在元明以降的書院營建過程中，四賢祠都占有其突出的地位。

在元朝，書院在講學的同時，對于四賢的祭祀也特別重視，如元至大年間，鉛山州知州楊汝礪建四賢祠于鵝湖寺并首次置備祭器，以祭祀四賢。*(明)王祚昌、費元祿編撰：《鵝湖峰頂志》，吳長庚、俞怡生箋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頁。至正年間，書院山長吳旭就是在“課士重文”的同時致力于“修俎豆，崇祀典”*陳連生主編：《鵝湖書院志》，黃山書社1994年，第315頁。，與此同時，時任鉛山州知州的林興祖還耗資“一千五百貫有奇”置備了整套祭器以祭祀祠四賢*(元)林興祖：《文宗書院祭器記》，同治《鉛山縣志》卷十三〈藝文志〉。。明代鵝湖書院雖有興廢，但四賢祠一直是書院空間重要的組成部分。明景泰四年(1453)，郡守姚堂道重修鵝湖書院時，就“創以祠堂，后為寢室，兩傍翼以廊廡，中肖四先生像”。*(明)李奎：《重建鵝湖書院記》，乾隆《鉛山縣志》卷十《藝文》。而正德年間鉛山費宏游歷鵝湖山時，也是“躬謁祠堂，以泄景仰之私”。*(明)費宏：《游鵝湖》，費宏：《費宏集》卷四，吳長庚、費正忠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2頁。而且，在萬歷七年，鵝湖書院雖面臨廢毀，但四賢祠得以保留。*鄧洪波、彭愛學主編：《中國書院攬勝》，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頁。不過祠堂與書院往往一體相連，所謂“今書院廢，而并及其祀”，在此情形下，祠堂祭祀乃成為人們更為關心的問題，如明萬歷八年(1580) 陸就是“爰出其祿并贖金壹拾陸兩。易置田壹拾陸畝，歲貯其租，且清著為令以時俎豆之，而輯其祠宇”。*《陸公清賦復祀碑記》，碑存鵝湖書院東碑廊內。但時隔十年之后，翰林院編修劉日寧于萬歷十八年(1590)來到鵝湖山下拜謁四先生祠時，卻只目睹到“祠宇傾圮”，在他的關心下，鉛山知縣唐應詔隨后就“相與捐俸創修”，恢復了四賢祠的祭祀功能。*(明)劉日寧：《修鵝湖書院記》，(清)鄭之僑編《鵝湖講學會編》卷十一。但是到了萬歷四十四年(1616)，四賢祠又一次成為荒祠。*(明)鄭以偉：《游鵝湖及諸洞記》，載(明)王祚昌、費元祿編撰：《鵝湖峰頂志》，，吳長庚、俞怡生箋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92頁。?？梢?，四賢祠由于“山僻而祠陋”，所以“粢盛不供，士罕跡焉”，其存在某種程度上僅是“存古跡而已”*(明)柯挺：《景行書院記》，載萬歷版《鉛書》。。即便如此，出于對四賢的崇敬，四賢祠在當地士人中間仍是一片圣土。如天啟年間禁毀書院時，雖然鵝湖書院“亦在毀中”，但“吾鉛諸多士憤然群起而爭之”，并最終迫使“邑父母屈于多士之議”，保住了四賢祠，“祠得不毀，四先生之像巍然”*(明)胡夢泰：《鵝湖書院記》，(清)鄭之僑編《鵝湖講學會編》卷十一。。在清代，“四賢”祭祀一直得以延續，四賢祠仍是儒學士人表達四賢記憶的重要場所。

要而言之，作為祭祀空間，四賢祠的修建及祭祀儀式的舉行無疑強化了儒學士人對鵝湖之會的記憶。但是，鑒于鵝湖之會是朱陸之爭的濫觴，所以祠堂營建者及記文撰述者就需要對朱陸并祀問題給出合理的解釋*肖永明：《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403-405頁。。

前述徐子融與陳文蔚以及蔡抗為“四賢”設祠祭祀的行為顯然已包含了消弭朱陸之爭的象征性意味。袁甫在《四賢堂贊》中極力稱頌“四先生”之德，他指出，世人對鵝湖“諸老先生”“未能悉同”的論議妄加揣摩，是“其失遠矣”。在他看來，四賢之議論的出發點乃是“惟求一是”，“誰得而議其異哉”。*(宋)袁甫：《蒙齋集》卷十六《四賢堂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從朱陸異同論的歷史發展來看，袁甫此論雖然正當朱陸之爭盛囂塵上之時，但他卻通過贊文的形式，指明了一條“窺諸老先生之門墻”的路徑，這條路徑的出發點就是四賢祠這一祭祀空間。事實證明，身處鵝湖空間場域的儒學士人正是在經由此一路徑而漸次走上了朱陸和會的道路，并最終成為一種地方性“學統”而在明清時期得到延續和發揚。

如明代汪偉就認為，朱陸間雖然“有終不能同”且“不肯茍同”，但這并非因為他們“好為紛紜”，而是因為他們“以求公是而已”，為此后學晚輩對朱陸異同之論不必“輕議”。在此基礎上，汪偉對朱陸并祀的現實給予了解釋，在他看來，“其合而祀之，久而不能廢者”的原因，乃是出于“人心之公也”*(明)汪偉：《文宗書院記》，同治《鉛山縣志》卷九《學校志》，“書院”。劉日寧的觀點也基本類似，他在拜謁四賢祠時就曾感嘆，朱陸異同乃是“后人之壁壘也”，他認為朱熹“未嘗離德性也”，陸九淵“未嘗廢學問也”。所以劉日寧指出，從歷史地位來看，“此兩人者，功至匹也”，因為他們都是在發揚“孟子道一之旨”而無區別。*(明)劉日寧：《鵝湖四先生祠祀》，(清)鄭之僑編《鵝湖講學會編》卷十一?？峦ν瑯诱J為“兩賢豈相異哉”，他還特別指出，正是因為朱陸“辟道之不相為異，而相為同”，所以四賢祠朱陸才能“合一之祀”而“獨無有議宗者”。*(明)柯挺《景行書院記》，載萬歷版《鉛書》。對于朱陸并祀的合理性，清代廣信知府事周錞光說得更直接，在他看來，由于“朱子之與陸、呂三賢，皆以圣賢之學自任，有志于道統之事，于堯斯民者也”，而此地乃是“朱、呂、二陸四賢講道之所”，所以他們“允宜合祀一堂”。*(清)周錞光：《重修鵝湖書院疏》。原碑現存鵝湖書院東碑亭內。

實際上，對于朱陸并祀的合理性并非沒有質疑，但正是在對質疑聲音的回應中，有學者對朱陸并祀的正當理據進行了申述。如李光地(1642-1718)就曾針對“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以為口實，今同堂而祀，于古者配享之義何居”的言論予以反駁，他明確指出：“余曰不然，二子之相祟重者至矣”。在論證過程中，李光地列舉了儒學發展史上曾經出現的異同情形，為其說張本，他說：“昔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為訾敖。二程張邵，相與團磋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詞。今語高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圣師。朱子敘道統淵源，并以周程張邵釋奠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為病”，在此基礎上，李光地指出，“然則朱陸之共俎豆于一堂也，而又何猜乎”*(清)李光地：《重建鵝湖書院記》，《榕村集》卷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紤]到李光地尊朱的學術立場，他的敘述就更能凸顯鵝湖書院的地方性“學統”。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鄭之僑(1707-1784)在其編輯的《鵝湖講學會編》中可以說是對此種地方性學統進行了最為系統的表述。鄭之僑認為學人不應“執學問之異同，以爭門戶之勝負”，而是要從異同之中，推究四賢“功力之精詳”與“用心之邃密”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南海北?？梢怨操|，異同之見化，而講學之道得矣”的境界。*(清)鄭之僑：《朱陸異同論》，(清)鄭之僑編《鵝湖講學會編》卷九?？梢?，鄭之僑希望鵝湖書院的讀書士子從異同之論爭中解脫出來，正確認識鵝湖之會深遠的意義，并早趨達道之境。

可見，四賢祠的營造乃是源于儒學士人的四賢記憶及因此而產生的弘道意識，他們祈望能“于其堂仰四先生之道誼，挹四先生之容止”，并通過“竹帛椒漿，禮讓后先”的祭祀活動，“將公之俎豆千祀”，從而“登濂洛之庭，入圣賢之域”*(清)安煥：《蔡士英重建書院記》，同治《鉛山縣志》卷九《學校志》，‘書院”。?？梢?，在四賢記憶的背景下，不論是朱熹還是陸九淵亦或是呂祖謙，陸九齡，都是“以圣賢之學自任，有志于道統之重”的士林楷模。*李奎：《鵝湖書院記》，乾隆《鉛山縣志》卷十《藝文》。所以，在四賢祠這一祭祀空間中，長久聚訟不已的朱陸之爭與朱陸異同問題被消融而成為一個特出的地方性學統，成為了儒學士人追求“圣賢之道”的一個典型榜樣。

二 鵝湖書院與四賢記憶

從上文的敘述可以發現，四賢祠雖然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祭祀空間，但它同時更是鵝湖書院建筑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鵝湖書院將四賢祠所蘊含的紀念意義從空間范圍來看進一步的彌散開來而成為了一種紀念空間。一般說來，所謂紀念空間就是指一個通過觸動情感，引起思考而發揮記憶之社會功能的場所，它的本質是通過物質性空間的營建，達到傳承歷史與延續精神的目的。因此，有論者指出：“紀念空間的內容是歷史，其指向則是喚起記憶”。*陳蘊茜：《紀念空間與社會記憶》，《學術月刊》2012年第7期，第135頁。從鵝湖書院的興衰歷史來看，不論是鵝湖書院實體建筑的營建抑或是書院頹朽后的遺跡，都與儒學士人的四賢記憶密切關聯。以下先討論鵝湖書院的營建與四賢記憶的關系。

詹載采撰寫于元皇慶二年(1313)的《會元堂記》是現存所見第一篇比較詳細記述鵝湖書院營建過程的記文，該文第一句開明宗義，直陳“四先生講道”對于鵝湖山、鵝湖書院的空間構造意義。在敘述知州竇汝舟記當時山長黃謙、直學吳師道建成會元堂的基本過程之后，詹載采又進一步指明了會元堂的紀念功能，所謂“要不過以紀后人之遐思耳”*(元)詹載采：《會元堂記》，(清)鄭之僑：《鵝湖講學會編》卷十一。，點明了鵝湖書院紀念空間本質屬性。對于此種屬性，景泰四年(1453)，大理寺少卿李奎所作《重建鵝湖書院記》所記江西巡撫韓勇之言也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當郡守姚堂道興復書院之后，仍以“鵝湖書院”揭其匾，意欲達到“示不忘舊”這一目的。*(明)李奎：《重建鵝湖書院記》，乾隆《鉛山縣志》卷十《藝文》。明正德六年(1511)汪偉更進一步揭示了鵝湖書院的紀念價值及其對于四賢記憶的喚起作用，所謂“落成舍奠，如親睹四君子周旋一堂而聆其聲咳”。*(明)汪偉：《文宗書院記》，同治《鉛山縣志》卷九《學校志》，“書院”正因為鵝湖書院的紀念功能，所以鉛山報本坊人胡夢泰于崇禎十七年(1644)所作《鵝湖書院記》就說：“入四先生之祠，瞻四先生之像，討四先生之說，思四先生之功，恍然見德性焉”。正因為鵝湖書院的這一紀念性本質，所以，胡夢泰嘆道：“修之與毀，所系豈渺”。*(明)胡夢泰：《鵝湖書院記》，(清)鄭之僑編《鵝湖講學會編》，卷十一。

入清以后，蔡士英曾于順治年間在征戎之余興復鵝湖書院。而在康熙年間，佟國勛、施德涵等地方官員也率領當地士紳對鵝湖書院進行了恢復、修建。對此，李光地認為：“余惟為政者，前訪邦之名祀勝跡，繼而修之，古之君子皆然，況夫群哲論道之區，學術源流，移風百代，而可以翳諸荒榛乎？”，可見，在李光地看來，尋訪修復名祀勝跡，發揮其應有的紀念功能是為政者的分內之事。同時，李光地還指出：“且夫書院之建，實與國家學校相為表里。李渤高士爾，講院之廢，朱子猶倦倦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崇修，江右故理學地，必有游于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緒者。昌明者之功，于是為大，故不可以無書”。*(清)李光地：《重建鵝湖書院記》，《榕村集》卷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當然，在此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種紀念空間雖然可以離開第一事發地而營建，因為記憶也可以某種程度上可以彌合這種空間上的疏離。但人們顯然更加原意第一事發現場或者更為接近的地方營建紀念空間。由于鵝湖之會是在鵝湖寺舉行的，所以，人們雖然不能在第一事發地鵝湖寺舉行紀念活動，但也是盡可能接近的地方營建書院。如最初是在鵝湖寺旁，后來元朝初年也曾從鵝湖山麓遷至縣城永平鎮之西北隅，*陳連生主編：《鵝湖書院志》，黃山書社1994年，第315頁。而明朝弘治時期，鵝湖書院又“移于山之絕頂”，正如柯挺所說，是“遷徙無定”。而且萬歷年間費堯年還曾遂“捐邑西廣宅目曰景行書院，遷四先生于其宅而祀之”，不過此舉雖可以說是“遷不便而之便”*鄧洪波、彭愛學主編：《中國書院攬勝》，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8頁。，但終究沒有維持多久。人們更多時候還是“尋山陰故址”，以為鵝湖書院，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今。

要而言之，鵝湖書院顯然成為了儒學士人維持四賢之道“其將不墜”的空間物化，是儒學士人群體或者個體表達四賢記憶的情感空間。它進一步強化了儒學士人的“四賢”記憶，成為了鵝湖之會的記憶載體。但是，從紀念空間與記憶的關系而言，紀念空間可以塑造人們的記憶，但記憶的主體并不是被動的受塑造者，記憶與空間也不是單向的決定關系，而是雙向互動的塑造關系——空間的紀念性可以強化記憶，而記憶則可以喚起被遺忘的空間。

從現有材料來看，頹圯對于鵝湖書院來說似乎更是一種常態，鵝湖書院的每一次復興都是是在舊址遺跡的基礎上修建而成的。這些舊址遺跡與儒學士人的鵝湖之會記憶相互激蕩，形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紀念空間。因為在面對這些舊址遺跡時，儒學士人從陸九淵的《語錄》與《年譜》等歷史文本中獲得的有關鵝湖之會的體認與記憶喚起了已然頹圯的紀念空間。

如景泰四年(1453)鵝湖書院的興復便是郡守姚堂道“道經鵝湖尋訪舊址”后，因為“唯見朽柱一楹，屹立叢棘中”才得以進行的。*(明)李奎：《重建鵝湖書院記》，乾隆《鉛山縣志》卷十《藝文》。而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也是在正德六年(1511)“摳衣登謁……下尋故址”后而慨然以興復為志。*(明)汪偉：《文宗書院記》，同治《鉛山縣志》卷九《學校志》，“書院”。同樣，萬歷十八年(1590)，翰林院編修劉日寧來到鵝湖山下拜謁四先生祠，卻只目睹到“祠宇傾圮”，因而叮囑陪同的鉛山知縣唐應詔一定要盡快修復書院。從其所作記文來看，劉日寧很大程度上是從陸九淵的《年譜》中獲得了有關鵝湖之會的個人記憶，而此種記憶因“祠宇傾圮”而被激發，并進而促進了鵝湖書院的營建。*(明)劉日寧：《修鵝湖書院記》，(清)鄭之僑編《鵝湖講學會編》卷十一。崇禎十七年(1644)，由翰林院編修楊廷麟、鉛山進士胡夢泰倡導，當地士紳捐資，鵝湖書院又一次進行修復。對于這次修復活動，胡夢泰(江西鉛山報本坊人)的《鵝湖書院記》進行了詳細的記述。修復動議的提出就是楊廷麟在鵝湖山下瞻拜四先生像時，“見階鞠茂草，屋為爨薪，悵然久之”，因為在他看來，“捍衛四先生，士子盛勇之甚，豈不毀于仇而毀于怠?”*(明)胡夢泰：《鵝湖書院記》，(清)鄭之僑編《鵝湖講學會編》，卷十一?？梢哉f正是由于楊廷麟的四賢記憶成為了興復書院的內在動力，為此，胡夢泰也感到非常愧疚，所謂“幸生四先生講道之地，不能討論體行于日用之間，顧此茅塞不除，剝以風雨，令入廟者同墟墓哀，誠不可廁身名教?！彼圆庞辛诉@次修復活動的展開。此后的興復動議的提出皆是如此，如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江西巡撫宋犖也是因為”盡皆頹毀，鞠為茂草，凡來登降，莫不憮然”，才對鵝湖書院進行了修葺。*(清)宋犖：《議復鵝湖書院檄》，《西坡類稿》卷三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綜合來看，不論是新建的屋宇亦或是頹朽的遺跡，作為紀念空間的鵝湖書院顯然具有雙重功能：一是回溯性功能，即能讓人們回憶鵝湖之會的歷史，喚起人們對四賢的記憶；二是前瞻性功能，即通過鵝湖書院的營造，將鵝湖之會的歷史與四賢之道的未來發展進行了勾連，讓人們通過置身書院之中而獲得歷史認同認同，從而確定自己面向未來的歷史使命感?？梢哉f，鵝湖書院是儒學士人對于鵝湖四賢的集體記憶的一種載體與結果，突出反映了他們對待鵝湖四賢的態度和對四賢之道的價值信念，同時也是儒學士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社會記憶的空間場所，具有傳遞情感價值繼而達到傳承和回憶的功能。

三 鵝湖寺與四賢記憶

以上我們從祭祀與紀念功能的角度討論了四賢祠以及鵝湖書院的空間屬性，但是，空間并非是一個無限性的概念，相反，它應該是一種“基地化”的存在，只有在同別的基地發生關系的過程才能被恰當定位，一個基地只有參照另一個基地才能獲得自身的意義。*包亞明主編：《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頁。汪民安：《身體、空間與后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9-100頁。從這一空間概念出發，鵝湖寺無疑是一個最佳的參照基地。這不僅是因為鵝湖之會發生于鵝湖寺，更是由于鵝湖書院在某種程度上是在與鵝湖寺的交涉關系中定義其存在的。也是在這種關系中，四賢記憶得到了另一種言說與意義。當然，這種交涉關系可能是共處的也可能是競爭的，以下分別以明萬歷年間及清乾隆、嘉慶年間的情形予以說明。

在萬歷年間，鵝湖寺在養庵廣心禪師的主持下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一是編修了《鵝湖峰頂志》，一是在擴充鵝湖寺寺產。對此，儒家士人不僅身躬其事，而且也將四賢記憶放置在禪寺空間中予以敘述。

萬歷二十八年(1600)瑞安知縣上饒王祚昌與鉛山費堯年之子費元祿開始編撰《鵝湖峰頂志》，歷時兩年告竣。該志詳于禪院的興革但卻沒有記載書院的歷史，根據王祚昌的說法，這是因為“書院之興，事在二十五年劉太史紀中，故不志”。但是，這樣的取舍卻引起了其他儒學士人的注意，鄭以偉(1570-1630)在為該志作序時就表示“乃不彀之愴然者則有在”。他從“朱紫陽與二陸一呂嘗講學于此”的空間認識與歷史記憶出發，認為寺僧雖為“為大義之徒，尚能發一捧一喝”而倡修山志，而編撰者作為儒學士人何以能夠不志書院之興，所謂“彼為朱陸者，何寥寥者也”。為此，鄭以偉在序言中不僅談了象山之思想，而且對鵝湖四賢以及鵝湖書院的沿革進行了簡單的敘述，希望能補寺志之缺。*鵝湖山志序《鉛書》卷八，(明)王祚昌、費元祿編撰，吳長庚、俞怡生箋注：《鵝湖峰頂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頁。在此序言中，鄭以偉還為自己未能親謁四賢講道之所而深感遺憾，而他的這一遺憾要到萬歷四十四年(1616)才得以彌補，但有趣的是，鄭以偉卻也是在寺僧的指引下才知道四賢祠的所在并“整衣肅拜，薦蘋”。此一場景中，四賢祠荒廢的情形雖然喚起了鄭以偉的四賢記憶，“憶紫陽每棲吾信，呂成公自浙至，象山兄弟自撫至，會者百人，云滃霧聚，一何盛也”，“香火空山，庭草蕪沒”*(明)鄭以偉：《游鵝湖及諸洞記》，(明)王祚昌、費元祿編撰，吳長庚、俞怡生箋注：《鵝湖峰頂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2頁。的凄涼情境并沒有及其他興復荒祠的意愿，其中因緣值得另文求索。與鄭以偉懷有類似情感的還有 鉛山縣令顧天敘，他在同書序言中也特別提到四先生及鵝湖之會在其個人記憶中的地位。*(明)顧天敘：《鵝湖峰頂志序》，(明)王祚昌、費元祿編撰，吳長庚、俞怡生箋注：《鵝湖峰頂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頁。

因禪而言儒的例子還出現在鉛山周尚禮的《寺產記》中，該文記述了萬歷四十四年(1616)鵝湖寺寺產的興復過程。在記文中，周尚禮不僅反復宣稱“在此數百年來，巋然如魯靈光，得與書院并存，稱鼎立云”，“寺與書院，可鼎立而不可偏廢”。同時還指出：“況寺始于唐，在未有書院之先。曩日，先生朝斯夕斯，講明先生之學，安知不于是焉處？即縣父母，春秋率諸生勤俎豆，訂異同，入憩出游，又將焉往?！币簿褪钦f，他希望借由對鵝湖之會的歷史回憶，將人們的記憶拉回到“朱呂二陸四先生講學處”，從而喚起地方官員對鵝湖寺寺產的重視。當然，經由儒學士人及地方官員的努力，最終從民間“豪有力者”手中購回了寺產。對此，周尚禮表示，“以并書院于無窮，而仰惟我圣朝天子禮教信義之化”。*(明)王祚昌、費元祿編撰，吳長庚、俞怡生箋注：《鵝湖峰頂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99頁。

另外，鵝湖山中禪儒共存的局面也引起了方志編撰者的注意，四賢記憶與禪宗記憶一并成為鵝湖山的空間標識。萬歷四十六年(1618)，鉛山知縣笪繼良在其所編修《鉛書》就說：“山何擇焉？可以禪亦可以儒；人何擇焉？在禪即言禪，在儒即言儒矣。故鵝湖之山有禪錄，有儒錄。見大者兩存而互恭之，猶以為未足焉”，*《鉛書》卷三《鵝湖說法第四》。從而特別指出鵝湖山禪儒不可分的事實。不僅如此，協助笪繼良編修《鉛書》的柯仲炯更指出了鵝湖山“若揭三教而示之”的事實，并特別將鵝湖之會的歷史予以敘述。*(明)柯仲炯：《鵝湖峰頂三勝記》，(明)王祚昌、費元祿編撰，吳長庚、俞怡生箋注：《鵝湖峰頂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頁。而這種”三教合一之旨意”，柯挺則明確指出“亦昔四賢講學鵝湖之意哉”。*(明)柯挺《景行書院記》，載萬歷版《鉛書》。這種禪儒共處的歷史記憶在清初仍然得以延續，而且鵝湖之會的記憶也在有關鵝湖寺的敘述中得以體現。如康熙年間廣信知府海瞻在為《鵝湖峰頂志》撰寫序言時就曾訴諸四賢論辯講學這一歷史記憶以為鵝湖爭光。*(清)海瞻：《鵝湖峰頂志序》，(明)王祚昌、費元祿編撰：《鵝湖峰頂志》，，吳長庚、俞怡生箋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頁。

但是，正如朱熹曾由習禪而后轉為辟佛一樣，由于人口增長的壓力和鵝湖山山場經濟價值的凸顯，鵝湖書院與鵝湖寺的關系也經歷了從融洽到競爭的轉變，這種競爭在清乾隆及嘉慶年間日趨激烈并以山場爭訟的形式表現出來，其中尤以嘉慶年間鵝湖書院與鵝湖寺的山場爭訟影響最大。*謝賢強：《清代書院與地方社會：以鵝湖書院產業經營為中心》，南昌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2012年，第66-84頁。這場爭訟是對鵝湖山經濟資源的爭奪，但本質上也是空間的爭奪，此一空間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當然，由于訟爭是一個復雜的社會事件，所以本文只關注掌握話語權的儒學士人在此一空間爭奪過程中對于四賢的記憶與敘述。

嘉慶十六年(1811)王有章在稟請廣信府勘定大源坑山界時，首先點明鵝湖書院乃“為南宋淳熙年間朱呂二陸四子講學之所”，同時揭示了該地的祭祀與紀念功能，所謂“后人即其地建立祠宇，歲修祀事”，而對于鵝湖寺寺僧，稟文則以“俗惡奸僧”稱之，而且，在吳嵩梁看來，鵝湖寺這一宗教空間儼然成了“遽逃淵藪”，“賄結之地”而失去其神圣性?？梢?，包括王有章在內的儒學士人乃是將四賢記憶作為一個有力爭產的武器與合法性理據。 最后在廣信知府王賡言的主持下，全面清核了書院產業，鵝湖書院與鵝湖寺的空間界限得到了全新的界定。*(清)王賡言：《嘉慶十七年廣信府通詳督撫藩臬清復大源坑山界稟稿》，(清)吳嵩梁修：《增修鵝湖書田志》。在產業清核后，書院為了維持和鞏固空間利益，保護既得產業，防止其在將來不至被再度侵占，便要求對乾隆九年鄭之僑編修的《書田志》進行增修。

在增修過程中，鵝湖之會的歷史記憶再次成為儒學士人主張權利的合法性依據。如嘉慶十七年(1812)七月，鉛山生員胡經診等請求增修《書田志》，鉛山知縣徐麗生將書院士子的請求稟明上級，廣信太守王簣山就以“該生等心存討論，切朱、陸之瓣香”及“況鵝湖古今勝地，俎豆名賢，凡茲田地山塘之租收，實為膏火、束修所系賴”為情由，同意了書院方面增修《書田志》的請求。*(清)徐麗生：《嘉慶十七年鉛山縣覆廣信府核查鵝湖書院田租膏火票稿》，(清)吳嵩梁修：《增修鵝湖書田志》卷二嘉慶十八年(1813)，山長吳嵩梁開始增修《書田志》時，針對一些人的非議和阻撓，吳嵩梁又一次以四賢論道的歷史記憶作為回擊的武器，他說：“逮宋朱文公出，而后圣人之學大昌。所至名勝之區，皆辟精舍、集生徒，以修明其業”。而今鵝湖書院作為“公(朱熹)與陸文安公、文達公及呂成公講學處”，“自宋迄明，代有興廢，而本朝規制益崇。當其盛時。凡豫章及浙、閩之士負芨遠來，皆足以給其費”。所以對書院產業不可不予厘清，所謂“惟是造士之法，教養兼資”。*(清)吳嵩梁：《增修鵝湖書田志序》，(清)吳嵩梁修：《增修鵝湖書田志》卷首。在這里，吳嵩梁不僅將鵝湖書院視為紀念空間，而且從教學空間闡揚四賢之道的這一既充滿理想價值又包含現實需要的角度，指明了編修書田志的理據。值得注意的是，朱陸義利之辯的歷史記憶也在山場空間的爭奪過程被喚起，所謂“所以朱與陸，義利辯必周”。*(清)張義勛：《鵝湖書院雜詩》，(清)吳嵩梁修：《增修鵝湖書田志》卷二。不過正如如吳嵩梁所說：“義利辯既昭，異同論毋競”*(清)吳嵩梁：《鵝湖書院雜詩》，(清)吳嵩梁修：《增修鵝湖書田志》卷二。，可見他們此處的重點并非朱陸間的異同，而是為了強化自身爭產經界的的正當性。

簡而言之，鵝湖之會的歷史記憶不僅能為儒學士人提供價值觀念的表達，同時也為鵝湖書院在地方社會建立起權力優勢提供了價值基礎，此種合法性理據為鵝湖書院獲得了官府的支持，這種支持不僅是價值觀的認同，更是能為書院空間的鞏固和維護甚至是擴張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使書院在與寺僧及其他階層的空間爭奪中獲取勝利。當然，鵝湖書院是被祭祀空間、紀念空間所籠罩披著四賢之道的神圣光環，而加入到此種世俗空間的競爭中去的。

四 余 論

陸九淵《鵝湖和教授兄韻》曾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大意為人見墟墓便興起悲哀之感，見宗廟即興起欽敬之心，在陸九淵看來，這悲哀欽敬之心人所共有的是千古不磨之心。墟墓、宗廟之所以能引起悲哀欽敬之心，固然是因為悲哀欽敬之心正是人所共有的千古不磨之心，此種發生原理正可以從上述空間與記憶之互動關系中機理得到解釋。但是，由于記憶的形成與紀念空間的關系是建立在記憶主體熟悉被紀念者或對事件具有體驗，或對被紀念者、事件具有相關知識積累的基礎上的，所以，記憶主體喚起紀念空間的作用，需要記憶主體對空間有親歷或知識體驗，否則空間喚起記憶的功能是有限的。所以，鵝湖書院這一地方性空間對于儒學士人也許可以喚起他們對四賢的欽敬之心，但對于其他敘事主體而言可能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從現有儒學士人所流傳下來的歷史文本可以發現，這些主體大概包括元皇慶間(1312-1313)以及明嘉靖二年(1523)侵沒文宗書院地租的“豪猾”*陳連生主編：《鵝湖書院志》，黃山書社1994年，第315、316頁。、《陸公清賦復祀碑記》中的里長歐高陳昌、李口毛學詩，以及四都一圖的李玨、詹俊、毛榮泰、歐陽祥、周鐘、戴學、劉廷俊、王思、陳元文、劉玨等人。*《陸公清賦復祀碑記》，碑存鵝湖書院東碑廊內。還可能是萬歷十四年(1586)《鵝湖四賢祠田地山塘畝數及祭品祭儀碑》中提到的里長陳昌、戴學，以及管顧門子兼祀田佃戶祝賢四，*萬歷《鵝湖四賢祠田地山塘畝數及祭品祭儀碑》，陳連生主編：《鵝湖書院志》，黃山書社1994年，第211頁。當然也可能包括像《鵝湖書院講略》再續序論中提到的耆民查應璋以及其子查邦畿。*(清)張時泰：《鵝湖書院講略序》，載王立斌、劉東昌：《鵝湖書院》，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5頁?；蛟S還包括李光地《重建鵝湖書院記》中提到的舉人劉懋煒，貢監生鐘如玨、張宗鎬、詹志魁以及生員潘掄、查士鵬、韓心琦、詹洪、程遠、許士龍、張宗銓等。*(清)李光地：《榕村集》卷十四，《重建鵝湖書院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另外或許還有王賡言提到的峰頂寺僧廣成、岐山以及被排除在鵝湖書院空間之外的“游手閑人”、“逃荒之人”以及“乞丐花子”等*(清)李淳：《鵝湖書院告示碑》，碑存鵝湖書院西大門外墻頭。。由于史料的的限制，我們已然無從發現鵝湖之會或四賢在他們生活中的意義——雖然他們也都具有千古不磨之心——但肯定與儒學士人的體認不同。因為鵝湖之會的記憶傳承與共享還在于記憶主體具有共同的知識背景與學術涵養。

概括而言，作為祭祀空間或紀念空間乃至教育空間的鵝湖書院，更多的還只是儒學士人對鵝湖之會這一歷史事件以及呂祖謙、朱熹、陸九淵與陸九齡這“四賢”特別是朱熹與陸九淵等歷史人物等表達崇敬、景仰和懷念行為的場所，經由情感的調動與思考的引發、此一空間承擔起了喚起并塑造鵝湖之會記憶的功能，創造了“四賢”或“鵝湖之會”的永恒價值。而圍繞著四賢與鵝湖之會所形成的地方性敘事很大程度上只是儒學士人寫就的一部有關鵝湖書院的追憶的社會史。

Space and Memory: the Local Narrative of E-Hu Academic Debate

HU Rong-ming

(Zhuxi's Institute, Shangrao Normal college, Zhuxi's Cultural Synergy Innovation Center, Shangrao 334001, China)

Ever since E-Hu academic debate, Si-Xian Temple, E-Hu Academy, E-Hu Temple in E-Hu Mountain have turned to be memorial sites for people to praise the virtue of the four famous Confucius wisdom, Lv Zuqian, Zhu Xi, Lu Jiuyuan and Liu Jiuling. Triggered by complex feelings and thoughts, people tend to picture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create the eternal value of the “Four Wisdom” or E-Hu academic debat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subjectivity in space and memory, the space would perform a different role for other subjects in the same space.

E-Hu academic debate; memory of the“Four wisdom”; E-Hu Academy; memorial space

2015-05-1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南宋理學流派競合關系研究》(15BZX046)

胡榮明(1981—)，男，江西余江人，上饒師范學院朱子學研究所講師，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協同創新中心研究人員.研究方向：朱子學.

K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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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1763(2016)02—00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