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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南宋初期宗室群體勢力的崛起
——以宋高宗朝宗室群體勢力的發展為重心

2016-03-15 19:53孫朋朋
湖北工程學院學報 2016年4期
關鍵詞:宋孝宗宋高宗宋代

孫朋朋

(河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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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南宋初期宗室群體勢力的崛起
——以宋高宗朝宗室群體勢力的發展為重心

孫朋朋

(河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摘要:南宋立國之初,便面臨著金人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擄往金國,因此,新建立的趙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來穩固朝廷的統治。在抵御侵略與平定叛亂的戰爭中,在各地州縣做官的宗室群體立下了赫赫戰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審視他們在穩固王朝統治中的價值,在高宗朝,宗室群體逐漸得到重用。高宗對宗室的重用更是為其繼承者開啟了先例,使得南宋時期的宗室群體與北宋時期在政治上“無為”的宗室群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關鍵詞:宋代;宗室群體;宋高宗;宋孝宗

宗室是皇權政治的產物,是依附于皇權而存在的特殊群體。歷朝歷代所發生的宗親叛亂表明,朝廷對宗室采用有效的管理制度,對王朝的興衰成敗顯得至關重要,宋朝也不例外。北宋初期,因加強皇權的需要,皇帝在對待宗室策略上采取的是政治上的“無為”,在給予其優厚的經濟條件與崇高的社會地位后,并不授予他們實權。靖康二年(1127),金軍攻破開封,二帝北狩,璞王一脈宗室幾乎被金人一網打盡,然而靖康之難卻間接地推動了宋朝的宗室制度改革。面對在抵御侵略與平定叛亂的戰爭中建立赫赫戰功的宗親,高宗不得不重新審視宗室在穩定趙宋王朝中的作用。紹興三十一年(1161),宋孝宗趙眘以宗室身份繼承皇位以及其表現出的對宗室的信任與關懷,為宗室群體勢力在政局中的崛起提供了契機。目前學界對宋代宗室的研究成果豐碩[1-6],然而“橫看成嶺側成峰”,筆者擬通對高宗時期對北宋時期宗室政策的繼承與發展,對南宋初期宗室群體在政局中快速崛起進行探討。不足之處,望方家斧正。

一、北宋宗室群體政治上的“無為”

宗室為天子的宗屬,是皇權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賈志揚先生認為,從帝制政體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宗室,其本質是專制政體的延伸,是皇帝出于皇權政治的產物,并為政治因素所塑造。[3]2因此,皇帝在對待宗室策略上的成功,是皇權政治穩固的一個重要因素。有宋一代,幾乎沒有出現過宗室專權之禍,也未曾出現宗室奪權爭位的流血斗爭,即使中途出現過小規模的動亂,但并未形成大范圍的動蕩。與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的宗室管理無疑是成功的。因宋代的宗室群體對政治、社會造成的危害程度有限,且都在政府的控制范圍之內,因此宋代也被稱為“沒有宗室禍”的時代。

北宋時期對待宗室的策略是以防范為主,因宋太宗是以宗室即位,其皇位的繼承疑點重重,因此他對宗室勢力的發展頗為忌憚,即便是兄弟、子侄都成為了其猜忌對象??梢哉f北宋對宗室的防范,嚴禁宗室群體分享政治權力的策略,從宋太宗開始便加以施行了。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為限制其兄弟、子侄的勢力過分膨脹,太宗下詔:“宰相序立在親王之上?!痹紫鄬Υ硕喾妻o,宋太宗卻說:“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群官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盵7]556太宗以“止奉朝請而已”對宗室定位,可見太宗對宗室勢力,即便是自己的皇子也多加防范。其后,皇子趙恒(宋真宗)被立為太子,京城百姓見之稱其為“真社稷之主也”。宋太宗聽聞此說后,心懷猜忌,對寇準說:“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笨軠蕪闹卸嗉诱{諧,對太宗說:“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顧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盵7]818以此才打消太宗的顧慮。即便如此,宋太宗對宗室的防范之策被北宋后繼君主所尊奉。他推行的讓宗室在政治上“無為”之策,也被后繼者視為祖訓繼承下來。仁宗時期,對待宗室的態度雖有所好轉,但宗室的最基本的職能只是參加朝廷朝會、祭祀、宗教等儀式性質的朝廷活動,并無實際職權。如仁宗寶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宣布獨立,威脅宋朝西北邊境。趙世永、趙從式等七名宗室成員,向仁宗請戰,愿為朝廷平定叛亂,試圖能夠在政治上有所作為。[8]13994仁宗雖對他們大加賞賜,但對其請戰不聞不問??梢钥闯?,宗室成員想要打破皇帝為他們所設定的角色的可能性極小。至神宗對宗室改革之前,皇帝對待宗室的基本策略即是“諸皇族鮮出補外官,悉留京師,亦不厘務,為選儒學官,切磋講習外,奉朝請而已”[9]。

至神宗即位,在優厚的待遇與寬松的生活條件下,宗室經過百余年的繁衍,人口急劇增長,為政府財政造成極大壓力。熙寧三年(1070),神宗著手對宗室管理制度進行改革。下詔“皇族非袒免已下更不賜名授官,只令應舉”[10]102,即允許宗室疏屬參加科舉,優異者出任地方官職,袒免以外宗室不再賜名、授官。政府還允許宗室在京置賃居第,置辦產業等等,在政策上開始允許袒免宗室遷居于外。政策上看似皇帝放松了對宗室的管制,然而從后來神宗對宗室“趙世居案”的處理方式看,若宗室有想要打破皇帝為他們所設定角色的言論或者想法,抑或被皇帝認為有不軌之舉之時,便會受到皇帝嚴厲的制裁。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九記載:

宗室(趙)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李)士寧先亦私入睦親宅與之游,士寧以為太祖肇造,宗室子孫當享其祚。會仁宗有賜英宗母仙游縣君挽歌,士寧竊其中間四句,易其首尾,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喜,賂遣甚厚。[7]6318

“趙世居案”的開端是因熙寧八年(1075),有人告發前饒州縣主簿李逢密謀造反一事。神宗派提點刑獄王庭筠前去調查,庭筠以李逢雖有誹謗朝廷的言論,但并無謀反行為定案。神宗對此并不滿意,又派遣御史臺前去徹查,結果卻牽扯到太祖之后趙世居,這引起神宗的重視。神宗下詔拘押世居,并查封其家產,又令御史中丞鄧綰審查其往來書信。其后,鄧綰上奏:“李逢、世居等起意皆因挾圖讖妖妄書以相搖惑”,并發現“世居文字內有《攻守圖術》一部”。[7]6403經查實,世居往來書信中并無重要發現,他把李逢、世居蓄意謀反歸咎為“挾圖讖妖妄書”,并建議神宗下詔諸路,禁止圖讖之書流傳。然而神宗對此事并不放心,因朝廷有官員曾有“世居似太祖”的言論[7]6447,神宗認為這對自己至高無上的皇權是一種威脅,故而希望對此案再進行徹查。司馬光《涑水紀聞》中有關李士寧的記載是:其善說吉兇禍福,擅長讖緯之說,他的一些預言,亦有一些不軌之說,卻有大批的追隨者,善結交士大夫,與王安石結交甚厚。[11]在此案的審理過程中,王安石也卷入其中。王安石曾以杜甫贈王瑀的詩句“虬髯似太宗”以打消神宗對“世居似太祖”言論的顧慮。賈志揚先生認為:“李士寧受到杖脊,流放湖南,也許是王安石的干預救了他?!盵3]89然而筆者認為,神宗之所以希望徹查此案,是因為自己所在的璞王一脈是以宗室繼承大統的,神宗認為宗室群體勢力的崛起,會對自己一脈的皇位平穩繼承形成沖擊,另外在宋代從太宗時期起形成的對宗室勢力的防范措施的影響下,神宗不愿看到宗室群體打破從宋初開始便形成的皇帝為他們所設定的角色?!摆w世居案”中李士寧的“寬大處理”,雖有王安石干涉的因素,但更大層面上,神宗是為自己的變法改革而考慮的。此時王安石復相,在此前王安石不在相位的八個月中,呂惠卿為達到專權的目的,瘋狂地打擊變法派中反對自己以及對自己專權形成威脅的人,神宗對此感到不滿。神宗擔憂若對“趙世居案”過分處理,引起呂惠卿利用李士寧與王安石“結交甚厚”這一因素攻擊王安石,會對變法不利。事關自己至高無上的皇權,所以神宗權衡利弊,因此才有了李士寧的“杖脊、流放湖南”。世居在此案中被允許自殺,其子孫雖免于死罪,卻遭到終身監禁,世居一系都遭到了降級處置,而其他牽扯進來的人,大多被處死。

綜上所述,北宋時期,從宋太宗開始,宋代皇帝便制定了防范宗室群體勢力發展的措施,限制宗室過多參與政事。雖給予其優厚的經濟條件以及尊貴的社會地位,卻避免給予他們實權,“止奉朝請而已”是其對宗室的定位。當有宗室想要打破皇帝為他們所設定的角色,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之時,皇帝會無情拒絕;若宗室有不軌之舉抑或有不利于專制皇權的言論之時,便會受到皇帝的嚴厲打壓。神宗對宗室制度的改革,雖放寬對宗室的束縛,允許宗室到各州縣任官,但朝廷規定“宗室不注緣邊差遣”[10]135,雖有武職,卻不得為將官。然而也正是皇帝允許宗室到各州縣任官的舉措,使得不少宗室做到了知州、知縣,在靖康之難時,他們在抵御侵略與平定叛亂的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使得高宗不得不重新審視宗室在穩定趙宋王朝中的價值。

二、宋高宗時期對宗室群體的起用與限制

靖康之難可以說是宋代宗室群體參政的轉折點,它雖不是宋代皇帝對宗室制度進行的直接改革,卻對宗室群體以及皇帝對待宗室的基本策略有一定影響。金朝為了徹底摧毀趙宋,把視線轉移到了能夠作為日后王位潛在繼承人的宗室成員?!熬缚抵?,金人欲盡得宗室。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碟,可按名而得。酋長立命取之?!盵12]如同北宋江山社稷一樣,璞王一脈宗室也慘遭滅頂之災,三千余名宗室、皇親連同二帝為金國所擄。與此同時,也有少數保全了性命的宗室成員,他們在西外、南外宗正司的帶領下隨同宋高宗趙構的南宋政權南渡。面對大量有服宗室的被擄,南渡后宗室也越發地顯示出新的政治、社會作用。另一方面,因宋神宗的宗室制度改革,大量的宗室群體進入了王朝的政治領域,也有不少宗室做到了知州、知縣等職,在面臨外有侵略、內有叛亂,王朝即將崩塌的局面下,他們不愿意僅僅作為專制皇權的附庸而存在,宗室群體開始以各種角色報效朝廷,活躍于南宋初期的政治、軍事等領域,在抵御金軍入侵與平定叛亂的戰爭中譜寫了一部南宋初期的宗室抗爭史。他們還促使了高宗重新審視與定位宗室群體在南宋政局中的價值,在南宋初期的政治、軍事事件中也越來越多地看到宗室群體的身影。

1.南宋初期的宗室群體及高宗對其起用。大量的有服宗室及朝廷大臣的被擄,使得趙宋政權元氣大傷,急需大量人才來鞏固王朝的統治,宗室群體才得以任用,為其在職位上發揮政治、軍事等才能提供了契機。隨著宋金戰爭的爆發,無數宗室奮起抵抗,亦立下了赫赫戰功,由于官員急缺,宗室群體中的精英分子開始被授予實職。建炎元年(1127),高宗下詔:“應外官宗室未有差遣,及已授三路差遣,原別授者,并令吏部不依名次,注近闕近便差遣?!盵10]124大量的宗室成員在抵御外誨與平定叛亂的戰爭中挺身而出,更有宗室成員以其宗室身份有別于庶姓,“我宗室也”[8]9764,以皇帝親族而死得其所。如建炎三年(1129),“金人再渝盟,破荊湖諸州,獨子櫟能保境土”[8]8745,金軍入侵荊湖地區(今湖南、湖北等地),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其時,宗室趙子櫟為汝州知州,成功地阻擊金軍對汝州的進攻,使汝州成為荊湖地區趙宋王朝唯一堅守的州郡。宗室趙士嶐,曾官至淮南西路兵馬鈐轄,曾三次阻擊了流寇對江淮地區的進攻。紹興二年(1131),趙士嶐在九江遭受流寇李成圍攻,經百余日,城中糧盡。因李成“素服士嶐之義”,城破之日,許以安撫使。而趙士嶐對其諸子說:“賊不殺我,義不茍活,汝輩得出,為我雪恥”[8]13292,后服毒而死。宗室群體發現,與北宋相比,他們處于一個權力變大,約束變少的環境之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步入政治、軍事領域,并發揮著自己的才能,在南宋初期,他們開始活躍于政治舞臺中心。建炎三年(1129),平定“苗劉兵變”,不僅有高宗朝中士大夫精英的功勞,宗室群體也是平定“苗劉兵變”的重要一員,朝內有宰相朱勝非的運籌帷幄,朝外有呂頤浩、張浚、韓世忠的率兵勤王,在此次平亂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是宗室趙士。

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營副都統苗傅與劉正彥,因不滿高宗對金人一味地畏避茍且以及王淵因與宦官勾結,在兵敗之后不降反升,便發動兵變控制杭州。趙士易服潛入杭州,“(趙士)以蠟書遺張浚,趣其勤王;復遺呂頤浩書,勉其與張浚同濟國難”[8]8753。在書信傳遞過程中,為避免被發現,趙士的兒子趙不凡把書信藏入自己的大腿之內,“(不凡)封股納蠟書,持告張?!盵8]8754。兵變平定后,趙士以其功勞被授予檢校少保、同知大宗事正事。

以上可以看出,在高宗時期,宗室群體不僅在各地州縣的保衛戰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在朝廷政治中心也有重要影響。高宗曾對在平定“苗劉兵變”的另一位宗室趙子潚說:“宗室與國一體?!盵14]足見南宋初期,高宗眼中的宗室在維護趙宋王朝延續的重要性。高宗在紹興三年(1133)曾下詔:“宗室添差差遣,每州十縣已上,不得過十員;不及十縣至五縣去處,各隨所管縣分數目添差;三縣已上五員;三縣已下三員。諸縣萬戶已上三員,萬戶已下二員。仍并以二年為任?!盵10]131此詔書對宗室群體出任地方官職的名額雖有限制,但與北宋相比增加許多,限制也少了一些。宗室群體認為自己與皇帝休戚相關,并利用這一點積極擺脫在政治上“無為”的局面,他們處于皇帝與士大夫之間,希望通過自己的才能,能夠在南宋政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2.宋高宗時期宗室群體勢力發展的限制與制約。高宗朝時期,宗室群體勢力雖與北宋時期相比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因受到北宋時期所形成的防范宗室這一祖訓的制約,其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北宋時期業已形成的“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15]的宗室之策,使得整個宗室群體“未有為侍從者”。[16]南宋初期的宗室群體也深受此祖訓的制約。不僅如此,宗室群體勢力的發展也受到權相的打壓與排擠。自南宋與金人簽訂“紹興和議”之后,高宗朝便進入了秦檜的專政時期,其專政之風,必然會對與高宗有血脈之親的宗室群體進行打壓。高宗紹興十四年(1144)在一次與秦檜的交談中說:“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盵13]1858苗書梅先生認為,高宗此處“所謂‘安全之’是指不讓他們(宗室群體)位要權重危及皇權,從而引起殺身之禍?!盵4]筆者認為高宗此語雖是對宗室所授權力的制約,卻避免不了安撫秦檜之嫌。宋金剛簽訂和議,秦檜對于金人來說可謂炙手可熱。秦檜又以和議之功自居,大肆排擠異己,宗室群體自然而然地也成為其打擊對象。高宗為保宗室安全,安撫秦檜,故宗室雖有賢才,仍“不過侍從而止”,使其“乃所以安全之也”。此禁令可以說是高宗與秦檜相互妥協的產物,也成為了高宗約束宗室權力的極限。

宗室雖不得為宰相,卻可擔任侍從官,宗室群體在政治領域所獲得的權力與北宋相比,可謂獲得了重要的提升。高宗對宗室群體的重用,更是為宗室出身的宋孝宗提供了先例。當然并不是所有積極報效朝廷的宗室都為朝廷所倚重,畢竟宗室成員在條件成熟之時都有成為皇帝的可能,當皇帝認為他們對自己至高無上的皇權造成威脅之時,對他們的信任便開始動搖,宗室趙子崧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開封陷落之后,趙子崧時任知淮南府,在宗室群體中具有一定的號召力,還掌握了一定數量的軍隊?!叭绻?126年沒有任何一個皇子逃脫,那么他很可能會被擁立為帝?!盵3]129開封城破之后,趙子崧與康王取得聯系,被康王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議官。其在得知高宗南渡后,積極設法與之建立聯系,為新立的南宋政府出謀劃策。張邦昌做了傀儡皇帝之后,他曾上書高宗:“且請捕誅其(張邦昌)母子,以絕奸心?!盵8]8765康王繼位之后,趙子崧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時流寇趙萬犯鎮江,趙子崧派軍阻擊,由于官軍的潰敗,趙子崧被迫撤往鎮江附近的廟宇之內。而此次鎮守鎮江府的失利,使得趙子崧結束了政治生涯。據《建炎以來系念要祿》記載:

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之后當有天下”,子崧見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8]8765

趙子崧在鎮守鎮江府失敗之后,因其靖康末年起兵檄文頗涉不軌之意,又被與自己有矛盾的辛道宗獲得,并上書高宗指其有篡位之心,對朝廷不忠,高宗盛怒之下,將其貶黜。高宗處理趙子崧與神宗處理“趙世居案”時的策略迥異,雖然趙子崧最終死于貶地,但紹興二年(1132)的大赦曾將其赦免。高宗應是看到宗室群體在維護趙宋王朝的延續之時表現出的奉獻精神,使得宗室群體得到了與北宋之時不同的政治待遇。

三、宋孝宗的宗室之策與高宗的區別

宗室勢力的發展在高宗朝時期雖受到限制與制約,但其在南宋初期的政治運作中所發揮的作用仍不可忽視,尤其是宋孝宗趙眘以宗室身份即位之后對宗室重用與信任,使得宗室群體勢力獲得了崛起契機。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國海陵王興兵侵宋,宋朝戰局失利,兩淮地區失守,朝中大臣多主張逃跑。已經立為太子的趙昚看到群臣的行為十分氣憤,就上書請求帶兵與金軍決戰。高宗大怒,因南宋時有“太子不可將兵”的規定。趙昚的做法有僭越之舉,使得高宗對其產生猜忌,但史浩提醒道:“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睘榇蛳咦谝尚?,趙昚“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8]12066之后高宗的疑慮才消。紹興三十一年(1161),高宗禪位于孝宗,南宋進入了孝宗的統治時期,以宗室身份繼承皇位的孝宗對宗室群體的認同感超過了高宗。孝宗朝時期,宗室群體參政的人數以及所獲實權都大為增多。隆興元年(1163)孝宗即位之初,便下詔216名宗室成員量試出官,又下達了要求一部分大臣推薦兩名有才能的宗室的詔令[10]160,這些極大地表現了自己想要為宗室授予官銜,大量重用能力出眾的宗室的意愿。

孝宗與北宋歷代皇帝對待宗室策略上的最大不同之處,即在于授予皇子實權。北宋時期乃至宋高宗對待皇子都是猜忌大于信任,如同張邦煒先生所說:“只授予虛銜,不給以實權?!盵2]50因皇子與政治緊密相連,有成為帝王的可能性,授予皇子實權便會產生很敏感的話題。而孝宗一改前代趙氏帝王對待皇子之策,授予皇子實權,以彰顯其對宗室群體的關懷與信任。如孝宗在選立太子之時,立恭王趙惇為皇太子,授予次子趙愷雄武、保寧軍節度使,進封魏王,判寧國府,趙愷也成為了宋代第一個離京出鎮的皇子。淳熙元年(1174),魏王趙愷徙判明州,其后發現一株麥長了兩個穗,便作圖進呈孝宗,孝宗便稱贊曰:“汝勸課藝植,農不游惰,宜獲瑞麥之應?!盵8]8733孝宗授予皇子實權的舉措與北宋時期乃至高宗猜忌皇子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孝宗對宗室群體的支持不僅局限于自己的骨肉至親,乾道二年(1166),為解決部分宗室家庭嫁女的難題,下詔:宗女可以恩蔭一子為官,而后又規定各州都要為宗室保留軍職。[17]因此,孝宗幾番下令以解決宗室群體的婚姻與任職問題,表明了孝宗對宗室的支持與關懷。宗室官員雖在政壇崛起,因高宗制定的“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13]1858,對宗室在政壇上的最終成就作了限制。之后的宗室趙汝愚累任朝廷內外要職,宋寧宗即位之時,因擁立之功,被拜為右相。然而在位不久,便受到大臣彈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徑”,“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8]11987結果,汝愚不但被罷相,而且因受到政敵的排擠而遭貶逐,最終猝死于貶黜途中。

孝宗與高宗對待宗室群體所采取的政策不同,究其緣由便是孝宗的宗室身份使得其對宗室的認同感遠超高宗,因而孝宗對宗室的重用與信任程度也非高宗可比。在宋孝宗統治時期,宗室群體在官僚中的比例也大為提高,宗室群體在政治上也獲得了新的發展。

四、余論

南宋初期,因宗室群體在抵御侵略與平定叛亂的戰爭中建立了赫赫戰功,宋高宗重新審視了宗室群體在延續趙宋王朝中的價值,開始重用宗室群體,也一改北宋時期宗室政治上“無為”的局面,宗室群體獲得了崛起的契機。孝宗出于對宗室高度的認同感,在其支持與信任下,宗室群體迅速發展。南宋初期,宗室群體的政治地位提升,是在皇帝重用的情況下實現的,在“以天下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群體眼中,若權力過于集中于他們手中,會對皇權政治產生沖擊,亦不利于整個南宋朝廷的長治久安,故在宗室群體被皇帝所重用的南宋時期,士大夫群體處于與之制衡的對立面,以維護趙宋王朝不以宗室為宰執的祖宗家法。由于南宋初期高宗“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禁令的限制,宗室群體一般不得擔任宰相、樞密長貳等職,雖然光宗時期,宗室趙汝愚任樞密使及宰相,打破了高宗“不過侍從而止”的禁令,但趙汝愚的政治生涯只是曇花一現,其后因其“同姓之卿”而受到政敵的排擠而遭罷免。宗室官員與士大夫官員不同,他們都擁有著潛在繼承皇位的可能性,因此并不能給予過重的權力。盡管如此,隨著宗室的不斷發展,到了南宋后期,宗室群體在南宋政局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各地縣、州到中央政府,都可以看到宗室群體的身影,他們甚至開始頻繁地擔任尚書、侍郎等核心官職。宋光宗后期,由于子嗣的相繼夭折,在選擇繼承人時,便以高宗本朝事例作為榜樣,以宗室為繼承人,保證了趙宋王朝的平穩過度,雖然其后有宗室趙竑的叛亂,但很快被平定。理宗也成為了宋朝歷史上最后一個以宗室出身而繼承皇位的皇帝,在其統治時期,宗室群體廣泛地進入政壇高層,雖未有宗室成員位列宰執,但宗室群體在南宋政府的政務運作中發揮著自身獨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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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祝春娥)

收稿日期:2016-05-08

作者簡介:孫朋朋(1990-)男,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K244、K2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824(2016)04-0024-06

The Rise of Imperial Clan Group Force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Gaozong’ Imperial Group Forces as Gravity

Sun Pengpe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HenanUniversity,Henan,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s of Jin’ s invasion, suits clan,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urt ministers were captured and transported to Jin. Hence there was an urgent need of talented persons for the newly established dynasty to stabilize the government’ s rule. In the war of resisting aggression and counter-insurgency, the county clan groups establishe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so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o re-evaluate their value in the stabilizing of the dynastic rule. In Song Gaozong’ s dynasty, clan groups were gradually put in important positions, and the clan reuse proved to be a precedent for Song Gaozong’ s successors, which made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imperial clan group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ose who remained inactive in politic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Song Dynasty;clan groups;Song Gaozong;Song Xiaoz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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