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馬克思的自然觀及其現實意義

李枝秀

淺析馬克思的自然觀及其現實意義

李枝秀

隨著實踐能力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一直到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這些形態更替的過程中，一方面生產力在不斷提高，生產工具也不斷更新，另一方面自然界的資源嚴重透支，人與自然的關系已經惡化。從馬克思的觀點出發去考察人與自然關系的內容、發展以及現狀，分析馬克思自然觀的現實意義顯得尤為重要。

馬克思；人與自然；實踐；現實的個人

一、正確理解人與自然關系的前提

“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①同一切舊唯物主義一樣，費爾巴哈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只看做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在費爾巴哈那里，人只是從事思維活動，因此他無法正確揭示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只是把人單純地看作是屬于自然界的一個部分。正如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他并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雹?/p>

現實的人是具有實踐性的人，他們除了進行著費爾巴哈所說的思維的活動，還在感知著整個客觀世界，并對它們作出符合自身需要的改造。原始社會時期，人類只能通過漁獵和采集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到后來人類逐漸掌握了使用和鍛造工具的方法，開始制造石器、木器到銅鐵器，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強很多，可以自給自足。當人們看到一棵樹的時候在他們腦海中所呈現的就不僅僅是一棵樹，他們會思考的是：我可以通過怎樣的改造來使它滿足我的需要，做成一張凳子或者床板，這就是現實的個人所進行的實踐活動。

要正確地分析人與自然的關系就必須明白在自然界中的人是不斷進行著實踐的活動的人。

二、人與自然關系的內容

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指出要“在工業中向來就有那個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統一’”，③所以人與自然在開始的狀態下是統一的，只是這種統一的關系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1.自然具有先在性

自然它是先于人類社會而存在的，它給人類提供了生存以及發展所必備的條件，馬克思充分肯定了自然對人來說的“先在性”。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人并沒有創造物質本身，甚至人創造物質的這種或那種生產能力，也只有在物質預先存在的條件下才能進行?！雹?/p>

承認自然具有先在性，要求我們必須意識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那就是人是自然界的產物，人類的生存發展離不開自然界，如果自然界不存在，那么也就不會有人類的產生?！?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先從自然界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的層面表明，“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的形式表現出來?！雹菰谶@之后他又指出，“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雹藜热蝗祟愂翘幵谧匀唤绠斨械?，是它的一部分，那么不管我們現在的社會獲得了怎樣巨大的發展，科學技術先進到什么程度，人類是永遠都無法脫離自然界而生存的。

2.現實的自然界是人的活動的結果

馬克思雖然承認自然的先在性，但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對于在人類產生以前就存在的那個、具有先在性的自然或者稱之為自在自然的研究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研究的自然是現實的自然又稱為人化自然，所謂人化自然指的是被人的實踐活動改造過并打上了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自然，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所謂自然的人化，是指人通過實踐活動改造、占有自然界的過程。

在人類的世界當中，自然界的含義，它與我們人類的關系，都是會受到社會形態的影響和制約的，因此要把人類世界中的自然從人類的實踐中剝離出去是不可能的。在人類世界中，自然不僅保持著它自己的那種物質本性，而且還會隨著人類的需要而被改造，由此產生了現實的自然界，這個自然界是區別于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它已經被打上了人類活動的烙印，這個現實的自然不僅具有客觀實在性，而且具有社會歷史性。

3.實踐是人與自然統一的基礎

馬克思承認了人與自然的統一并指出“這種統一在每一個時代都隨著工業或慢或快的發展而不斷改變?！比耸亲匀唤绲漠a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類在自然界中生存，只是一味地從自然界中獲取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我們說“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這里面所說的人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說人類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會產生一系列的需要，衣、食、住、行等方面，在這些需要的基礎上對自然提供的資料進行改造，與此同時，這些被改造過的客觀對象也改造著人類的認識。雖然,一般自然確實是先于人而存在的,不管在時間上還是邏輯上是具有先在性的，但人的實踐活動也在人類需要的基礎上對它進行了能動的改造。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實踐中一方面把自在自然變成了人的感性世界,另一方面還創造出了新的對象,使自然根據人的需求而發生改變，因此周圍所有的環境都是歷史的產物，隨著人類的實踐活動在不斷地發展。

三、實踐的異化是人與自然對立的產生根源

從人類產生之后，自然界就被迫地烙下了屬于人的印記，它與人類的關系最開始是崇拜和依賴，現在因深受破壞自然所帶來的災害的影響，開始提倡尊重自然，希望與自然回到和諧相處的狀態。恩格斯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雹?/p>

馬克思從一開始就指明了，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在原始的狀態下是統一的，自然界最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著無限威力和無法抑制的力量在與人們對立著。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條件下，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關系被打破了。在資本主義下，科學技術成為剝削人和自然界的工具，人也變成了工具，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的，“由于推廣機器和分工，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因而對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⑧

人類對自然無止境掠奪以及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對經濟毫無約束的追求使得自然界與人類已經無法再和諧地相處下去了，自然已經開始對人類展開報復，而人類還沒有真正覺醒。

四、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現實意義

人類在處理自身與自然界的關系的過程中，經歷了崇拜和征服這兩個極端，我們現代社會作為否定之否定而存在的“和諧”的狀態，是對前兩個極端態度的揚棄，是我們應該倡導的自然觀，怎么樣來達到這種和諧的關系就是我們需要探討和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著手：

1.樹立人與自然的和諧觀念

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最本質所在，簡單來說就是伙伴和朋友，并不是主人或者仆人。人類自從有了文明以來，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上就一直徘徊在主人和仆人這兩個極端上，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這兩種意識都是應該被摒棄的。我們必須在反思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行深刻總結，從態度上做出改變。人與自然要想和諧相處，首先就要拋棄“以誰為中心”的極端思想。我們人類社會發展的足跡很清楚地向我們表明，我們與自然的關系中沒有所謂的主人與仆人之分。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就要求我們與自然平等地進行對話，理性地對待自然的一切財富，在尊重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我們作為現實的個人能動性，既不能無所作為，也不能無所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實現與自然的共同發展。也就是說，真正做到“尊重”和“改造”的辯證統一之后，構建人類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關系就是可能的。

2.樹立全面的發展觀念

古今中外國家的發展歷程都已經很清楚地表明了發展觀的確立在一個國家的成長過程中所起的至關重要的作用?，F在，隨著人們意識的覺醒，一種和資本主義發展觀截然不同的新發展觀在實踐中得以逐步形成。新發展觀與舊發展觀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它不是片面地追求經濟的增長，而是以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為主要目標；不再是盲目地夸大自然界的容納界限，開始將人類能動性的發揮限定在生態環境所能承受的范圍之中。它同時做到了肯定自然的發展規律和認可人在自然面前的積極的能動性這兩點，所反映出的自然觀就是人與自然的統一，一方面肯定自然界在時間和邏輯上的先在性，另一方面鼓勵人類進行實踐活動并將這種改造活動限定在自然界可承受的范圍之內。這種發展觀真正做到了將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協調統一起來，從而也就實現了我們一直以來所強調的那種可持續發展，使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維護相得益彰。

3.樹立綠色的消費觀念

有學者曾指出，目前地球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合理的消費和生產模式，它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如環境的惡化。人類對自然的肆意掠奪，與消費方式有很大的關系。消費不但是生產的終點，而且也是生產的起點；它不僅能夠實現生產，而且反過來也能促進生產，正是它所具有的這種重要地位決定了人類如果想要擺脫這種不可持續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危機，那么我們要作出的轉變就不能僅僅只在意識和發展觀這兩個層面上，而且還要包括消費觀，必須從改變不良的消費模式開始，綠色消費的號召應運而生了。對于我國來說，人口多、資源有限，并且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倡導文明、健康、適度的消費觀就尤其必要了。

構建和諧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崇高的社會理想，實現這種理想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需要我們落實到行動上。人類在自然面前是有實踐性的，處于自然之中，只有從我們的意識形態、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開始改變，才能營造和諧的社會氛圍，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引文注釋

①②③⑧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3，155，156，407.

④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8.

⑤⑥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42.

⑦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10.16653/j.cnki.32-1034/f.2016.24.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