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誤讀
——國外學者關于中國威權主義的評析

曹 正

民主的誤讀
——國外學者關于中國威權主義的評析

曹 正

國外一些學者將中國視為威權主義國家，從中國威權主義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方面談中國問題。在現狀上，認為中國精密的人事管理系統確保其威權主義的持續性，中國維護其政權的重要標準是否能滿足群眾的基本需求，中國威權主義體制越來越為公眾所認同等。在對中國未來的預測上，其認為中國政治改革不是導向民主化而是加強黨的統治，中國會在威權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中國公民對于社會現狀有很高的容忍度。筆者并不認同這些國外學者們的部分觀點，國外學者們或多或少都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存在偏見，而且有時并沒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問題，所以筆者認為他們存在對中國民主發展進程誤讀的問題。中國不是不要民主，抑制民主，而是按步驟，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防止走入西方式民主的誤區。

威權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發展次序

國外研究中國的學者大多都將中國的政體視為威權主義政體，以傳統威權主義的視角看待中國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當走自由民主的道路，比如不應一黨獨大，給予民眾真正自由的政治選擇等。當然，他們也并不否認威權主義對于后發國家來講是一個可以促進自身快速發展的利器。

美國學者胡安·林茨是提出威權主義政治框架的第一人，他將威權政體定義為：“政治系統具有有限的不承擔責任的政治多元化，沒有精致的具有指導性的意識形態，但具備獨特的精神，且除了在發展中的某些時刻外，不存在廣泛或深入的動員，由一個領導人或者有時是一個小團體行使權力，這些權力受到正式的但不甚明了的限制，而它們事實上又是可以預測的?！彼J為威權主義具有四個獨特方面即“有限的多元主義、精神、某種程度上受限的領導權以及弱動員，這些能夠長期地凝結成一個不斷加固、一體化的、相對穩定的制度?！边@可以理解為政治制度不對社會進行動員；政治制度領袖行使權力，但權力受到規范的限制；政治制度從老精英中指派職位；國家公務和軍隊有一定的自主性；有廣泛的社會和經濟多元化；半反對派有一些空間；政治制度沒有指導性意識形態，但有獨特的精神。林茨認為，“威權主義是現代世界的常見政體類型，而且，威權政體并不必然向另一個政體類型轉變?！眳⒄樟执牡亩x，可以發現中國有很多相符合的地方，只是在“沒有精致的指導性的意識形態上存疑?！?/p>

比照威權主義的定義可以發現中國的政治體制與威權主義政體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不同于傳統的威權政體，社會主義社會所獨有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的存在，使我們的政體具有了更多的民主因素。有些西方學者忽視了這一點，也就產生了一定的誤讀。另外中國威權主義的方向并不是多數國外學者們擔憂的，會走向極權或是原地不變。我們的道路很明確，走的是社會主義民主化道路，不同于西方所倡導的民主轉型道路。這也是產生誤解的一點。

本文將就國外學者所提出的關于中國威權主義的發展歷史與現狀的觀點以及他們所預測的中國威權主義的未來進行敘述，并指出其中有所誤讀的部分。

一、國外學者對中國威權主義歷史與現狀的評析

1.中國精密的人事管理系統確保其威權主義的可持續

皮埃爾·蘭德里是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中國威權主義的可持續性更多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如何控制黨政官員上。

人事管理體系在平衡政治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蘭德里闡釋了共產黨是如何變得既有適應性而又謹慎的，為了有活力的、高效的官僚體系，黨改變了人事管理政策，廢除了公社代之以鎮，逐步減少任期，使城市直接對國家負責，并設計多種地方政府形式比如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市。但是，這些變動被避免在國家層面實驗。黨在政治系統的統治是被精細的人事政策所保持著的。政治可靠性一直是人事決策的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中國的人事管理具有局限性，那就是黨從來沒有想出有效的方法來評價干部的職能。指標是膚淺的和有偏見的，信息往往是被操縱的。因此，黨不能嚴格根據干部們的表現獎勵或處分他們。但這問題不大，它可以針對小且對地方政府至關重要的子集進行獎懲。這有助于維持干部的穩定。這種方法類似于黨處理腐敗問題的策略。因為它沒有根除普遍腐敗的能力，所以專注于懲罰最惡名昭彰的罪犯而讓許多其他腐敗官員們警醒，即針對典型進行獎懲。

中國共產黨所做的獨特的制度安排的有效利用，可以用來防止低級官員挑戰中央權威。中國是獨特的。中國的領導階層、歷史和思想遺產、政治文化、顯著的經濟增長、其進入全球舞臺上的時機，都影響了黨保留現在的分權式的威權政權的能力。中國式的政治改革不是導向民主化，而是保護甚至加強黨的控制。

以上這些舉措，保證了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可持續性。

2.中國維護其政權的重要標準是能否滿足群眾的基本需求

伊麗莎白·裴宜理教授，有一篇論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她談到中國改革開放后，股票經濟的繁榮創造了個人權利的新的來源。無論是農民還是城里人對于個人權利都有了更高的需求。

農民和城里人對待經濟改革有不同的態度，農民更相信經濟改革可以使他們過上舒適的日子，城里人則更焦慮。中國有8億農民，政權的合法性更多得由農民所決定。農村鄉鎮工業快速發展，國家強制的流動性限制放寬，模糊了城市與鄉村的界限，使城市人口的比重加大。隱性支持（需要至少勉強符合工人和其他城市居民的需求）越來越成為維護政權的重要標準。

經濟的高速發展既豐富了居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也為過去被嚴格控制的公眾關于國家失職的抱怨提供了宣泄的途徑，制造了一個“公民社會”。文化開放，社會中出現諸如行賄、敲詐、搶劫、毒品等問題，形成了一系列犯罪團伙。

3.中國威權主義體制越來越為公眾所認同

特里薩·賴特教授通過對中國五類人群（私營企業主、專家學者、普通國有企業工人、普通私營企業工人還有農民）的調查與分析，認為中國公民的政治態度和公共行為來自三個關鍵因素的相互作用：(1)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2)與后期工業化相關的市場力量；(3)社會主義遺產。在中國的改革時代，這三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不僅使經濟的增長產生了較高的政治滿意度，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公民傾向于相信具有權威的國家政權能夠帶來國家層面以及個人層面的經濟增長，從而使生活更美好。

一些重點部門比如私營企業主與國有企業主享受中共提供的特權，而且中國較晚向全球市場開放的現實，帶來了激烈的職業競爭。這些人更加要去保護自己的特權地位。農民和私營部門的工人則不然，他們對現有秩序的依賴度不如以上的那部分群體，他們對政治變革的態度更加開放。然而，因為社會主義政策繼續保障這些人的土地權利，他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所以他們對于系統性政治變革的傾向在慢慢削弱。隨著改革時代的不斷發展，中國公民，包括過去最為激進的學生群體，都越來越傾向與接受甚至主動去延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

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后期工業化的市場力量和社會主義遺產[1]給了大多數中國公民理由接受威權政治的現狀。首先，這些因素的融合，提高了大多數社會經濟領域的經濟狀況；其次，中國經濟的發展在關鍵領域上一直依賴中國共產黨；第三，國家的融合——發展政策和市場力量已經產生了一個高度傾斜的社會經濟結構，就像洋蔥式圓頂的形狀，相對穩定；第四，中國政府政治監督能力在逐步發展。公民對于中央非常有信心，并且缺乏尋求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結構的渴望。[3]

二、國外學者對中國威權主義未來的預測

1.中國現在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導向民主化

皮埃爾·蘭德里認為，中國領導人知道反對普遍需求的政策（民主）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問題。這是政權組織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先村莊然后城市選舉的主要原因。在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給市民更多的權利，這些會導致經濟快速增長，但是也會導致財富的兩極分化，增加犯罪、社會不穩定和某些實質性的削弱（如保證住房、就業、教育和醫療保健的權利）。領導階層已經意識到它不能依靠一個僵化的、不變的行政和政治制度來管理這些新問題，也了解到社區參與決策可以幫助節省成本，避免錯誤，形成更好的地方治理。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但中國獨特的人事管理系統保證了中央的強大領導力，所以中國式的政治改革不是導向民主化，而是保護甚至加強黨的控制。

2.中國試圖在威權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伊麗莎白·裴宜理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跟不上經濟體制的發展，這造成了許多的社會問題，影響黨的長久統治。隨著經濟的發展，集體經濟和私人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加大。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從國有企業逐漸轉移到集體和私人經濟手中，這導致黨或國家統治的重要支柱被拆除。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層面，顯然享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權。這一趨勢的結果可能會形成一個強大的地方政府網絡，從而使指令性經濟崩潰。國外資本的投資，大大發展了集體經濟和私人經濟，但是國有經濟依然掌握著經濟的命脈。當代中國經濟的活力表明政治改革在中國更有可能走出自下而上的行動。

在后鄧小平時代，領導階層繼續試圖引導新權威主義下的市場自由和政治限制。期望獲得與香港、臺灣、南韓和新加坡相似的成就。這存在著謬誤，在疆域較小的或是同質性較強的國家，強人政治也許確實會取得很好的效果，但中國不是。同樣的，她認為權威主義在東亞語境中更為適合，權威主義的思想來源與孔子的思想也是存疑的。日本就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同四小龍時期不同的是國際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后冷戰時代，現代傳媒的發展，中國留學生的增多，視野的開闊使文化自由與政治表達的訴求越來越難以抑制。威權主義已經不再適應歷史的潮流。

3.中國系統性政治變革的民眾壓力不大

特里薩·賴特認為，中國巨大的經濟改革已經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經濟方面。事實上，由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并沒有越來越緊張，所以中國無視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學者的期望，在中國，系統性政治變革的公共壓力幾乎已經不再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公眾支持一直保持著高指標。雖然這并不妨礙社會未來對于民主化的追求，因為當前社會公眾的政治傾向表明了這一點。改革的過程是漸進的，按步驟進行的，以后階段的改革可能會在不同的時刻支持不同的政治關系。當前政治制度的成功不排除在以后某個階段會產生不同的結果。盡管在國家主導發展政策、后工業化的市場力量社會主義遺產中，使共產黨能夠享受到民眾大量的認可，但這看似是“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也可能被證明為是短暫的，脆弱。

三、國外學者們對中國威權主義現狀及未來發展的誤讀與評析

1.國外學者們的誤讀之處

根據以上三位學者對中國威權主義未來的預測，可以發現這些學者對中國的未來是否民主都持著一種疑慮的觀點，都認為中國將會長時間地保持著威權政治的狀態。這些學者們雖然有的對中國公民的政治態度進行了細致的數據分析，有的就出生在中國。但畢竟接受的都是西方式的教育，生活環境也主要處在西方，天然的對共產黨的政權有著偏見與疑慮。比照蘇聯，他們認為中國也會如同蘇聯一樣，國家領導人掌握巨大的權力，成為事實上的皇帝，如果沒有和平演變，將會由威權轉變為極權。他們認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到如今的習近平時代，中國的政治形態似乎并沒有任何變化，黨的領導被一再強調，讓他們擔憂中國的政治生態還會不會走向民主。

皮埃爾·蘭德里對中國的人事管理系統研究較多，認為這是中國威權主義得以延續下去的關鍵，他承認中國正在進行著政治改革，但是中國式的政治改革不是導向民主化，而是保護甚至加強黨的控制。這存在著誤讀。

關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本身追求的就是要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先進的生產力與中國的先進文化，中國一系列改革的前提都是要堅持黨的領導，沒有黨的領導，中國的改革就會停滯或是轉向別的方向，是否還有改革奇跡的出現就另說了。另外筆者認為一個黨派加強其領導力無可厚非。中國肯定不會走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的民主不能代表民主的一切，中國正在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代表中國民主性的人民代表制度與政治協商會議制度正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人民的利益越來越得到官方的尊重，應該說中國正走在中國式民主的道路上。

出生在上海的伊麗莎白·裴宜理教授認為中國政府的強有力的手不管是在封建時代還是在今天，幾乎沒有顯示出屈服于市場的無形之手的跡象。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更加保守。而后鄧小平時代的國家領導人所引領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用一種表面民主實則依然有很大的政治限制的新權威來進行的。筆者不認同這部分觀點。

中國的市場經濟在十八大之后，在指導思想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已由基礎性變成了決定性，將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作為今后執政的目標。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提到了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行使立法、監督、決定、任免等職權，加強立法工作組織協調，加強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十八大報告明確地告訴我們，我國將建立的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充分尊重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尊重廣大人民的利益，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中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度雖漸漸上升，但畢竟參與者依然很少，作為后發國家，中國也不可避免地要動用威權推進自己的改革，就現在來講內里威權的因素是有一些，但是隨著人大代表會議制度與政協制度得愈加完善，我們終將會走向真正的民主，中國特色的民主。

特里薩·賴特教授的誤讀之處在于，他認為中國公民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對于中國系統的政治變革并無特別的需求，中國的政治改革缺乏國內民眾的壓力，這導致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緩慢。

關于這一點，中國公民這些年也不是沒有為了自己的利益進行或溫和或激烈的政治斗爭，對于中國的政治變革，比如鄉村的直選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中國人大代表在每次人代會上的反應與提議，也對中國解決醫療、住房、教育等問題有過促進，中國改革的推進不僅僅是共產黨的推動，國內民眾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中國民主改革，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后發國家，國內公民民主參與的熱情與能力還不高，還需要時間來進行培養，短時間內國家威權的引導是必不可少的，在各項民主標準都未達到的情況下，強行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最終只會導致國內的動亂。中國的改革必須緩慢的。

2.評析國外學者們對中國威權主義誤解

以上這些是筆者認為的三位學者們有一定誤讀的方面，這應該是源于他們對中國式的民主發展道路不理解或是有偏見，是對中國的誤讀。他們認為威權主義并不適應歷史的潮流，最終會被淘汰，這點是有道理的，我國官方也都承認，不過中國也未將威權主義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而是將其作為促進自身發展的手段。擔憂中國的未來是否會走向民主是沒有必要的。

黨的代表大會決定著我國未來的發展方向，最近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我們黨提出塑造現代政府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創新社會治理，實行善治。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供良好的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目標。

報告也講到了法治問題包括許多現代法律制度甚至憲政的內容，如強調建設法治中國，維護憲法法律權威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擁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司法權、審判權、檢察權。

從中可以發現，中國政治體制的未來是在向著法治、民主的方向轉變。我們確實看到了威權主義的發展方式所存在的問題，但沒有去遮掩它，而是以我們的方式來改革它，建設中國式的民主。

所以，當前的中國政治體制不能簡單以威權主義來評價概括。國外一些學者對于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冠之以威權主義的標簽來進行分析，如同前文所給出的，他們認為中國的威權主義因素很是濃厚，具備威權主義國家的共性。當然，他們也不避諱中國存在著特殊性，與以往威權主義國家的發展歷程有所不同。

但同時他們并沒有看到中國共產黨對于建設法治國家、民主制度的努力，對于歷屆黨代會的公報有些忽略，看不到中國的走向，沒能準確預測中國的未來。因此，可以說他們對于中國的政治體制，有些誤讀，中國不是不要民主、抑制民主，而是按步驟、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防止走入西方模式化民主的誤區。

從中國社會的現狀與未來發展的目標來看，中國正在走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上。西方學者們應該更多以發展的眼光看待中國，放棄偏見，將中國本身的政治體制視為一種新生的從未有過的體制進行研究，不要受到社會主義或是威權主義標簽的干擾。

四、結論與討論

威權主義本身不能作為一種政治發展模式去追求，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這點國外學者們已經深刻地加以詮釋，本文中也已經給予展示。但是就我國而言，我們從未將威權主義作為一種應當被追求的目標，這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價值追求，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在發展的過程中有借鑒東亞四小龍的發展模式，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加強中央權威，限制公民的一些自由權利，以集中國家力量來保障社會穩定和改革的順利進行，由此也出現了政府監管，權力腐敗等一系列的問題，但這是工業化發展較晚國家都要經歷的過程，是我們在國家崛起過程中的幾代人所要付出的代價。

國外學者們深刻分析這些問題的同時，由于本身的偏見或是僅僅針對一段時期的情況進行調查，沒有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因此他們的分析也就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產生許多的誤解。

改革是漸進的，按步驟進行的。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的一系列重要決策以及所取得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成果，充分地展現了我國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同于專制威權的政治體制，也不是西方所倡導宣揚的他們所信奉的自由民主。民主作為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自然也是我們國家的追求，但中國的未來必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與自由?，F階段帶有威權色彩的政治體制，只是為了保障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的勝利實現所必須經歷的過程，而且現在我們也在進行權力制約機制的改革，建立現代政治制度，加強反腐整治力度等，領導集體也看到了群眾對于民主越來越強烈的需求，并在民眾的選舉、表達意見等方面提供更多的便利。我們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的地走下去，相信我們的未來社會必定是政治民主的，國外學者們看到的問題也會一一得到解決。

注釋

①社會主義遺產指的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概念，即公民在革命年代對于社會主義所產生的觀念上的認同.

[1]胡安·J·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孫龍，譯.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和后共產主義的歐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2][美]亨廷頓〔Huntington,S,P,〕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Teresawright.Accepting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M].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4]Pierre F.Landry.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5]Elizabeth J.Perry，China in 1992：An Experiment in Neo-Authoritarianism，Asian Survey [J],Vol.33,No.1,A Survey of Asia in 1992：Part I(Jan.,1993),pp.12-21.

[6]Review by：Suzanne Ogden,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by Pierre Landry;The Search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hina by Ethan J.Leib;Bao gang H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J],Vol.7,No.3(Sept.,2009).

[7]Review by Xi Chen,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 by Pierre F.Land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J],Vol.68,No.4(Nov.,2009)：1256-1257.

[8]Barry Sautman,"Sirens of the Strongman：Neo-Authoritari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litical Theory,"China Quarterly[J],no.129(March., 1992),pp.72-102.

[9]Elizabeth J.Perry and Ellen V.Fuller,"China's Long March to Democracy,"World Policy Journal,[J]Fall,1991.

[10]Benjamin,Dwayne,Loren Brandt,and John Giles.“The Evolu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53,no.4(2005)：769-824.

[11]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N/OL].新華網(2013-11-14)[2015-03-15]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tj/201311-14/c_118121513. html.

[12]Chinese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N],cited in New York Times,October 19,1992,p. A4.

[13]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FEER)[C], March 12,1992,p.51;October 22,1992,p. 11.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10.16653/j.cnki.32-1034/f.2016.24.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