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體西用”再思考

趙魯臻

“中體西用”再思考

趙魯臻

洋務運動時期，危機促成“師夷”的實踐。為給其尋求依據，“中體西用”便應運而生。中法戰爭后，為引入更有用的西方政教制度，“中體”被早期改良派縮水為抽象的義理倫常。而甲午戰敗帶來的深重危機，導致“中體”又被維新派強行附會上西方議會民主思想，從而變得有名無實?！爸畜w西用”的這種演變軌跡說明，隨著危機不斷加劇，實用心態能夠產生何等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原來作為本體的傳統文化步步退縮、節節下移，并最終被邊緣化。這是近代中國文化轉型失去重心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體西用”；實用心態；洋務派；改良派；維新派

“中體西用”是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許多學者已對此做了詳盡的研究，產出了豐碩的成果。但多數論著都將注意力過于集中地放在了“中體西用”這一文化模式本身，而忽視了對其背后社會心態的考察。因此，本文將以此為切入點，來重新認識“中體西用”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內涵及其所反映出的社會心態的變化過程。

一、鴉片戰爭：“中體西用”的萌芽

“事實上，在鴉片戰爭前夕的嘉慶末年和道光初年，隨著今文經學的興起和向經世致用的轉變，已經出現了務實求變的新的學術文化思潮?！雹龠@股思潮其實就是盛世之后，社會危機刺激下的產物。不過，在西方的挑戰未出現之前，他們還能從傳統思想文化中尋找傳統社會問題的對策，“經世致用”的理論根基與實踐手段并未發生斷裂。而鴉片戰爭的失敗則使這批“經世”之人突然發現，從傳統之中找不到抵抗“堅船利炮”的“致用”之道。所以，林則徐開始“開眼看世界”，魏源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了“師夷長技”。盡管他們仍然堅信中華文化的優越、圣賢言教之卓絕，但欲求助于傳統來應對時局卻一無所獲的憂患，也迫使他們不得不試圖向外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進而在思想上產生了違背圣人言教而試圖“師夷”的念頭。因此，“師夷”之念的產生，并非是文化認知的結果，而是出于現實利害的考量。隨著這種想法的出現，“經世致用之學在內容上發生了重大變化”②，采西方元素以作為“致用”之道的思路初露端倪。也正是從這里開始，能否有用于現實開始成為傳統之外一種新的價值尺度，也成為“中體西用”產生的前提與不斷擴展的空間所在。

二、洋務運動：“中體西用”的產生與演變

如果說鴉片戰爭只是對少數中國人有震動的話，那么第二次鴉片戰爭則讓整個國家的上上下下都真正感受到了西方槍炮的威力。京城淪陷、皇帝出逃這樣的慘狀，使那些以“匡時濟世”為人生終極價值的士大夫知識分子深感心痛。在這種生存危機的催化之下，能否起危救難、應對“千年未有之變局”就越來越成為他們認知事物的價值尺度。而正是以此為尺度，他們才會超越前人、不惜在行動上有悖于圣賢言教，開始將“師夷長技”變成現實。所以，若“師夷”的提出已經導致“經世致用”在理論上出現了思想根基與實踐手段之間的斷裂，那么“師夷”的實踐則使這種思與行的矛盾立即凸顯出來：“師夷人”“重事功”就會違背“圣人之學”?！爸畜w西用”便應運而生。所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③，實際上就是把傳統文化里的工具層面部分讓渡出來，改以“西用”填充。這樣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中體”在這一框架中便是居于主體地位、不可動搖的。但是由于其出發點在于如何“師夷長技”來解決現實危機，所以它的重心實際上并不在于“中體”之強化，而在于“西用”之引入。因而，在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條件下，“西用”與“中體”之間必然會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中法戰爭的失敗成為“中體西用”發生重要演變的觸發點。這場失敗證明，只以西方器物、技術為“用”的“師夷長技”仍舊是治標而非治本，無法解決存亡大計。所以，若要有益于“存亡大計”，“西用”的擴張便是應有之義。正如薛福成所說，學習西方“利生民之用”根本不存在“用夷變夏”的問題，這是“中外所同”，只是“西人偶得風氣之先”，所以只要是“利生民之用”的因素，都可以不受“夷夏之辨”的限制向西方學習④。這就意味著“中體西用”中的“西用”成了一個可以無限包容的東西：只要有用，不僅技術器物可以學，即便是西方的文教制度也都是可以拿來“利生民之用”。正如前面所強調的，“中體西用”的根本著眼點在于如何為引入“西用”以應對危機提供合法性，“中體”反而是可以讓步的。所以，他們遵循的也是同樣的理路，那就是繼續修改“中體”，把其內社會制度的部分也劃歸“西用”，并且將“中體”抽象化、概念化為純粹的道德倫理信條，即鄭觀應所說的“守堯舜文武之法，紹危微精一之傳”⑤。這樣一來，他們所急于用來救世的西方制度就仍然還在“西用”的范圍之內，可以與只剩下理論的“中體”并行不悖。從這里可以看出，雖然洋務派官僚、知識分子都宣稱“中體”是根本，但實際上傳統文化的神圣地位已經因其不能應對時局而發生動搖，成了可以商量、可以縮水的東西，甚至必須為有用于存亡大計的西學讓路。不過，即便很想擴張“西用”來解決危機，但他們仍保有對傳統義理倫常的敬畏之心。所以，一旦意識到學習西方政教制度的設想從理論變成現實必然會危及綱常名教的時候，這些人便會自覺地停步于這條“底線”之前，不敢再越雷池一步。這或許正是他們中的多數人“在變法改制的維新思潮興起時，反而噤若寒蟬，不敢投身到仿行西方政教法度的實際政治活動中去”⑥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現實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隨著生存危機的加劇，肯定會有人越過這條“底線”而走得更遠。

三、維新變法：“中體西用”演變的極限

就思想淵源來說，維新派在很多地方都繼承了洋務派知識分子的主張。所以他們不僅“中體西用”為當然，而且仍然遵循前人縮水的“中體”的思路。在他們那里，“中體”也只剩下“道統”和“法統”，“用”的領域幾乎都留給了西學；“西用”中的西方政教也已明確為興民權、設議院之類具體的政治措施。這從他們常用的“上師堯、舜、三代，外采東西強國，立行憲法”⑦等慣用表達中就可以明顯看出來。但是，要將此付諸實踐卻并不簡單。因為維新派想用來救國的西方制度，不可能承載他們所信奉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也并不是超越世俗的宗教，其入世的文化性格決定了“中體”不可能作為一種純粹的精神存在。一旦失去社會政治制度作為支撐，圣道倫常作為大經大法、萬世不易的說法便成了空中樓閣。因此，引入西方制度來變法，無異于在毀滅“中體”。這也正是令當年改良派知識分子望而卻步之處。

但時移世易，甲午戰敗所產生的強烈危機感，已完全不同于中法戰爭的失敗。這種感覺正如譚嗣同所言：“經此創巨痛深，……復念災患來于切膚?！雹噙@種切膚之痛，讓他們不可能止步不前，而會想方設法來解決這個仿行“西政”可以救國卻有損“中體”的兩難。這個方法依然還是從調整“中體”下手。只不過這種調整已經不再是對其內涵的抽象化，而是直接對“中體”原旨加以改作。如此一來，仿西政以行變法似乎就不會讓圣道義理“徒?？昭浴?。但是，此一理論是康有為為了變法救國“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⑨所杜撰出來的東西，孔子與西方政治制度本無這種理路相通之處。所以，強行給孔子加上興民權、開議會之類的西方政治思想，無異于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的儒家學說。無論他們表面上如何強調“中學為體”“孔子改制”，在這種變造之下，孔子已不再是中國的孔子，而“中體”也必然只剩一個空洞的符號，近乎于名存實亡。這也是張之洞痛斥維新派“滅圣經”“亂成憲”⑩，并與之決裂的原因所在。

由此不難看出，是否有用于救國儼然已成為維新派最重要的價值尺度。雖然他們一直高舉“孔子”這面大旗，但這位“至圣先師”因無法致富強、救危亡早已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環，而淪落為變法的道具，甚至連其學說都可以被篡改變造。這就導致“中體”在維新派手里不僅難以為“體”，實則服務于“西用”、服從于救國。所以，維新派從“保教”走向“滅教”這種看似吊詭的轉變，其實非常合乎他們當時的文化心態與價值取向。而隨著維新派逐漸上向否定傳統的道路，“中體西用”也就此達到了其所能擴展的極限。庚子國難之后，“舉國以為至言”（11）的“中體西用”便銷聲匿跡，因為再也沒有人會為維護“無用”的“中體”大費周章。甚至連原來堅持義理倫常絕對不可變的張之洞，私下里也坦言：“變法有一緊要事，實為諸法之根，言之駭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法也?！保?2）真可謂時勢移人，乃至于斯。

四、總結：實用心態下的文化失重

總的來說，“中體西用”是洋務派為了落實“師夷長技”以應對現實所提出的一種文化模式。所以從一開始，以“中體西用”為范式來引入西方文明就并非以溝通中西文化為其初衷，而基本上抱著“制夷”或者“富強”這樣現實的目的，具有非常鮮明的實用功利色彩。后來的改良派、維新派之所以敢于縮水甚至是變造“中體”來鼓吹西方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正是受這種被危機不斷激化的實用心態所驅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文化現代轉型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就無法簡單歸咎于某種模式?！爸畜w西用”也好，“中本西末”也罷，它們只不過“是個橡皮口袋，彈性很大”，（13）什么都能往里頭裝。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此，而在于其背后那種對待中西文化的功利態度。換句話說，在越發講求實用的心態下，無論采用何種模式，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都難以被正確定位、認知。一方面，傳統會隨著危機的不斷加深而越發喪失其主體地位，最終走向被全盤否定的地步，導致了文化本位的失落；另一方面，西方文明從器物技術到思想文化被簡單地視為富強、救亡的工具，所以難得其精神內涵，只能浮于表面。如此一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轉型中便明顯地出現了“邯鄲學步、反失其故”的現象。借用嚴復的話來說，那就是“新者未立，舊者已亡，倀倀無歸”。（14）這一問題對于現今仍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來說，依然值得反思與借鑒。

引文注釋

①李喜所.從今文經學到經世致用，中國近代社會與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8.

②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1.

③④⑤中國史學會編.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一)[M].上海：上海書店，1955：51+160，44.

⑥丁偉志.“中體西用”論在洋務運動時期的形成與發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4（1）：114.

⑦康有為.康有為政論集（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339.

⑧譚嗣同.譚嗣同全集（上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1：167-168.

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8.

⑩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5輯）[M].臺北：臺諺文海出版社，1966.

（11）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中華書局，2010：146.

（12）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十冊）[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8540.

（13）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725.

（14）王栻.嚴復集（第五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1242.

(作者單位：華北電力大學)

10.16653/j.cnki.32-1034/f.2016.24.055

本文為2015年華北電力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青年項目“思維方式變革對晚清現代化的影響研究”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15QN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