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體系“超循環”與懲治腐敗的理論審視

林彥虎　岳德常

[摘要]當前，反腐敗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制度缺陷論”和“人性自私論”，前者進一步細化出了“權力異化論”“體制轉型根源論”“懲治不力論”；后者則細化出了“思想觀念論”“需求驅動論”“人的生活本能論”。事實上，“制度缺陷論”沒有看到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們達成的一種價值“共識”，忽視了制度產生于價值體系的事實；而“人性自私論”在片面夸大人的自然屬性和人的意識作用的同時，未能真正深入到社會關系中去探尋腐敗問題，忽視了塑造完美人性的關鍵在于人的“社會屬性”基礎上建構的高尚并穩固的價值體系“超循環”過程。兩種理論都沒有完全看到腐敗現象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價值體系形成了自我強化的“超循環”，有效懲治腐敗就要打破這個“超循環”，代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超循環”。

[關鍵詞]反腐??；價值體系；“超循環”；廉政建設

[中圖分類號]D6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487（2016）03-0067-08

腐敗現象是當今世界的頑疾，一邊是世界各國采取越來越嚴厲的反腐舉措，一邊是層出不窮的各種新型腐敗現象；一邊是越來越嚴密的反腐制度，一邊是愈加隱蔽和危險系數遞增的腐敗。腐敗與反腐敗這對矛盾如同疾病和人的軀體一樣，伴隨著人類歷史的進程。難道腐敗是不治之癥嗎？答案是否定的，腐敗之所以難以治理，關鍵在于沒有找準腐敗的“病根”。正如馬克思所說：“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正如一道代數方程式只要題目出得非常精確周密就能解出來一樣，每個問題只要已成為現實的問題，就能得到答案?！盵1]（P203）在反腐敗問題上，也是同樣道理，只有正確地提出問題，才能找到有效解決問題的答案。筆者嘗試從價值體系“超循環”①角度來討論反腐敗問題，供大家討論。

一、傳統反腐敗的主要理論基礎及其缺陷

當前流行的治理腐敗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把腐敗現象歸根于制度缺陷，這種觀點認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失去監督的權力不可能不腐敗”。學界圍繞這一理論進一步細化出了“權力異化論”“體制轉型根源論”“懲治不力論”?！皺嗔Ξ惢摗闭J為“腐敗是公共權力的異變”[2]，是監督不力造成的公共權力的異化和濫用；“體制轉型根源論”將腐敗歸于“在改革過程中，體制轉型時存在的漏洞和體制的不健全為腐敗的滋生留下了空隙和漏洞”[3]，認為社會的轉型、制度的缺位，加之政府對資源的行政干預極易導致“權力尋租”；“懲治不力論”立足腐敗成本，指出“腐敗現象之所以無法從根源上消除甚至于在某個時期愈演愈烈，最主要原因是政權對于各種腐敗的懲治力度不夠”[2]，認為反腐敗的關鍵在于通過加大懲治力度來提高腐敗成本。上述三種理論認為通過健全制度、加強監督以及加大懲處力度可以解決腐敗問題。但歷史和現實證明，這樣一來就可能陷入老子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惡性循環，出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英國思想家洛克和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為防止權力的濫用提出的“權力制衡理論”在西方國家成功應用，并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完善，然而，時至今日，有著完善法律制度和健全規章的西方發達國家層出不窮的“權力尋租”“黑金政治”“政商勾結”等丑聞卻始終不能根除；立足我國，無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當時我國的法律、制度、規章遠遠落后于今天，但腐敗現象卻遠少于當前；對于腐敗的懲治力度，歷史上明太祖朱元璋對腐敗者用刑極端殘酷，凡貪污銀六十兩以上者要“剝皮裝草，梟首示眾”，即便如此，明朝依舊未能杜絕愈演愈烈的腐敗。

另一種觀點認為，制度只是外因，真正原因在于“人是自私的”，“有權在手必然要謀取私利”。針對此觀點，人們進一步細化出了“思想觀念論”“需求驅動論”“人的生活本能論”等腐敗根源論。思想觀念論又稱為“內因論”或“內在生成論”，認為“腐敗與否從根本上說是一個人內在的思想道德是否滑坡、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是否扭曲的問題”[2]，而人天生的自私、貪婪等人性惡的方面時刻在無聲無息與人性中善的方面較量，一旦機會合適，驅使人走向善的內控力就會下滑，惡的一面開始動搖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等，腐敗也便會產生；“需求驅動論”認為人的需求是無限的，而社會財富和個體獲取資源的手段卻是有限的，“不斷增長的利益要求，客觀上會促使人們努力尋找并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途徑實現自我利用的最大化”[3]，而人無限的需求與有限獲取資源這對矛盾就構成了腐敗的動力根源；“人的生活本能論”認為“腐敗的根源產生于人的生活本能，發展于人的欲望之源，又造極于人的貪欲的形成”[4]?？傊?，上述持“人性自私論”者通常很悲觀，在他們看來，反腐敗就是與人性作對，是一場“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絕望的奮斗，在這場無止境的斗爭中，腐敗不可能徹底杜絕，只能最大化減輕危害性。這種觀點認為減輕腐敗最好的辦法是分散、弱化乃至相互制衡權力，以便將腐敗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最終在反腐措施上也靠向了“制度缺陷論”。

毋庸置疑，上述兩種腐敗根源論都有一定道理，但沒有完全抓住問題的根本，既沒有弄清如何建立健全的制度防止腐敗，也沒有找到塑造完美人性的關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事實上，制度是人們有目的建構的存在物，旨在通過約束人們尤其是約束掌握公共權力者去遵守相關規程或準則，從而使社會運行達到預定的合理目標。然而，制度建構的主體畢竟是“人”，脫離“人”這一主體不可能有制度產生。動物界中動物所遵循的相關規則只不過是一種本能的自然生存法則罷了，動物只會日復一日地重復于這種本能性規則之中，不可能如同人類一樣可以根據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創造、改進和完善規則。因此，制度的建立本身就蘊含著一定的價值判斷，并用這種價值判斷來規范和影響制度內人們的具體行為。這種價值判斷實質就是人們達成的一種“共識”，并用這種“共識”來約束制度內人們的行為。因而，從制度的上述核心理念而言，制度內含的這種“共識”本身就是一種價值體系，同時這種價值體系是受制于制度創建者所代表的利益，任何制度的建立都很難達到完美的公正，都會受主體所代表的利益影響，而在執行階段，制度本身在運行過程中就代表了一種權力，難免會受到各種腐敗因素的圍攻，易出現“變通執行”乃至“不執行”等情況，“不僅極大地損害了制度的權威性，而且反過來還增加成為一個新的重要腐敗源”[5]。而制度作為一種代表著利益傾向性的價值體系，又有另一大弊端——滯后性，無論多么健全的制度，終歸隨時代的發展而暴露出或多或少的漏洞，“不嚴密、不科學的制度，甚至自身就成為導致腐敗發生的重要原因……制度上存在漏洞本身就包含了腐敗的機會或對腐敗行為產生激勵”[5]。正因如此，總有人試圖去鉆這種漏洞并走向腐敗。

制度存在的上述問題，導致了有人將腐敗歸根于“人性自私論”。事實上，人性善惡本身就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且這種觀點深層的弊病在于未能深入到價值體系的“超循環”過程，因為正是這個“超循環”過程塑造了現在的“人性”。圍繞“人性自私論”進一步細化的“需求驅動論”無外乎是抓住了人的自然屬性并將其絕對化，將人的本質定位于動物般的生存本能，完全脫離了人的本質在于“社會屬性”；而“思想觀念論”卻忽視了主體思想歸根到底來源于現實生活，完全將腐敗現象超越于社會關系之外，不懂得任何一種思想觀念的變化都有著深刻的物質基礎與其他現實原因，其實質是走向了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的唯心論；“人的生活本能論”試圖與“人性自私論”劃開界限，但其出發點“腐敗最初源于人在原初狀態下的動物性本能，即生存本能”[4]，立足點同樣是人的自然屬性。顯然，上述三種理論要么片面夸大了人的自然屬性，要么過高地估計了人的意識的作用，均未能真正深入到社會關系中去探尋腐敗產生的根源。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6]（P505）人天生就和其他動物一樣具有“自然屬性”，但這并非人的本質，人是社會的人，社會制約著人的存在、規定著人的本質，“社會屬性”才是人的本質所在，正是在具體的社會中，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人們通過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從而產生了意識并確立了自己的真正本質，成為了具體的、歷史的人。因此，在反腐問題上脫離人的社會關系基礎上的“人性自私論”是站不住腳的。但這一觀點也使我們認識到了塑造完美人性的關鍵環節在于深入到人的“社會屬性”，要在具體的社會關系中塑造完美人性。價值體系產生于物質社會，卻又在每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獲得了獨立的生命，無數個體一生下來就在無聲無息中接受并踐行著特定社會所賦予的價值體系，并形成一種穩固的社會價值體系，從而反作用于物質社會，引導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采取不同的社會實踐方式。因此，塑造完美人性就必須深入到社會關系中通過建構一種高尚并穩固的社會價值體系來影響每個個體的價值體系，從而在無聲無息中影響乃至控制個體的活動。

無論從“制度缺陷”層面，還是從“人性自私論”層面，都未能抓住腐敗產生的根源，很難有效懲治腐敗。根源于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自我強化過程的腐敗問題只能通過打破這種“超循環”，并代之以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穩定“超循環”才能有效解決。

二、腐敗根源于私有制價值體系所主導的“超循環”過程

價值體系分為社會價值體系和個體價值體系，社會價值體系歸根到底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形成于無數個體價值體系的相互作用，卻又獨立于個體價值體系之上，反過來以一種外在力量約束著個體價值體系，影響和塑造著個體價值體系，把無數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的個體價值體系穩定在了大致相同的水平；同時，每個個體一生下來就生活在社會價值體系大環境中，受其制約，并反作用于社會價值體系，在不斷的沖突與融合中接受與實踐著社會價值體系，并在逐步形成自我較為穩固個體價值體系的過程中也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社會價值體系的統治地位。于是，“在社會價值體系與個體價值體系之間便存在著一個互相制約又相互促進的‘超循環……它產生于社會成員追求各自目標的活動，又在個體生命之上獲得了獨立的生命，反過來影響乃至控制著個體的活動”[7]。人們在一代一代的繁衍生息中延續著這個“超循環”過程，在私有制社會中，這種“超循環”過程通常被資產階級所主導，正如馬克思所說：“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愿望不能實現并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產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于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于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盵6]（P537）

這種存在缺陷的社會價值體系以私有制為主導，以物質利益為主，映射到社會的現象是圍繞各種利益廝殺的叢林法則，人性完全被利益所驅使，進而背離人性健全發展的大道。一方面，就外在環境而言，社會對個體價值的評價標準趨于單一化，即以物質占有的多寡為標準；另一方面，以內在自我而言，個體為之奮斗的內驅力并非以自我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相反，卻是為了脫離現有外在力量的支配，如此，個體占有的物質越多，他會對其他人的支配力度越大，但同時受到已占有物質的支配力度也越大。在這種私有制為主導的價值體系中，個體完全脫離了自由全面的發展，不是以真實的內在自由感為發展尺度，而是為滿足外在評價標準和脫離外力約束而走向了以單一地占有物質利益為核心的錯誤價值體系。這種價值體系主導下的社會，教育不再是為了學生全面的發展，而是為了迎合企業的需要；升官不是為了造福百姓，卻是為了發財。對個體而言，一旦有機會占有更大的公共權力，勢必會走向腐敗。這種趨勢發展下去，不僅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而且還會導致整個社會的自我毀滅。

立足中國現實，幾千年來，經歷了很多王朝的更迭，然而，支配現實的卻始終是封建的那一套價值體系，因而無論朝代如何興衰，整個社會受著舊有價值體系的左右，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它依舊力圖重新控制社會運行過程。為什么黨內會出現弄虛作假、奢靡享樂、貪污腐敗等等封建腐朽思想呢？其原因在于舊有價值體系仍然彌漫于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價值體系必然立足于自我為中心的利益法則，將為人民服務、公正無私等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主義精神全然拋之腦后，終其原因就在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狹隘價值體系錯誤地指導著人們的實踐，錯誤的實踐作為異己力量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著這種狹隘的價值體系，形成自我強化的“超循環”。當這個“超循環”過程穩定地運行起來的時候，社會運行過程就會被牢牢鎖定在私有制軌道上，內耗、污染、兩極分化等現象就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并愈演愈烈，腐敗現象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如果人們一方面聽任這種低水平價值體系的“超循環”運轉下去，另一方面卻又想反腐敗，這就像一個站在污水坑里的人想要保持衣服的潔凈一樣，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值得注意的是，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過程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中，它一直主導著社會運行過程，把一個朝代推向崩潰之后，又在新建的朝代里自發地運行起來，膨脹起來，把這個朝代同樣推向崩潰。經歷了許多次改朝換代，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仍然聽任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自發地運行和膨脹起來，無論反腐的決心多大，措施多么有力，都很難解決根本問題，腐敗問題依然會發展下去，其原因就在于“看得見的手”斗不過那只“看不見的手”。私有制價值體系的“超循環”過程就是那只“看不見的手”，它會與我們對著干，把我們反腐敗的各種努力化為烏有。在這種情況下，看起來是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實際上起作用的卻依然是私有制的那套價值體系，正如同列寧所說：“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尸體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并且毒害我們?！盵8]（P380）在這種超循環控制社會運行過程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會出現危險。

私有制的消滅是一個漸進性過程，是伴隨人類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為基礎的，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了推進生產力的發展，就要借助市場機制的力量，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還必須對其中的私有制價值體系保持警惕，否則的話就會出現這種局面，在生產力發展起來的同時，腐敗現象很容易蔓延開來。特別重要的是，私有制價值體系是人性的初級階段，如果不能對其保持警惕，個體就會自然而然地放縱自身的低層次需要，在私有制價值體系的“超循環”過程中推波助瀾。要想避免這種悲劇命運，人們就必須自覺提升自身價值體系，在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說：“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澜绲搅巳祟惗甲杂X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盵9]（P296）由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造成的各種災難不幸，喚醒了人們對新的人生目標的追求，迫使人們拋棄私有制價值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當越來越多的人們投身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偉大事業中時，這種價值體系的“超循環”過程就會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因而，反腐并非僅僅是為了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而是為了挽救整個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這同時也意味著這個過程就是社會主義價值體系“超循環”與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超循環”的斗爭過程，兩種價值體系“超循環”之間的較量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決定歷史的大趨勢。這種沖突是當今時代的基本矛盾，不僅在國際舞臺上展開，同時也在各個國家內部展開，特別像中國這個轉型期的社會主義國家，兩種價值體系“超循環”過程的沖突尤為明顯，它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也包括執政黨的內部。如果我們不能自覺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并使其形成強大的“超循環”，舊的價值體系的“超循環”過程就會在黨內發展和膨脹起來，從而削弱乃至危及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力。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我們在反腐敗上付出多大努力，腐敗現象依然會不斷滋生。

三、懲治腐敗需打破私有制價值體系的“路徑依賴”并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超循環”

既然腐敗現象根源于私有制價值體系“超循環”的自我強化過程，要想有效懲治腐敗，就必須打破私有制價值體系的“路徑依賴”，代之以更為先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超循環”。

從價值體系角度而言，腐敗現象是社會價值體系發展不成熟階段的表征，即一個圍繞個人物質利益為核心價值的行為規則的階段，這種價值體系是一種低水平的價值體系。然而，有不少人并不能全面認識價值體系，他們生活于低水平價值體系階段，并受這種價值體系影響乃至控制，并認為遵循這種低水平價值體系的規則就是社會要求的生存法則，然而，他們卻不知道這種價值體系是一種價值體系進化過程的暫時階段，在這種價值體系之上還有一種更為成熟和先進的價值體系，而人類價值體系的進化過程就是伴隨生產力的發展，先進價值體系代替落后價值體系的過程。因此，固執地堅持這種低水平價值體系的人們是很難與這種成熟的價值體系相匹配的。實際上，處于這種低級價值體系的人并不會真正信仰共產主義。這種人如果混進共產黨內并掌了權，必然要進一步強化其低水平價值體系。而今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招搖的絕大多數資產階級代言人都是這樣，在他們主導下的政治籌碼僅僅是資本。價值體系的實際高度是決定性因素，是真馬列還是假馬列，是真繼承還是假繼承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區別就在于能否超越私有制價值體系。

由價值體系的缺陷造成的問題，只能在價值體系層面解決。任何一個社會集體，要想促進自身的永續發展，就必須用理性來指導這個集體促進其價值體系的進一步升級和完善，從而更好地適應社會先進價值體系的反作用力。即使是資本主義企業也需要具有集體主義精神，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也需要犧牲奉獻精神。就算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內部也要有一套哥們義氣的規則，這種規則就是維持他們組織的潛在“路徑依賴”，當然，這些組織只是在其內在的小圈子內講所謂的道德、責任，這種價值體系充其量是孤立于外在的社會價值體系的一種狹隘價值體系，不可能也沒有能力把道德責任擴大到全人類，他們的道德就必然要陷入自我內在圈子內的價值體系要求與外在的社會價值體系要求之間的自相矛盾中，在這種矛盾中，他們不可能容納外在的社會價值體系，最終只能被外在的社會價值體系所吞噬，因而這種狹隘的價值體系不可能真正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也不能做到永續發展。所有的人，如果不能開悟聞道并積極投身于先進價值體系的升級完善過程中，就一直生活在與社會對立并與個人的真實利益相對立的悲劇之中，由這樣的人組成的集體中，腐敗現象就是不治之癥。

任何人不可能超然于社會價值體系的“超循環”過程之外，因此，不能站在社會之外批評社會弊病，身處這個有缺陷的“超循環”過程之中，個體所批評的這些弊病也有他自身的一份。有效治理腐敗只能通過每個個體提升自身價值體系以打破這個“超循環”，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遺憾的是，很多人意識不到這個責任，認為自己身處社會之外，掌握著完美社會的標準，批評起社會弊端來慷慨激昂，但卻沒有注意到制造這些弊端的低水平價值體系也控制著自己，于是便形成了一種自我分裂的人格。他們把各種社會問題的責任都推在別人身上，不了解自己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因而不管他們說得多么天花亂墜，都不可靠、不可信，一旦掌權就必然要腐敗，不管給他們講多少大道理都無濟于事。

人的解放并不僅僅是從私有制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還要從私有制價值體系的控制下解放出來。這種解放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實現。當前，國家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目標，同時在此基礎上也進一步凝煉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我們不能把它僅僅理解為培育和踐行24個字的核心價值觀，在這個層面上，它們就仍然是黑格爾所說的那種“軟弱無力的‘應該”，“在這種‘應該里，總是包含有一種軟弱性，即某種事情，雖然已被承認為正當的，但自己卻又不能使它實現出來”[10]（P208）。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被承認為“應該”的那些價值觀受到另外一種更強大的力量的阻撓，那就是低水平價值體系的“超循環”對人們的控制。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雙管齊下，在正面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同時，還必須打破低水平價值體系的“超循環”對人們的控制，徹底斬斷它的“路徑依賴”。不破不立，只有“破”了舊有價值體系的“路徑依賴”，新的價值體系才能形成穩定的“超循環”過程。做好了這件事，自然也可以根治腐敗現象。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盵11]（P592）當前我們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歷史條件與機遇，應當自覺進行價值體系的轉換，積極投身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踐行中去。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腐敗現象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治理，既打老虎，又拍蒼蠅，既治標又治本，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周永康、徐才厚、蘇榮、令計劃等“大老虎”相繼被查，有效遏制了腐敗現象的囂張氣焰，為打破私有制價值體系的“超循環”營造了有利的社會氣候，但要更加有效地解決腐敗問題，還是要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機制，這也就是要打破幾千年來始終控制官場的“潛規則”，即低水平價值體系所形成的“超循環”，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超循環”穩定地運行起來。

首先，要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超循環”過程，在理論上克服把制度與人分裂對立起來的片面性，找到制度與人同時提升的路徑，自覺運用執政權力進行價值體系建設。制度本質上是一種深層的價值判斷的“共識”，并通過這種“共識”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制度內含的這種“共識”實質上就是一種價值體系。因此，以往那種單純的將制度與人割裂開的反腐理論是片面的，既沒有弄清健全制度產生的根源，也沒有將人性放在社會關系中去考量，歸根到底是脫離了正確的價值體系的指導。要避免這一誤區，就要打破由私有制價值體系控制社會運行過程的局面，徹底斬斷舊有價值體系的“路徑依賴”，然后才能讓新的價值體系成長起來，通過越來越多的人對它的堅持，形成一個有利于堅持這種價值體系的社會氣候，這個氣候反過來又進一步支持和促進個體踐行新的價值體系，從而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個體與社會之間形成互相強化的“超循環”。只有在這個“超循環”過程穩定地運行起來的情況下，健全的制度與完美的人性才能脫穎而出，腐敗現象沸沸揚揚的蔓延趨勢才能逐步降溫并逐漸平靜下來。

其次，要把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黨建工作的核心目標，在黨組織內部形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斷成長和強化的“超循環”，從而使黨組織具有抗壓拒變、抵御外來侵蝕并改造社會環境的巨大能量。從某種層面而言，考量一個政黨是否先進的核心標準就是這個政黨是否擁有先進而科學的價值體系，因此，加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關鍵在于把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黨建工作的核心目標，共產黨人必須保持自身價值體系的先進性，不僅要改造舊世界，而且還要改造自己從舊世界環境中潛移默化地接受過來的價值體系，從而在黨組織內部形成一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不斷成長和強化的“超循環”，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這一價值體系的靈魂，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具體而言，所有的黨員，尤其是黨內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要時刻清醒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對自己的價值體系保持警惕，慎獨慎微，堅決做到在低水平價值體系的“超循環”中卓然自立。作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則要把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黨建工作的核心目標，在黨組織內部，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一個自我強化的“超循環”，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修之于黨”，有效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使黨組織具有抗壓拒變、抵御外來侵蝕并改造社會環境的強大能力，擺脫腐敗現象的糾纏。

最后，要圍繞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需要來組織社會運行過程，為這種價值體系的成長創造適宜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環境，從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實際上，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價值體系中，人們難免以對財富的占有多少作為評價一個人價值大小的單一尺度，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上的政治、文化等社會環境不可能產生出一種科學的價值體系。同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就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序參量來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進行重組的過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例，市場經濟本身就暗含著一種價值體系，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必然包含著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含的價值體系來引導、塑造人性的過程。當生存恐懼控制著每一個人的時候，人們就不會去考慮更高的需要。當市場經濟控制著生活過程的時候，人們就必須適應這種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關于道德的要求就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應該”，無法自我實現，即使是正確的理論也無法說服人民群眾。因此，要努力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創造適宜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環境，在這一過程中，首要的任務是破除私有制環境強加給人們的狹隘目標，代之以馬克思主義倡導的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目標，只有在這樣的目標的指導下，對人的價值的評價才能真正突破單一的物質評價標準，繼而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環境也會從根本上發生變化，這種環境中孕育而生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自然會代表人類文明發展的先進水平，并影響和控制整個社會風氣，進而人類所共同面臨的腐敗問題自然會得到有效治理。

注釋：

①“超循環”理論是由德國科學家艾根（Manfred Eigen）于1970年提出的。艾根認為生命信息的起源是一個采取超循環形式的分子自組織過程，他把生物化學中的循環現象分為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轉化反應循環，在整體上它是個自我再生過程；第二個層次稱為催化反應循環，在整體上它是個自我復制過程；第三個層次就是所謂的超循環，超循環是指催化循環在功能上循環耦合聯系起來的循環，它是將多個催化或自復制單元按循環形式連接起來的復雜系統，其中每個自復制單元既能指導自己的復制，又能對下一個中間產物的產生提供催化幫助。超循環的特征就是：不僅能自我再生、自我復制，而且還能自我選擇、自我優化，從而向更高的有序狀態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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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德]黑格爾.小邏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責任編輯朱天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