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與國民進退爭論問題的研究

張紫藤

一、引言

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提出將混合所有制提升到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實現形式的高度，認為在國企改革中，股權結構的調整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部分，要將單一股東、單一國有改制成為混合所有股權結構，讓非國有資本參與進來，構建出科學規范的權力制衡治理體系。國企改革這一話題再次引發社會熱議。同時，伴隨著國企改革的進行，對“國民進退”問題的爭論也日益激烈。

正確理解不同時期國企改革的政策背景，對于準確把握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及經濟發展形勢，理解現有經濟政策的方向和目的，促進經濟長久穩定運行等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首先對國企改革的歷程進行了大致的梳理，在此基礎上，對“國民進退”之爭進行簡要論述。最后，綜合考量不同經濟時期下國企改革的政策目標，對國企改革與“國民進退”的有關爭論提出相關見解。

二、國企改革歷程回顧

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的支柱，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極大促進作用。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國有企業為提升自我競爭力，不斷地滿足時代發展的客觀需要，要不斷地進行改革和創新。國企改革始終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成敗直接關系到經濟改革和國民經濟的命運走向（國家發展改革委體管所課題組）。

改革之初，我國采取放權讓利、承包制和撥改貸等方式解決舊體制下企業缺乏積極性的弊端；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著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功能被進一步認識到，中小型國企民營化的改革得以順利實施；從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中小型國企的民營化基本結束，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要內容的中大型國企改革成為了關注的焦點（楊其靜，2008）。

（一）第一階段（1978—1993年）

從改革開放初期到黨十四屆三中全會之間，國企擴權讓利階段的初步改革基本完成。改革開放以前，國家對國有企業實行計劃統一下達，資金統貸統還，物資統一調配，產品統收統銷，就業統包統攬，盈虧均由國家負責。為消除政企不分的弊端，國企首先進行了經營權層面的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調整國家與企業的經濟關系成為了國企改革的側重點。主要內容有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試行經濟責任制以及利改稅等。這一系列措施的目的是促使企業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調動企業和職工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為企業順利進入市場奠定初步基礎。

國企從經營權向所有權方面的過度主要是在1987—1992年間完成的。在這期間，國有企業逐漸深化改革層次，將側重點放在國有企業所有權層面的股份制改革上。股份制改革打破了國有企業改革范圍必須固定在其原有財產關系之內的限制，是對所有權層面改革的一個推進。股份制改革打破了由國家壟斷的企業財產制度，實現了企業內部產權主體多元化，優化了國企內部治理結構，激發了員工的積極性，促進了企業的縱深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體管所課題組，2015）。

（二）第二階段1993—2003年

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企改革進入第二階段。這期間，國企改革通過分離企業職能，轉變企業經營機制，減少了企業發展包袱，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將國企改革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十五屆四中全會之后，國有企業通過實施戰略性改組等措施，形成了優勝劣汰的企業競爭機制，進一步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這10年間，我國通過采取改組、聯合、兼并等方式，有步驟有次序地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建立推行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實現了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有序進退，為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進一步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第三階段2003—至今

這個階段的國企改革主要是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主導。十六大提出了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解決長期制約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體制性矛盾。中央通過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建立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使得國有資產監管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鄧榮霖，2008）。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制度在國有企業也得到了全面的實施。十七大指出目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任務是深化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增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活力、控制力及影響力。

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要將國有資本更多的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強調將混合所有制作為一種體制突破，明確提出將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升到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實現形式的高度，倡導將更多的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至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成為了國企改革的新方向。

三、“國民進退”之爭

自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現象和問題，有關“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的爭論不絕于耳。部分學者認為，從改革開放期初至2003年是民營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大刀闊斧的推行國企改革，個體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民營經濟逐漸成為了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一時期，有關“國退民進”的爭論主要是圍繞國有經濟相對民營經濟的“縮水”進行，如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之后，以“顧郎之爭”為轉折點，“國退民進”被“國進民退”取代開始主導我國經濟大局，2004年至2013年這十年，可以說是“國進民退”高歌猛進的十年（宋文閣，劉福東，2014）。這一時期，伴隨國企改革進一步的深化推進，政府對企業采取了強力的干預措施。國企借助有利的政策措施，通過重組等手段在一些重點領域不斷地鞏固其壟斷地位；反觀民企，在進入某些領域的過程中受到層層阻擾，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以及不堪承受的賦稅等也嚴重抑制了民企的發展壯大。

國民進退之爭由來已久，但我們不應片面的看待問題。我們應該跳出國民爭論的觀點圈子，關注和回歸到事實本身（朱偉，2010）。`在特定的時期，國有企業承擔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具有暫時性和應急性，不應視為政策導向（徐旭紅，2010）。經濟的發展水平僅僅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能力的一部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建立在均衡發展的基礎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相互協作、相互競爭中實現共贏，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深化改革最主要的目的。

四、國企混改與國民共進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開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允許國內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革。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要大力發展股份制，使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之后十七大報告再次強調指出要大力發展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礎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國企改革開始縱深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混合所有制提升到了基本經濟制度主要實現形式的高度。

通過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使不同性質的股權融合在一起，充分發揮其各自的優勢，形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股權激勵與約束機制，綜合平衡各類股東的控制力，充分發揮股權之間制衡的作用，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體制，實現各類型股東合作共贏，促進經濟縱深發展，真正實現市場經濟中的國民共進。

五、評述

結合上述我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根據不同時期的發展目標制定的經濟政策，我們不認為在國企改革的整體進程中存在著“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的現象。在國家建設發展中，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會隨之不斷的調整變化，而隨著政策制度的調整，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也會隨之變化，因此會出現不同時期不同的經濟現象（尹國強，2013）。

目前存在的有關“國民進退”的爭議都是對我國基本經濟政策的片面理解。我們不能簡單片面的以進退來定義國民之間的關系，一方的發展并不會以犧牲另一方的利益為代價。兩者之間不是零和博弈，二者之間可以通過采取適當的措施實現共贏發展。在現階段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權結構的調整是其核心部分，通過將單一股東、單一國有改制成為混合所有股權結構，讓非國有資本參與進來，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活力，真正構建出科學規范的權力制衡治理體系。

綜上所述，“國民共進”才是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題中要意。只有堅持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才能實現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協調發展（符瑤，2013），促進我國經濟體制深化改革步伐的順利進行，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才能夠相互協作，真正服從和服務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實現國民共進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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