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駐藏大臣長庚及其《為西藏事上書》

李紅陽（西藏民族大學　民族研究院，陜西　咸陽　71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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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駐藏大臣長庚及其《為西藏事上書》

李紅陽
（西藏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陜西咸陽712082）

摘要：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在西方列強的不斷滲透下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清政府在一系列試圖變革的努力中變的愈來愈弱。這種形勢下的西藏地方局面更加不容樂觀，英國悍然發動了第一次侵略戰爭，戰爭的結果以不平等的條約形式宣告結束。在此期間，滿洲正黃旗人、有邊疆任職經驗的長庚成為新任駐藏大臣，他在全面了解西藏形勢后寫下了《為西藏事上書》一文并呈遞給光緒皇帝。此文對于英國侵藏的真實意圖、治理西藏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如何更加有力的控制西藏局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許多見解精準而獨到，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價值。

關鍵詞：晚清政府；光緒皇帝；駐藏大臣；長庚；《為西藏事上書》

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在列強的不斷滲透下處于風雨飄搖之中，清政府在一系列試圖變革的努力中變的愈來愈弱。這種形勢下的晚清西藏地方局面更加不容樂觀，英國對西藏進行了第一次侵略戰爭，戰爭結果以不平等的條約形式宣告結束。在此期間，滿洲正黃旗人、有邊疆任職經驗的長庚成為新任駐藏大臣，他在全面了解西藏形勢后寫下了《為西藏事上書》一文，并呈遞給光緒皇帝。此文對于英國侵藏的真實意圖、治理西藏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如何更加有力的控制西藏局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許多見解精準而獨到，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價值。但是他所提出的施政方案在當時的西藏地方是不可能實行的，晚清西藏地方的局面是無法得到徹底挽救的。究其原因在于，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文明負擔的重壓下已經窮途末路了，作為中央集權體制下的西藏地方發展趨勢似乎是確定的。但是，透過長庚及其《為西藏事上書》，能夠看到一種歷史真實，那就是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地方官員是如何苦苦追尋挽救國家和地方局面的道路并為之付諸實踐的。

一、駐藏大臣長庚及其政績

長庚，姓伊爾根覺羅氏，是滿洲正黃旗人。生于1843年11月，卒于1914年11月，享年72歲。長庚歷任伊利都統、駐藏大臣、伊利將軍等職，軍功卓著，是清廷所倚重的重要邊關能臣之一［1］12628-12629。據相關考證，長庚是于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正月被清廷授予駐藏辦事大臣一職，并于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七月初二由伊犁赴藏的［2］471。實際上長庚是于光緒十六年（即公元1890年）正月到達西藏并正式接任駐藏辦事大臣的，他從新疆伊犁到拉薩大約走了一年半的時間。在長庚正式接任駐藏大臣的謝恩折中，充分表現了他對于清廷及光緒帝的感恩以及對于新職位的期許，他承諾自己將與升泰一起和衷共濟、遇事妥善商量，把西藏地方的事情辦好，不辜負清廷及光緒帝的重托。［3］440在長庚任駐藏大臣期間，位于川西的瞻對再次發生動亂，他調集番漢官兵并與四川督撫劉秉璋密切配合平定了此次危機。［1］12628-12629平定此次瞻對事件之后，長庚于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十月奉旨制定了包括禁止耕種官田在內的九條瞻對善后方案，這些方案的目的在于使瞻對地方保持在四川統治下的長期安定。［4］2061長庚任內還積極處理沙皇俄國官員西藏考察及相關商談工作。長庚是于光緒十六年（即1890年）六月被授予伊犁將軍之職并由原駐藏幫辦大臣升泰接任駐藏大臣一職的，事實證明在長庚卸任駐藏大臣之后仍關心西藏事務，例如《關于瞻對善后事宜》的奏折就是在他卸任之后所寫的。從光緒十六年正月長庚正式接任駐藏大臣到他卸任，正式任職的時間近六個月。如前所述，長庚任職駐藏大臣的時間并不長，但他是十分勤政并做出了一番成績的。

長庚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走上政壇，從普通的地方小官到伊犁副都統，再到1898年升任駐藏大臣這一封疆大吏的職位，可以說是平步青云，不斷高升，當然這是由他治理邊疆的卓越能力所決定的。作為一個在清代治藏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相信長庚也目睹了十九世紀中后期中國悲觀的國家形勢和邊疆局勢，也可能正因為這樣，他懷著對大清新掌權者—光緒帝的敬仰和對于西藏形勢的深切憂慮，寫下了《為西藏事上書》一文，這也是本文將要重點探討的內容。

二、《為西藏事上書》所反映的西藏形勢

由于駐藏大臣長庚所撰寫的《為西藏事上書》一文講述了第一次英國侵藏戰爭及中方的傷亡情況，在其文中有“和議一定，商務必開”［3］450的表述，說明當時中英雙方并沒有就西藏問題達成正式的條約或者協議，所以可以確定該文應該完成于中英第一次關于西藏問題的和談期間，即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5］324-326。在該文中，作為封疆大吏的長庚以近千言的篇幅介紹了他對清廷治藏的基本見解。其中長庚認為西藏所面臨的內外形勢有：

一是英國侵犯我國西藏的危險加劇。長庚認為，英國所宣稱的進入西藏只為通商，是為掩蓋其真實意圖的，其原因主要有：從經濟結構上講西藏完全自給自足，沒有與英人交換的必要，而即便交換，也可以在中印邊境貿易而沒必要進入西藏通商；從西藏人民的風俗來講，他們重視地氣和風水，不可能同意英國在藏進行礦藏開采。進而長庚從西藏處于英俄爭奪中亞的重要地理位置出發，認為英國進入西藏通商的真實意圖是侵犯中國的主權以利于其在中亞的擴張。［3］450長庚的分析可謂切中要害，準確的指出了英國入藏的本質和真實意圖。相對于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官員的愚昧無知來講，此時的長庚已能從近代國家“主權”的高度分析西藏面臨的復雜局面，充分表明中國知識分子和封疆大吏在努力適應和學習西方近代社會的國家觀念以維護清政府的穩定和國家的利益。

二是清廷對于西藏的控制本身極弱。長庚從西藏番民在舉行佛事活動中曾搶劫有相同信仰廓爾喀商人的歷史出發，認為一旦英國商人進入西藏則必定會被搶劫，并預言會產生更大的糾紛。而西藏所發生的內外糾紛中央政府很難管控，因為綠營兵只有千余人，藏兵因缺乏訓練而戰斗力極差，在一個面積方圓兩萬余里的地區這樣的兵力部署本來就有其天然的缺點和不足。同時長庚認為，由于藏兵皆信奉黃教，其隊伍皆聽從西藏地方達賴和班禪及相關寺院的調遣委派，因此中央政府對這部分兵力實際上沒有調動的權利。長庚進而指出，從軍隊實力上講我們不如英國；從軍隊調遣能力來講英國之印度兵力到達西藏僅需一日，而我成都兵力到達西藏需要百日之多，這也是英國侵藏戰爭地方督撫認為不可與之抵抗的主要原因。［3］450-451長庚對于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之管控和保衛能力的分析也十分中肯，他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介紹了西藏地方面臨的管控壓力和邊防壓力。實際上，長庚所列出的數據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基本部署，顯然不足以面對英國日益臨近的侵略壓力。

總之，在長庚看來，中央政府治理下的西藏地方當時所面臨的基本形勢就是內憂外患。對內中央政府無法完全統領其本身就羸弱的軍隊以消弭時有發生的民間和商業爭端；對外中央政府無法派出大量的軍隊以充實這一地區的邊防以抵御英國和沙皇俄國對西藏的覬覦。研究認為長庚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和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與晚清西藏地方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是吻合的。

三、《為西藏事上書》所提出的施政方案

面對內憂外患的西藏地方形勢，身為駐藏大臣的長庚或許憂心如焚。他期待自己能夠為朝廷分憂、能夠為西藏地方的穩定做出力所能及的事情。出于這樣的一種理念，在他的《為西藏事上書》一文中以“收民心，開群惑”為宗旨、以“威惠并行”為原則、以“練吐蕃，與屯牧”為基本途徑，提出了整頓西藏政局的三點主張，這些主張飽含著他對于清廷及其皇室的深刻自信和對于西藏進一步治理的施政方案。

（一）加強邊防，增兵西藏

長庚認為“惠”必須以“威”來加以保障，因此必須加強西藏的兵力部署。長庚進而提出舊有之西藏番兵仍駐守邊防，另從僧俗番民中挑選3000人分為步兵、騎兵按行營規制嚴加訓練，同時發放給其月餉以供養番兵及其親屬，這樣可以使得軍民相親。與此同時，長庚還提出從四川抽調2000名士兵充實西藏軍備，使得駐藏常規綠營兵兵力達到30000人。長庚認為，只有這樣的基本軍隊數量才能應對西藏日益嚴峻的邊防壓力、也才適應西藏這樣一個重要戰略要地的客觀需要［3］451。長庚這一增加西藏軍隊數量、提升西藏番兵戰斗力的施政方案實質上反映了面對嚴酷邊境形勢的理性抉擇，這樣的一種建議實質上也是增強清廷控制西藏局面的基本要求。

（二）屯牧結合，于民以利

長庚指出，增強西藏地方的自我經濟能力是保障西藏安全的必由之路，因此提出“屯牧結合”以提升當地經濟實力的主張。長庚認為，興屯牧要在不侵犯僧教領地的前提下選擇無主荒地利用番民加以推行，具體而言就是將耕牛、種子、幼畜借給當地的貧民并加之以興修水利，這樣屯牧即可有大的發展，而中央政府則分期收回借予貧民的生產物資。長庚期待以這樣的方式“以惠立威”，逐漸取得西藏人民的民心。［3］451長庚這一增強西藏地方經濟實力的方案反映了在西藏大力發展經濟事業的戰略要求，同時也能借此機會收回即將逝去的民心為我所用，其實這樣的舉措是治理西藏的治本之策，也只有這樣中央政府才有進一步鞏固邊防的經濟條件。

（三）利用稅收，加大投入

長庚十分明確想要實現他所主張的充實軍備、發展屯牧，需要的不僅僅是魄力和對策，更重要的是真金白銀的巨額投入，具長庚推算每年最少需要一百五十多萬兩白銀。長庚相信，作為川、陜、滇、隴屏障的西藏完全有必要以大量的投入保障其安全。長庚提出，應該將打箭爐之茶稅、未來開關之商稅全部投入西藏的軍隊和經濟建設，合川藏為一家共同維護中央對西藏的主權。［3］451在這一治藏方案里，長庚明確了資金投入的大致的數額及其來源。他相信通過這樣的努力加之繼續實行尊崇黃教的政策，可以使得西藏逐漸取得經濟上的獨立，達到以藏治藏的目的。

綜上，長庚提出了治藏的具體施行方案，這三條措施環環相扣，緊緊圍繞西藏主權的維護展開。當然，長庚所提出的治藏方案不在于根本改變其政治局面、不觸及西藏噶廈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從貧苦大眾為突破口，實行屯牧、征召軍隊，實質上是以這種方式逐漸取得西藏人民的民心?！暗妹裥亩锰煜隆钡睦砟钤谥袊渭液椭R分子中取得了高度的認可，同時這也是自強之道。

四、無法挽救的晚清西藏局面

長庚飽含深情的《為西藏事上書》一文，無論是對于西藏形勢的把握還是他所提出的施政方案，無不閃爍著智慧和勇氣。從長庚的“不自強，不獨外患不能彌，內患以不能靖也”來看，長庚似乎十分認可當時（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洋務運動所提出的“自強”主張。的確，以長庚為代表的滿清官員，“清夜盟心”、矢志不渝的忠于大清皇室并愿為國家穩定和邊疆安全出謀劃策。也許年輕的光緒帝和他逐漸豐滿的羽翼給了地方督撫和廣大知識分子以極大的鼓舞，也許清廷及其廣大文官系統一致認為，只要勵精圖治就可以改變當時中國所面對的悲觀形勢。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前后清廷所統治的中國在危機中孕育著新的希望，至少從表面上講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慈禧歸政于光緒帝表明清廷在權力上實現了相對平穩的交接，年輕的光緒帝學識淵博、意氣風發，是一個果敢、堅定的“愛國之君”、“維新之君”［6］；以張之洞、李鴻章為代表的地方官員極力籌辦洋務事業，在一些方面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成績，尤其是在海軍的創建和知識分子留洋學習等方面；以長庚、劉秉璋為代表的地方督撫誓死效忠清廷，并在穩定邊境和治理邊疆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績。這些似乎都預示著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在經歷了列強數次壓榨之后開始出現了走向“中興”的一絲希望。

人們不能用十九世紀末期甚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悲慘遭遇來否定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前后清廷統治下中國所出現的希望，也不能將長庚等人對于邊疆治理的設想完全歸于無知或者愚忠，因為這樣的觀點是歷史先驗論，不符合辯證法。當1890年駐藏大臣長庚滿懷希望將他的《為西藏事上書》呈遞光緒帝時，他不能也不可能想到這個年輕的新君將在1898年的“維新變法”中大權旁落。歷史至少在1898年到1890年這個節點上，清廷是有希望的。

歷史的進步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其在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文明成果對于歷史發展而言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塑造一個民族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也可能使一個民族完全失去漸進的應對外來文化或者外來文明沖擊的能力。當古代中華文明和中國文化發展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相當成熟和完善，但也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文明的“包袱”，例如整個社會的浮華氣息、官僚系統腐化墮落、思想觀念的藩籬和禁忌等等，這些“包袱”都使得這個民族和國家舉步維艱。加上西方極具“侵略性”商品經濟的滲透和沖擊，使得本身就難以為繼的中國古代社會運行模式雪上加霜。實行任何革新或者創舉都面臨著體制所帶來的重重困境，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古代文明在這個時期不進行大規模的歷史“突變”就無法得到全面振興。從這個角度講，駐藏大臣長庚在《為西藏事上書》所提出的施政方案又是無法得以推行的，或者說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到這個時期，小修小補式的革新和補救措施根本不可能挽救中華文明發展的頹勢。發展到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命運都是無法挽救的，作為中國一部分的西藏命運自然是顯而易見的。

綜上所述，從清廷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前后的“小氣候”來講，西藏局勢可能在光緒帝新政和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得以好轉；但是從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軌跡來看，西藏的局勢又是無法挽救的。在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大地上，任何不以突破文明“包袱”為目的的歷史活動都不可能成功。駐藏大臣長庚的《為西藏事上書》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淹沒于清廷繁復的政務和鉤心斗角之中，不可能實行的歷史史實也無法否認長庚為挽救西藏局勢上所做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趙爾巽.列傳：二百四十［M］∥清史稿：卷四五三.北京：中華書局，1977：12628 - 12629.

［2］曾國慶，黃維忠.清代藏族歷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471.

［3］張羽新，張雙志.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匯編：第三十一冊［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440 - 451.

［4］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二［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2061.

［5］曾國慶，黃維忠.清代藏族歷史［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324 - 326.

［6］劉孔伏，潘良熾.光緒皇帝論［J］.運城高專學報，1997，15（3）：39 - 43.

【責任編輯：趙佳麗】

Tibetan Minister Changgeng and His "Submission about Tibet"

LI Hong-yang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2, Shanxi China）

Abstract:The China in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tottering under the constant infiltrat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and the Qing dynasty became more and more weakened in a series of reform tries. The Tibet situation was no optimistic under this kind of situation. Britain started the first war of aggression to Tibet, and the war ended in a form of unequal treaties. During this period, Changgeng became the new Ambans for his experience in secretary. He wrote "Submission about Tibet" afte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ituation in Tibet and handed it over to Emperor Guangxu.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its original insights on the real intention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to Tibet, problems in governing Tibet, and how to control the Tibetan situation, which has profound era significance and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Emperor Guangxu；Ambans；Changgeng；"Submission about Tibet"

中圖分類號：K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 - 5934（2016）01 - 0085 - 04

作者簡介：李紅陽（1989 -），男，山西晉城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

收稿日期：2015 - 11 -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