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對歐盟國家跨國并購的風險分析

摘 要：自“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中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跨國并購活動日趨活躍，而歐盟國家受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影響較深，至今仍處于緩慢恢復階段。為獲得歐盟企業的先進技術，中國企業抓住其需要外資刺激經濟的機會，但中國企業在歐盟高度活躍的背后，仍有阻礙企業順利并購的風險。本文通過數據分析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現狀，指出目前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并購存在障礙，將布魯諾（Bruner）風險分析框架與案例結合，從六方面分析在歐盟跨國并購的風險并進行結構性總結，為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的跨國并購提出初步性政策建議。

關鍵詞：中國企業；歐盟；跨國并購；風險分析

一、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跨國并購現狀

跨國并購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之一是許多中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首選。從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爆發的2008年-2009年間，中國企業跨國并購數量增長14.3%，金額上的增幅高達200%，可見期間出現金額可觀的大型并購行為。近三年的數據顯示，并購數量穩定增加至2014年的272起，并購金額出現的波動增長說明中國企業并購謹慎度有所提高。但總體而言，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熱情依舊不減，2014年較2013年的并購數量同比增長36%，并購金額達569億美元，同比增長9.63%，僅次于2012年669億美元的歷史峰值，體現出良性發展態勢。

近年來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并購開始具有并購事件典型化、并購行業全面化、目標國家多樣化的特點。并購的行業方面，2014年中國企業在歐盟的跨國并購中，工業作為傳統并購強項依舊占據最大的比重，高科技行業在保持第二的同時出現了增長，而作為歐盟國家的強勢行業，汽車行業的并購不僅較2013年有所增長，且排名第三。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并購既延續了自身固有的并購趨勢，還針對性地對歐盟的優勢產業開展集中并購，成為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并購的特色所在。并購地域的方面，中國企業并購主要集中于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等主要歐盟成員國。而德國、法國等經濟實力較強的老牌歐盟國家更是中國企業偏愛的對象。

二、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跨國并購的風險分析

近年來我國企業紛紛走出去，跨國并購無論是數量上還是金額上都呈上升趨勢，高頻率的跨國并購行為勢必伴隨高發性的跨國并購風險，企業必須正視并購風險問題。美國學者羅伯特·布魯諾在分析了大量實際案例，發散思維分析出導致并購失敗的風險結構，即本文主要運用的布魯諾（Bruner）風險分析框架，具體表現形式如下：

基于上述框架，可從六個方面來分析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跨國并購的風險：

第一，復雜性。中國企業起步比大多歐盟企業晚，在發展歷史和技術能力等多個方面處于弱勢。從TCL收購法國湯姆遜，到明基收購西門子手機，再到三一重工收購普茨邁斯特，并購后的中國企業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TCL在并購后不斷裁員縮減規模，明基收購西門子一年內虧損8.4億歐元，三一重工并購后凈現金流為負被迫融資。受歐盟復雜的企業規模和人員組織結構的影響，中國企業“蛇吞象”后不同程度的“消化不良”就是沒有正確認知并購復雜性的后果。

第二，靈活性?？紤]到中國企業在歐盟并購受“危機后遺癥”的影響，跨國并購背后的資金支持是必要的，目前大部分在歐盟并購的中國企業都只能采取與投資機構合作或向銀行貸款的方式來湊足資金，會給企業帶來沉重的債務。2011年臥龍電氣因收購奧地利ATB公司和意大利SIR公司，資產負債率從2010年36.16%的良性值一路高漲至近60%，2015年臥龍集團被迫發行股票來償還銀行貸款，可見資金融通形勢嚴峻。

第三，認知偏差。管理階層對企業自身的認識偏差不僅會加劇信息不對稱和并購復雜性，還會誘發不利的管理階層決策。如2012年三峽集團在并購葡萄牙電力集團時，決策者認為企業規模大、效益好、資金足，因此武斷地以當日股票市價附加53.6%的溢價完成交割，三峽集團領導階層高價豪吞，即應驗了布魯諾在認知偏差中所提的“過度自信”，這種行為更容易發展成為“勝利者的詛咒”。

第四，不利的管理層決策?？鐕①忂^程中，管理階層的決策不僅主導著跨國并購的走向，還貫穿于復雜性、靈活性、認知偏差等方面。管理階層的決策會對并購雙方的企業規模、人員組織結構恰合度，及可利用資金、時間的空間大小做出判斷，并購是否含復雜性和靈活性風險受決策者選擇的影響；認知偏差會使管理階層單方面妄想做到水到渠成或一步到位，從而下達不遵循客觀規律的決策。

第五，工作團隊缺陷。并購后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和文化整合的風險便是工作團隊存在缺陷的表現。上汽集團并購韓國雙龍后曾因強硬的更換人事行為觸犯了韓國按經驗排職論資的傳統文化觀念，突兀的人事調整和生硬的文化整合使雙龍員工充滿負面情緒，導致企業的人員結構變動過大且凝聚力不足。

第六，負面的商業波動。一方面，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造成匯率波動，歐元對人民幣匯率不斷下跌。另一方面，歐盟有完備且敏感的反壟斷措施。中集并購荷蘭博格案是歐盟第一次對中國企業的并購開展反壟斷調查，中集被迫暫時中斷了該次并購。此外，歐盟各國政局穩定性各異。根據最新標準普爾國家主權評級信息，歐盟28國目前仍有6個“投機級債券”級別的主權國家，在主權評級越低的國家實施跨國并購，外部環境波動帶來的風險越大。

跨國并購風險分析結論

據上述分析，中國企業在歐盟并購風險來源的布魯諾框架可綜合為以下所述：

上述風險可分為內部風險和外部風險兩大類。外部風險來自企業并購所處的環境，包括政治風險、法律風險及經濟風險。內部風險是企業在歐盟并購流程上的風險，有戰略決策風險、財務風險、人力與文化整合風險，各個風險又因信息不對稱的風險互相關聯，具有傳導效應。

三、政策建議

隨著中國企業不斷“走出去”，中國政府也更加重視企業國際化發展。中國企業應該抓住機會，借助政府的力量進一步拓展在歐盟的并購。在國內，企業可以向政府申請獲得稅收優惠、貸款優惠等政策扶持；在歐盟，企業可借助中國政府的國外機構的外交支持進行并購協調等工作。

對中國政府而言，一是要加快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立法工作，盡快制定和完善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法律規范。二是要加快經濟建設，力求建立能夠有力扶持中國企業在歐盟并購的政策體系，如構建“一帶一路”，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與歐盟國家在能源及高端制造業方面的合作等。三是要著重建設中國的信息服務系統，向發達國家學習，提高本地政府和國外政府機構的服務性質，為中國企業提供歐盟并購環境和歐盟企業的準確資料信息。

參考文獻：

[1]趙囡囡，盧進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問題及對策分析[J].對外經貿實，2011（12）：9.

[2]周菲.風險決策的認知心理分析[J].遼寧大學學報，2006（4）：99.

[3]銀雷.中國跨境并購新動向--基于均勝電子收購德國普瑞的案例分析[J].時代金融，2014（2）：198.

[4]許明.從上汽并購雙龍案看我國企業海外并購中的文化整合.生產力研究，2010（7）：223-224.

作者簡介：陳柯米（1993- ），女，漢族，湖南省邵陽市，學生，碩士在讀，蘇州大學，世界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