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北洋”

張鳴

北洋不是一個地理概念，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個海域被稱為北洋的。慣常說的“五湖四?！敝?，只有北海?？梢哉f，北洋是個政治概念。1861年清朝被逼全面開放，被拖入洋人的世界，不僅接受外國公使駐京，而且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就是洋人眼里的外交部，于是，也就有了五口和三口通商大臣的官制。后來，三口通商大臣改北洋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改南洋通商大臣，分別由兩個地位最為重要的地方大員——直隸總督和兩江總督兼任。這標志著中國已經進入了開放的“通商”時代，再也沒有可能像最初設置總理衙門那樣，將之作為一個臨時機構，隨時準備關上大門。

后來名頭甚響的北洋，就來自這個直隸總督兼任的北洋大臣。其實，中國的通商時代，雖說上海和天津同為中國最重要的商埠，但上海的地位畢竟要重要一點，但是，設在上海的南洋大臣，卻遠不及北洋大臣來得威風。兩江總督兼了南洋大臣，依舊駐在南京，但直隸總督就得在保定和天津兩邊跑，更多的時間，駐在北洋大臣衙門所在的天津。

北洋事業是中國革新的一條主線

北洋之所以成為后來的北洋，有幾個因素是至關重要的。第一，中外通商時代到來。門一旦打開了，再想關，就關不上了。沒有這個時代，上海也好，天津也罷，不會變成后來在東亞舉足輕重的大商埠，中外通商的重鎮。沒有這個時代，也不會有總理衙門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制度設置，以及地方重鎮與通商大臣的連接。

第二，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洋大臣之所以能壓倒南洋大臣，很關鍵的一點，是因為天津靠近北京，離權力中心比較近。在清朝這種高度集權的體制下，這一點相當重要?？繖嗔χ袠性浇?，就越能沾濡權力的好處。擔任北洋大臣的人，如果地位比較高，還可以兼任總理衙門大臣。而總理衙門自打成立之后，管的事兒越來越多，簡直成了第二個管理全國政務的權力中心。軍機處大臣如果不在總理衙門管點事，就等于沒有權了。所以，即便南洋大臣也可能兼任總理衙門大臣，但由于距離過于遙遠，無法真的履行職責，比不上北洋大臣可以就近操控。

第三，最重要的是兩個大人物的出現。一個是李鴻章，一個是袁世凱。雖然直隸總督是清朝第一重要的地方大員，但是如果坐這個位子的人沒有兩下子，也不會弄出那么大的動靜。晚清擔任直隸總督的人很多，但做的時間最長的，卻是李鴻章和袁世凱，一個前后干了將近四十年，一個也干了將近十年。正是這兩個人，成就了北洋的事業。

后來一說起北洋，就是北洋軍閥，其實，當年的北洋事業，是中國革新的一條主線。在李鴻章時代，是洋務，在袁世凱時代，則是新政。當然，李鴻章的事業，人們看得見的，一個淮軍，一個是北洋海軍。而袁世凱的事業，則是北洋軍。雖然說在那個時代，軍事變革是主要的變革項目，或者說，是中國現代化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并不意味著北洋只有軍事事業。

在辦洋務的時代，李鴻章的洋務，是辦得最好的。無論是同期的曾國藩、左宗棠，和后期的張之洞，都沒法跟他相比。洋務企業中，能夠贏利的幾個，都在他的麾下。也就是在他的庇護下，像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這樣的官督商辦企業，實際上就是私企，只不過戴了一頂官方的紅帽子而已。著名的漢陽鐵廠，說是張之洞辦的，但也就是在交給李鴻章門下的盛宣懷和鄭觀應之后，才真正開辦了起來。在新政時期，袁世凱辦新政，也是當年公認的翹楚。不僅中央的各項改革都有袁世凱的份兒，他直接治理下的直隸，所有的改革，都走在全國的前面。從產業興殖，到地方自治、司法改革，連警察的興辦，也是全國最早和最好的。預備立憲之后，盡管袁世凱已經升任軍機大臣，但在他的影響下，直隸諮議局堪稱全國最活躍的諮議局之一，被選入資政院的直隸議員，也是資政院里最活躍的議員。在士紳勢力遠不及南方的北方，能出現這樣的奇跡，絕對跟袁世凱有直接的關系。

北洋軍閥源于晚清的軍事現代化

當然，不消說，民國時期的軍人政權，用貶義的話說，現代軍閥的出現，也的確跟北洋，跟李鴻章和袁世凱有關。后世說北洋軍閥，向上，可以追溯到淮軍，而直接的創辦人，就是袁世凱。

然而，湘淮軍的興起，是因為太平天國戰爭，出現了朝廷的危機。湘淮軍的問世，原本是漢人士紳為救清朝之急不得已為之，在朝廷是權宜之計。但是，若要救急，兵為將有的模式是必須的。因為不這樣，軍隊就沒有戰斗力。戰爭過后，朝廷當然想裁撤湘淮軍，曾國藩也真的裁掉了自己麾下的湘軍，但是，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的左系湘軍，無論如何都裁不下去了，因為朝廷自己就需要他們。同光之際的中國，實際上的國家軍隊，主力就是淮軍。雖然說，控制和影響淮軍，的確對李鴻章在朝中的地位有很大的助益，但是，我們還不能說，淮軍就是李鴻章的私家軍隊?；窜娫诋敃r起的作用，就是國家軍隊?；窜娭栽谀承┤丝磥?，更像李鴻章一人之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年的清廷，沒有把練軍的改革進行到底，既沒有裁撤已經沒用的八旗和綠營，也沒有把淮軍已經開了頭的軍事現代化進行下去。至于現代化程度比較高的北洋海軍，則國家所有的色彩更加濃厚，一旦開戰，即使真像后世有的史家說的那樣，避戰更符合李鴻章的利益，也沒有真的避而不戰。黃海大東溝海戰過后，之所以進了劉公島軍港，是因為大多數的戰艦戰損嚴重，需要修理（只有劉公島有設備）。結果，被日軍順勢用水雷圍困，想出也出不來了。

而袁世凱所編練的北洋六鎮新軍，國家軍隊的色彩就更濃。人們傳說中，北洋軍軍中供奉袁宮保的牌位，袁世凱刻意讓官兵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朝廷的說法，其實沒有半點依據。北洋六鎮，其實是袁世凱主持的清廷新政時期，軍事變革全國三十六鎮新軍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精銳的一部分。新政的后期，袁世凱實際在被放逐之前，已經被剝奪了北洋六鎮的掌控權，而袁世凱也并沒有做什么反抗。雖然說，由于袁世凱善于籠絡人，統帶有方，六鎮的官兵的確比較喜歡袁世凱，但并不等于說，除了袁世凱，別人就領導不動他們。武昌起義之后，陸軍大臣蔭昌率領北洋軍前去鎮壓，不能奏功的原因，是蔭昌始終躲在河南信陽，不肯上前線。說蔭昌指揮不動北洋軍，甚至說袁世凱暗中布置前線將領按兵不動，都是沒有根據的想當然。

趨向文明的軍人政權

辛亥鼎革之后，中國很快進入了軍人政權時代，民國的北洋時期，實際上是以軍人專權和軍人割據為特征的。北洋時代之所以為人詬病，在很大程度上，是這種軍閥體征。但是，就當時而言，軍人政權的出現，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歷史上，每個朝代更迭的過渡時期，都會出現軍人政權。

驟然進入共和體制的中國，新的制度，一時很難有助于建立一個穩定的秩序。盡管袁世凱是個強人，擁戴他的中國紳商們，對他也有很多的期待。但是，一個有兩千多年帝制傳統的大國，突然之間沒有了皇帝，以三綱五常為特征的倫理道德，都開始搖晃。不僅僅民間的第三社會抬頭，動蕩加劇，統治體系中也找不到一個可以維系體系運轉的道德?？偨y對于下面的各省都督、將軍，沒有權威，即使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長，也每每不聽話。即便在軍隊里，一個大一點的軍事單位的長官，如果不兼任下面單位的負責人，就有可能被人趕走。

袁世凱通過重建帝制樹立權威的嘗試失敗之后，軍人割據的態勢，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說，此后不僅是軍人政權，而且是割據狀態的軍人政權。在這樣的狀態下，國家力量之孱弱，大小軍人政權之間的混戰，勢必成為這個時期國家政治的表征。給人印象之差，毋庸置疑。同時，由于中央政府無法管控，各地軍人政權良莠不齊，難免有軍人無法無天，橫征暴斂，濫種鴉片，甚至包娼包賭。再經過文化人的文學夸張，更加重了人們對于軍人不良的刻板印象。在當時，就有人將這個時期，比之為五代十國。

其實，當時的軍人，跟五代十國時期的軍人是不能相提并論的。因為當時割據的軍閥，實際上都源于晚清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很多的軍人首領，都是國內外軍校畢業的精英。受晚清以來整個上流社會追求文明的風氣習染，他們的行為，要比五代十國時期的軍人文明得多。在割據之地亂來的軍頭，從來不是主流，而且每每被淘汰掉。多數的軍頭，在其割據之地，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建設，辦企業，辦學校，甚至辦大學。軍閥之間的混戰，其烈度多半不高，而且對戰區百姓的擾害，也沒有像當年報紙所報道的那樣厲害，很少燒殺搶掠。應該說，比較起來，這些軍閥的軍隊，比晚清之前的綠營，紀律要好得多。有些軍隊，比如直系吳佩孚和馮玉祥的部隊，在民眾中的口碑相當好。

不辱“共和”的北洋

更重要的是，在整個北洋時期，除了最后一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張作霖之外，其他的軍頭，對于現代政治的基本規則，大體都是能尊重的。雖然皖系段祺瑞麾下的徐樹錚，對選舉有操控，直系曹錕搞過賄選，但他們都知道維護國會，維護基本的程序，也大體尊重選舉。某些地方軍頭，比如湖南的趙恒惕和廣東的陳炯明，還嘗試進行了聯省自治的地方試驗，積累了可貴的經驗。言論和學術的自由，在這一時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批評政府，批評軍閥，都基本沒有問題。學校，包括大學的自治，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即使在張作霖控制北京時期，也只是粗暴地殺了兩個記者，派人到北大做校長，并沒有實質性地管控大學。五四運動期間，風起云涌的學生運動，幾乎把段祺瑞逼進了死角，但無論北京還是其它地方，凡是被逮捕的學生，幾乎都是違法在先，比如搗毀買賣日貨的店鋪，抓老板游街。在北洋時期，從晚清開始的法律和司法改革，并沒有止步，司法的獨立審判，也大體能得到軍人政權的承認。段祺瑞討伐張勛復辟剛剛獲勝，權勢和威望如日中天，但北京地方法院，卻于此時把他的兩個馬仔以此前組織公民團干擾國會議事的罪名給判了，段祺瑞只能徒呼奈何。

北洋的起源和發展，是為了國家的富強，但是，它卻沒能帶給這個國家富強。在整個北洋當家的16年中，國家能力之弱，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中國轉型的困境，也是北洋的困境，但北洋并沒有辱沒“共和”這個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