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運河與柳孜經濟文化的繁榮

熊帝兵

（淮北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安徽淮北2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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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運河與柳孜經濟文化的繁榮

熊帝兵

（淮北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通濟渠通航以后，迅速成為南北運輸大動脈，而柳孜成了運河之上的一個重要節點。依據文獻與考古資料，通濟渠當時寬約40至60米，深約6.5米，通航能力較大，為南北水路交通的必經之地。史料對唐宋通濟渠漕運量的記載能夠側面反映出柳孜當年的車水馬龍景象；而柳孜所納的鹽稅額，出土的唐船、大量石錨和瓷器等則是柳孜古代商業繁榮的直接證據。種種跡象表明，古代柳孜人口繁盛，宗教信仰濃厚，生活富裕。但是，此地亦因地理位置的重要與經濟的繁榮而屢遭兵燹。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元明以后，柳孜逐漸衰落。

關鍵詞：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柳孜；皖北文化；運河考古

柳孜隋唐大運河遺址的發掘填補了我國考古史上的一項空白，為研究中國運河歷史、運河文化以及運河沿線古代社會經濟狀況找到了新的突破點，曾被評為“1999年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14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十幾年來，關于柳孜的研究成果仍然集中于考古層面，代表性成果有《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發掘報告》[1]以及相關期刊論文，①代表性成果有：闞緒杭、周群、武時良《柳孜隋唐大運河遺址的發現》（《文物天地》2001年第1期）；彭善國《柳孜運河遺址出土“仁和館”銘四系瓶及相關問題》（《中原文物》2004年第6期）；任曉勇《汴河故道上的虹橋遺蹤—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石構建筑”新探》（《東南文化》2007年第4期）等。亦有學者關注柳孜出土瓷器的欣賞，屬于藝術學研究的范疇，②《文物鑒定與鑒賞》于2013年至2015年集中發表過系列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楊建華的《淮北柳孜隋唐運河遺址出土的古陶瓷研究概述》（2014年第9期），《淮北柳孜隋唐運河遺址出土的唐三彩鑒賞》（2014年第9期）；劉艷的《淮北柳孜運河出土長沙窯瓷探析》（2013年第7期），《淮北柳孜隋唐運河遺址出土青白瓷賞析》（2014年第9期）；閆紅的《柳孜運河遺址出土的耀州窯系青瓷碗鑒賞》（2015年第4期），《運河遺珠之“壽州瓷黃”—淮北柳孜運河遺址出土的壽州窯瓷器賞析》（2015年第7期）；解華頂的《淮北柳孜隋唐運河遺址出土的金代定窯印花盤賞析》（2014年第9期）；陳超的《淮北柳孜隋唐運河遺址出土的鈞瓷器》（2014年第9期）；武可的《唐代長沙窯瓷的異域特色—以淮北柳孜隋唐運河遺址出土長沙窯執壺為例》（2014年第9期）等。其余言柳孜者以介紹性文字居多?？傮w上，學界對柳孜考古資料的利用以及柳孜經濟文化研究的成果并不豐富，《淮北新韻》一書對此有所提及，但是未能完全揭示出柳孜的經濟文化面貌。[2]故此，筆者擬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結合史料與考古資料，試對柳孜當年的水運、經濟以及居民生活狀況作簡要分析。

一、柳孜考古與運河猜想

柳孜位于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境內，史書載為“柳子”，俗稱“柳江口”。1998年，在宿永省道（安徽宿州至河南永城）裁彎取直工程中偶然發現了隋唐大運河遺址，并于次年進行搶救性發掘。第一階段的考古工作歷時近200天，發掘面積400平方米，發現了9個堆積地層，8艘唐代大型木質沉船，l處石構建筑基址，1000多件瓷器等。201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這一遺址又進行了第二次發掘，布方20個，發掘面積2000平方米，所發掘的遺址分為北宋、南宋（金）和明清三期，出土了豐富的遺跡和遺物，有運河河道、兩岸河堤與石筑臺體、河道中間的石板路通道，以及木船、灰坑等。另外還有不少陶器、瓷器、銅器、鐵器、石器和大量動物骨骼遺存出土。

關于隋、唐、宋、元時期柳孜運河的狀況，史料的直接記載并不豐富，但是因為柳孜是通濟渠的重要一段，依據史料關于通濟渠的記載可以間接推測出當年運河柳孜段的輪廓。據《資治通鑒》記載：通濟渠“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樹以柳?！盵3]5681隋朝一步為六尺，1尺約為今天的0.29米，[4]所以渠寬為：40步×6尺×0.29米=69.6米?？脊艤y量的結果是：“古運河在柳孜處，河面寬達40米左右”。[1]180綜合可見，柳孜運河的河面寬度至少在40米以上。渠深多少，未見記載，但是因為要通航高四層，達45尺（約13.05米）的龍舟，如果沒有足夠的深度，一定難以滿足通航要求。柳孜運河考古解決了河道的深度問題，遺址所發掘河道深達7米左右，其中表土層約35-50厘米，[1]7因此，可以粗略計算出當時運河柳孜段的深度應在6.5米左右。除了河道以外，通濟渠兩岸還建有一批附屬工程，即前文所述的“御道”以及御道旁的柳樹等。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就描述了柳樹綠蔭綿延1300里的景象，“……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據此推測，當年柳孜河道兩岸很可能也有御道和柳樹。此外，運河沿途還曾修建四十余座離宮供皇帝和后妃休息。柳孜附近當年有沒有建離宮，已不得而知。但是依據口述史料，柳孜曾有一秦姓居民挖出過一雙雕有龍鳳的金筷，[5]這給人們帶來很大的想象空間。

展開譚其驤先生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之“都畿道河南道”，可以發現柳孜西接睢陽，東近宿州，北通徐州，南控亳州，地理位置重要。依據學者的研究結論，從秦漢至隋朝，通濟渠所延經的路線就是一條陸路交通要道，而柳孜就是這條交通線上的一個重要節點。[6]盡管位置險要，但是比較而言，古代陸路交通的運輸量畢竟有限，通濟渠的貫通極大地改變了這一狀況。隋煬帝所乘坐的龍舟肯定曾經從柳孜經過，龍舟的規模就能間接反映出柳孜運河的巨大通航能力：“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盵3]5621粗略計算，龍舟高約為13.05米，長約58米。遺址所出土的唐船遺存也印證了柳孜當年的通航能力，其中一號唐船總長18.97米，最寬處2.58米，船深1.1米；六號唐船總長27米，寬3.7米，深1.4米。經過專家的復原與計算，一號沉船滿載排水量約為13.69噸，估算其載重量可達8-10噸。[1]108六號船的排水量約為51.5噸，估計其載重量約為30-40噸。[1]118

航運促進了沿岸城邑、市鎮的快速發展，柳孜地位也更顯重要。依據史料，唐代已在柳孜設立了驛所。截止北宋末年，通濟渠沿岸的州府縣城共有14座，鎮11座，除開封、雍丘（今杞縣）、應天府（今商丘縣）、虹縣（今泗縣）四城起源較早以外，其余皆隨通濟渠的開通而出現?！对S九域志》記載：“宿州，符離郡，保靜軍節度?！h四……望，符離……望，蘄……緊，臨渙。州西南九十里。三鄉。柳子、蘄澤二鎮?！盵7]194可見，宋代的“柳子”已經是皖北地區乃至通濟渠沿線的重要街鎮。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工作人員發現了宋天圣十年（1032）的“柳孜磚塔碑”。碑文記載了眾人助資修建柳子大圣塔的過程，其中有三個人的身份特別值得重視，他們分別為柳子鎮監鹽酒稅祖貽亮、兵馬監押兼巡檢張處仁以及丘裔。[5]宋代官監酒務設在州、縣和部分人煙稠密且酒稅稅額高的市鎮，柳子鎮既設監押、巡檢，又有鹽酒稅務官，足見其經濟的繁榮。金兵南侵以后，宿州、臨渙為金所有，但是柳孜鎮的建制依然存在，《金史·地理志》記載：“臨渙，有嵇山、汴河、肥水。鎮三，柳子、蘄澤、桐墟?！盵8]598發展到清代，此地設有柳子鋪，承接百善鋪與鐵佛寺鋪，地方志記載：“百善鋪，鋪司一名，兵二名，遞柳子鋪；柳子鋪，鋪司一名，兵二名，遞鐵佛寺鋪?！盵9]184

二、柳孜昔日的繁華

隋唐大運河通航以后，柳孜鎮依托重要的地理位置與巨大的通航能力，開始進入歷史上最為繁榮的時期。隋煬帝曾在洛陽周圍建有許多大型糧倉，如洛口倉、回洛倉、河陽倉、含嘉倉等，儲有大量糧食，僅洛口與回洛兩倉的糧食就達2600多萬石，其中絕大部分是經通濟渠從江淮、江南一帶運來的。[10]33據《新唐書·食貨志》載：唐初，高祖和太宗時通過通濟渠輸送東南地區的糧食至京城每年約一二十萬石；高宗以后，增至約二百萬石；開元二十二年（734）至二十四年（736），平均每年漕運量增至二百三十萬石，最高時達到四百萬石，為唐初的20倍?！锻ǖ洹吩诿枋鐾r說：“運漕商旅，往來不絕?！盵11]4657宋代通濟渠的漕運額大大超過前代，每年通過此渠輸送到東京的糧米一般在六百萬石左右，最高時甚至達到八百萬石?！端问贰分杏羞@樣的記載：“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道而進?！盵12]2322《元和郡縣圖志》則形象的描述說，通濟渠上下，“公家運漕，私行商旅，舳艫相繼”。[13]137眾多的漕運與私行商旅必須從柳孜經過，從中很容易想象出當年柳孜車水馬龍的景象。

1999年的考古發掘也充分證明了柳孜當年的繁榮景象。在運河遺址中，雖然目前只發現了8艘唐代沉船，但是據調查，早在1958年，柳孜附近河床里就出土過鐵錨、鐵鏈等航船物件。[5]另外，通過所發掘的大量石錨也可以推測出當年停泊于此的船只為數眾多，或許柳孜就是一個重要的港口。遺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瓷器、鐵器、銅錢等文化遺物也能佐證當時的經濟極為繁盛。所出土的文物以瓷器最多，有壽州窯、肖窯的黃釉瓷，磁州窯系白地黑花瓷，吉州窯系的黑瓷，耀州窯、越窯系及長沙窯的青瓷，景德鎮的影青瓷，定窯系的白瓷等唐宋時期全國十幾座窯口的瓷器產品。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遺物在此集中出土，充分證明了當年柳孜“公家運漕，私行商旅”的巨大流通功能與繁榮的經濟局面。

其中肖窯窯址在蕭縣，距離柳孜不遠，很可能柳孜就是當年肖窯瓷器的裝船口岸。磁州窯在河北，耀州窯在陜西，越窯在浙江，景德鎮在江西，建窯在福建。由此可見，柳孜運河遺址所在通濟渠段是唐宋時期瓷器運銷的主要通道。而且柳孜出土的瓷器并不是運往同一個方向，而是有的自北方運往南方，有的則是自南方運往北方。就出土瓷器的年代來說，較早的有唐代的，較晚的則是金代的，可知當時柳孜繁華了幾百年。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柳孜遺址所出土的唐三彩，多出自鞏縣窯。鞏縣在柳孜之北，離都城較近，柳孜出土的這些鞏縣窯唐三彩，顯然不是運往京城的，很可能是通過柳孜，南下入海。因為唐代鞏縣窯的外銷航線有兩條：一是沿黃河東去，橫穿華北平原，經渤海灣至高麗（新羅）達日本；二是經隋唐大運河，入長江直航海外。

稅收狀況往往是衡量一個地方經濟發達程度的重要參數，在今天，所納稅額的大小是衡量一個企業實力的重要指標。在歷史資料中，稅收數字也能反映出宋代柳孜鎮與眾不同的經濟氣象，《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二》就記載了當時皖北地區鹽稅稅額情況（具體如表1所示）。從表中數字可以看出，柳子鎮的鹽稅額遠遠高于附近的蘄澤鎮與靜安鎮，而且還明顯超過蘄、虹、臨渙三縣的鹽業稅額，甚至比宿州所納鹽稅額還高。而當時的新馬鎮鹽稅額尚不足一千貫，通海、桐墟二鎮甚至只有一百多貫。[14]6468通過鹽稅額的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柳孜當年的經濟盛況。

表1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二》載皖北鹽稅額[14]6468

三、古代柳孜人的生活

據“柳孜磚塔碑”記載：宋代柳孜鎮天王院所建的“天圣磚塔”共七級，高八十尺，工價錢五千貫文，[5]約相當于表1所列之宿州鹽稅的數額，可見花費不小。助修人員除了本院僧侶及前文所述及的祖貽亮、張處仁和丘裔之外，還有臨渙縣尉劉濤，臨渙縣主簿兼開治溝恤河道章異，臨渙縣令兼管溝恤河道趙諄等。臨渙縣三位主要官員都參與到建塔活動中，由此推測，天王院很可能是當時柳孜鎮最大的寺院。光緒《宿州志》記載明代柳孜為“巨鎮”，“相傳有九十九廟，皆圮”。光緒年間鎮上依然存在的有華佗廟和姜太公廟。[9]109上述史料一方面說明，古代柳孜人的宗教信仰較為濃厚，而且崇拜的對象呈多樣化特征。宗教信仰往往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同一個地區存在有如此多的宗教崇拜對象，說明古代的柳孜很可能也是不同宗教文化匯集與融合之地。另一方面，99座廟宇集中于一個鎮子上，也從側面反映出柳孜鎮的規模較大。

《王安石全集》中有這樣的記載：“敕某：周恤阻饑，朝廷之政。爾能輸積以助有司，褒賜一官，往其祗服”。說的是當時柳子鎮朱意之弟朱杰捐輸助賑一事。[15]617這則史料說明當地不但有富裕的大戶居民，而且還樂于助人，在災荒年代，協助政府賑災，幫助居民度過難關。嘉靖《宿州志》說柳孜有井百眼，在傳統社會中，一眼井可供一個自然村落人的生活用水，一個自然村落按照200人保守計算，100口井足以滿足2萬人的生活。另外，依據調查，現在柳孜幾百戶居民當中，有近百個不同的姓氏。傳統社會往往是同姓聚族而居，柳孜姓氏顯然違背了這一規律，這或許是當年大運河曾使他們的祖先遷移至此。有人在船上出世，有人在河邊成長，運河的流淌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繁衍使古運河充滿生機。

在柳孜遺址的第二次考古發掘中，出土動物骨骼遺存共計4533件，可鑒定種屬的標本為2399件，僅可鑒定部位的標本為208件，皆出自于地層與灰坑中，以T04單位出土的數量最多，占52.4%。[16]2這些動物骨骼遺存中，唐代晚期的家豬骨骼115塊，北宋1144塊，南宋187塊，[16]4在出土的動物骨骼中所占數量和比例最高。依據學者的研究，柳孜遺址家豬的死亡年齡主要集中分布在1-2歲之間，且以雄性個體為主。也就是說，這些家豬是在肉量、體型和營養達到最大值階段時被宰殺的。另外，家豬的骨骼破碎度最高，絕大部分骨骼標本都小于完整骨骼的一半。[16]34骨骼高破碎率現象很有可能是古代居民在食用或者提取骨髓的過程中造成的。綜合分析，家豬在該遺址古代居民營養需求和肉食資源上已經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次考古還發掘了北宋時期軟體動物遺存640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海水類占50%，包括四角蛤蜊、文蛤、縊蟶、僧帽牡蠣、彩虹蟲昌螺、法螺和中國耳螺等。[16]52該遺址地處內陸地區，距離最近的海岸直線距離約300千米，因此遺址中所出土的海產品應是當時通過運河運輸至此的。陳師道《后山談叢》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仁宋每私宴，十合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為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喜粯?，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觳皇??！盵17]38由于宋初由沿海輸入至內陸地區的海產品較少，平常人家很難消費得起，其售價之昂貴連皇帝也感嘆不已。然而，該遺址出土的海產品從數量和種屬上都不遜于當地的水產品，這一方面表明，宋代很可能有更多的沿海商人帶著海產品到此經營?；蛟S，海產品對于柳孜古代居民來說也并非遙不可及。另外，依據口述史料，解放前，柳孜居民張人金、趙興廣曾各挖出過一罐子黃金。[5]種種跡象表明，古代柳孜居民的生活是富裕的。

余論

柳孜古代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褒媱妆儭睍r期，唐軍與龐勛曾在此地數次交鋒。北宋末年，皖北一帶戰事不斷，柳孜同樣難逃戰火之災，據《宣和錄》載：靖康三年（1128）三月二十八日，“賊（改作敵）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至是，悉驅而北，舍屋焚燒殆盡。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郡縣為之一空?！盵18]647南宋高宗紹興十年（1140）八月，柳孜戰事再起，《宋史·楊存中傳》記載：“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為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橫奔而潰?！盵12]11436

金元以后，此地屢受劫掠，其中影響較大的是紅襖軍起義，據《金史·宣宗本紀》記載：元光元年（1222）六月，“紅襖賊掠柳子鎮，驅百姓及驛馬而去，提控張瑀追擊，奪所掠還?！盵8]362明嘉靖《宿州志》收錄的《侯巡檢去思碑》就記載了柳孜巡檢侯德源捕殺紅襖軍，維護一方平安的事跡：“宿州柳子鎮巡檢侯君，初以武功擢是職，至正九年三月來理是鎮。君之官以捕盜為職，于捕盜之事盡心竭力，不避厲害。方當至正辛卯壬辰，妖賊反叛，群盜四起之時，君前后殺叛賊弗計其數，其詔安余黨，保護善良……”[19]卷七《古跡》

上個世紀，文物部門在柳孜開展文物調查時，于柳孜南發現一處被當地居民稱作“嶺子”的古代遺跡，事實上是一處呈南北分布的人工堆砌的土嶺，長約1000余米，寬約20余米，殘高約1.5米，嶺上可以隨處挖到人的骨骸。當地居民傳說這里是當年岳家軍與金兀術交鋒的戰場。無論傳說是否屬實，但是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這處叫做“嶺子”的古代遺跡或許與歷史上的多次戰爭存在著很大關聯。

作為傳統運輸大動脈的隋唐大運河曾經貫通皖北大地，柳孜鎮因通濟渠而生，得通濟渠而盛。歷史上的柳孜，經濟繁榮，百姓生活富足，具有重要的經濟地位和軍事地位。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戰爭的不斷侵擾，加之自然災害的反復爆發，柳孜的繁榮漸漸退去。綜合考量，柳孜的衰落與通濟渠的淤廢存在著很大關聯，但是反復的戰爭似乎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在“后申遺”時代的當下，以柳孜運河考古為線索，以文獻史料為依據，追溯與反思其變遷與盛衰的歷程，發掘其所蘊含的文化，無疑是皖北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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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校金秋

作者簡介:熊帝兵（1976-），男，安徽定遠人，淮北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項目:安徽省2014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項項目“皖北運河文化研究”（AHSKLW2014D05）

收稿日期：2016-01-19

中圖分類號：F572.8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683（2016）02-0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