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侯登科

1990年代初，我30歲開始了自學攝影并嘗試拍攝照片。當時處于懵懂誤撞與激揚狂熱的高燒狀態，逐漸地便有了更高理想的期待與追求的愿望。卻苦于攝影資訊的匱乏與自身生存環境的局限，迫切渴望能有個把攝影高人的際遇與點撥。彼時我可以從有限的中國攝影報刊雜志中，多少了解到陜西攝影群體的“西北風”名號。堂？吉訶德般的一幫關中漢子，猶如屹立四方城墻上迎風呼哧的一面攝影大旗，搖旗吶喊，擅拍能寫，運動的聲勢和動靜頗大。

其實就是一幫在“文革”中成長，經歷各異，喜愛攝影的陜西熱血青年，逐漸聚合起群體智慧的能量，相互交流幫襯間或一同外出群拍，鏡頭多聚焦與人與黃土地的現實記錄。其間他們有幸趕上了國門漸開，西風東進，思想解放，文化藝術思潮萌動活躍的1980年代。他們不滿于宣傳攝影意識形態下的“假大空”現象，以身體力行創作的大量現實主義色彩濃郁的影像作品，苦讀摘錄馬列主義著作和大量引進的西方哲學文藝理論。侯登科和胡武功無疑是陜西攝影群體中的急先鋒與驍勇善辯之人，曾經的他們就好像我心目中的一座攝影大山，令人景仰敬佩且難以逾越。

1990年12月31日，我與工廠里的影友邢志昊相約結伴，背上各自精心暗房制作裱糊在白板卡紙上的幾百張6×8黑白照片，搭車前往30公里外的臨潼鐵路工程處宣傳部，去尋訪期待已久的攝影家侯登科。待見到現實真人時，方知還是個副部長，可他并不像個企業干部。此后我與侯登科開始了十多年亦師亦友的交往。冬天他總是穿一件隨意披著，粘滿著膠布的咖啡色羽絨服，春秋季多是擼胳膊挽袖的綠軍裝，夏天多是穿著松垮的跨欄白背心加短褲，一幅活脫脫的農民工模樣。談起話來，侯登科文思縝密，旁征博引，酒后更是古今中外，高談闊論。當然談客很重要，要對路才成。

在我看來彼時的侯登科，處于人生的低谷階段。一方面來自于理想主義精神期待的全面坍塌，社會轉向由經濟整體驅動過渡，引發焦慮性壓力。而另一方面在攝影中基于努力擺脫群體思維的定勢，重建回歸個體觀看行為立場的撕扯努力，令侯登科處于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尷尬曖昧與煎熬中。在我們稍后往來的書信中他有談到：“我從來也沒有像今年這樣體驗過喪失勇氣和活力的彷徨，從來也沒有像今年這樣清楚自己的歷史定位—過渡的一代！我（們）這一代人整體上屬于兩個時代，兩種價值觀的中介環節；我們的全部情感、理智和生存方式都將伴隨著它賴以產生的時代的消亡而迷茫彷徨。但是，意識到并不等同于體驗到，體驗是悲哀的，蒼涼的……”（引自1993年3月15日侯登科給彭祥杰的信）

無疑侯登科自我精神的受難與苦悶，與他的敏感和善于自省的體驗行為關聯。思慮決斷的一部分后果，是讓他著手賣掉四臺尼康相機，更新換代為兩臺徠卡M6旁軸和兩臺R系列的單反相機，暫且以器物撫慰排解靈魂深處的憂傷。勤于書寫侯登科后來談到：“為自己拍點片子，尋求一點精神麻醉即是了。我也曾告訴過你，尚能用攝影尋得一點人生的溫馨就行了。這是真話，在現在更是真話，它不再是我的事業，只是我的自言自語。他們把攝影當成事業，或者與事業相關的事，這與我又有什么共同的語言？是的，我也是夾雜著許多心理才體悟出今天的，但這是在那個特定年代產生的。但現在不同了，對于他們的要求也當不同。我不否認他們也許會獲得事業上的成功，但我懷疑他們在攝影上終究發現的是他人、他物，而難以發現自己，發現自己人性的欠缺與蒼白，而這，我的確發現了?！保ㄒ?994年12月29日侯登科給彭祥杰的信）

顯然在路上以攝影的名義放逐遠行，不失為一種視覺體驗上的策略調整，侯登科的精神世界是內心敏銳聰慧復雜多面的混合體。1990年代初，是他攝影生命中少有的，或許也是僅有的西藏和新疆大范圍跨地域的行攝。同行忠誠的旅伴，來自侯登科內心可以托付和信賴的朋友于德水和李百軍。實際上在我看來，這也是他們那一代攝影師在遭遇人生低谷時的共同出走和相互取暖。旅途的艱辛并沒有讓侯登科停滯思考的步伐。他談到：“存在已經注定了我們不可能和“新生”的東西保持協同，并加入到‘新生的行列中去。新生的存在和生存方式，恰是我們無法真正接近的。我們是一些可憐懷揣的理想主義者，在和一種實用主義的強勁價值觀沖撞時，它又是多么乏力??！生存的困擾，遠不如存在的困擾強大?！保ㄒ?994年12月29日侯登科給彭祥杰的書信）

盡管如此，侯登科最終還是帶回來了一批淡化沉重與宏大敘事、專注影像瞬間氣質、人物形態鮮活、充滿地域特征的好照片。他在無比忐忑的期待中，認真沖洗出旅行中拍攝的底片，影印出整卷膠片的縮樣，末了還是抑制不住內心竊喜，打電話催促我趕來臨潼分享。我被其中拍攝于新疆《三個戴軍帽的人》和拍攝于西藏《山頂上的藏民》有所震撼，真誠感嘆幾近奉承的話語，自然沒有少談。惹得老侯興高采烈像個孩子般手舞足蹈，立馬就要請我喝酒吃肉咥面。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侯登科是具備了攝影直覺的天賦和視覺美學教養的經典紀實攝影家。他的影像，生動自然，形式干凈，決絕果斷，不拖泥帶水。對于攝影臨場瞬間行跡預判的掌控切割能力，即使在當下的中國年青攝影師的記錄攝影中已不多見，無不令人唏噓遺憾。是時代之變，觀念質變，還是攝影理想面對市場企圖的變通妥協？

2002年12月21日，時任《中國攝影》雜志的編輯李波匆匆趕來西安訪談侯登科，為雜志將要呈現的專題做專訪。房間里的暖氣很足，老侯穿著王征從寧夏弄來的一件古怪的羊皮襖，蓋著毛毯，還要披上羽絨衣，可他還是覺得冷。李波在后來雜志刊發的侯登科專題中寫到：“此時的侯登科已經非常明了自己的病情，雖然已經很消瘦，說話時氣息短促，但是思維仍然非常敏捷，而且非常坦然。這是侯登科生前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訪?！保ㄒ浴吨袊鴶z影》雜志？2003年5月號）

侯登科在回答李波訪談的提問中誠懇地總結了自己攝影的前期歷程，他談到：“從拍片子來看，那僅僅是一瞬間的事，那些復雜的社會生活其實是很難用鏡頭表現出來，鏡頭不是表達人的思想的最佳方式。在1983年以后，隨著對社會和政治的了解，我更多地是把攝影作為一種批判的手段。我的第一個作品集里是一種審視、冷峻、判斷的目光。那種創作圖像、理解圖像的方式與當時的文化界狀況有關，當時文學界的《班主任》、藝術界的星星畫展都在批判極左，這比攝影界的觀念轉化早了兩三年。當時的攝影還是延習了‘文革后期那種概念化、口號式的作風。當時全國思想界、文化界都在進行自我批判、自我反思，對過去和對正在進行的社會生活進行審視和判斷的時候，攝影界卻沒有反應。攝影本身應該是接觸現實最直接的，但在當時的作品中、在攝影評論中恰恰看不到這些，這種反差讓我無法理解。

“在我之前有胡武功等人，在觀念、實踐起步都比較早，后來有石寶琇、潘科等等人，大家動機不完全相同，但目標基本相同，都感覺到攝影界的觀念落后，需要進行自我清算。我們當時沒有那么多現成的理論武器，當時文學界已經給定了的東西，我們順勢拿來套，和攝影界對比，或者說是希望攝影界這樣發展。當時我們還得到了許多朋友，包括北京‘四月影會的一些朋友的幫助，當時的一些媒體開始介紹國外的攝影狀況，對我們形成新的啟發。這個過程一直轟轟烈烈地進行著，直到‘艱巨歷程，一直到89年?！保ㄒ浴吨袊鴶z影》雜志？2003年5月號）

這么多年過去，我們對于侯登科的了解和認知究竟還有多少未知？我們對于侯登科攝影遺產的整理選擇和編撰出版是否代表了他的認同？即使《中國攝影》最終在雜志專題中所呈現的侯登科訪談文章，在我看來也未必是全文刊發。例如《黃土地上的女人》是侯登科離開我們后第一個重要的紀念活動和展覽，也的確在老侯留下的攝影遺產中，涉及女性的底片占有相當大的數量。但是，在現有的方談文字中，老侯并沒有留下有關這個題材的片言只語。我特別希望能夠看到有一天，侯登科攝影的全部遺產可以進行數據化平臺開放共享，為后人了解學習理論研究等工作，提供一種類似攝影公益性質的數據文獻支持，我想這應該也是侯登科在天之靈所愿意看到的。

2010年4月，“侯登科紀實攝影獎”組委會接受了蘭州谷倉當代影像館資助5屆10年共100萬元的獎項資金承諾，并以200張侯登科的攝影作品回贈谷倉作為影像收藏。7月我受谷倉和“侯登科紀實攝影獎”組委會共同的委托前往鄭州于德水處，瀏覽和挑選侯登科攝影遺產中全部底片檔案，約4.3萬余張。說實話，在侯登科的攝影生涯中，所拍攝的這4.3萬余張底片，作為那個年代的中國攝影家，也許不算太少，但是放在今天這個影像的時代來看，或者放在一個歷史時空的維度上來審視一個攝影家的一生拍攝，這個數量其實是不夠的。經常地我也會回憶起那一次挑選侯登科底片檔案的過程，在選擇這些照片時的猶豫徘徊與惆悵，我既看到了侯登科攝影的起步、求索、自省、修正、拍出大量好照片的高峰期，也窺視到了他生命后期攝影的無奈與嘆息。

我以為侯登科最好的照片，其實是那些人物在環境中處于相對自在靜態的瞬間凝固，影像結構的關系相互平衡，可以掛在墻上反復凝視，具備了視覺美學特征的作品。我認為在當代紀錄攝影的演變中，凝固一個影像，未必是需要敘述它。今天我們可以在浩瀚的互聯網中觀看到國內外有關記錄攝影表述形態的拓展與更多可能性。它不再是主題結構單向的故事敘述，它不再必須是承上啟下相互關聯的邏輯傳遞。紀實攝影沒有了的唯一的正統法則。好的照片應該能為觀者帶來更多心里暗示的想象空間。所謂一睹一世界，未必是真理。攝影的記錄與表達的疆域，還有待我們去認知探求的空間。尤其在今天我們記錄中國現實的攝影，需要勇于嘗試超越現實的感知。因為我們唯此安身立命的時代情境，已處處充斥著超越現實的場域與錯愕。

然而這些年在我自己的攝影中，侯登科的身影已經漸漸遠去，成為我內心里一種攝影精神的懷念與感召。時代的迅速，讓我們今天的攝影，與他們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攝影實踐相比，具有了非常大變化。作為攝影者，我沒有再去延續侯登科他們那一代人的攝影方法和傳統。在今天這樣一個影像泛濫的數字時代，攝影的邊界被不斷挑戰和快速折舊，乃至消失。我要愛護自己，要學會保持好奇心，延緩拍攝的高峰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去健康地擁抱明天。

作者為陜西籍攝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