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錄取通知書

王禮祥

20世紀90年代初的某個夏天，年輕的我調到一個區派出所。因所里無房，暫住在供銷社院內的宿舍。一天早晨，因晚上加班，我睡得正香，忽然聽到一陣輕輕的讀書聲。我起床走出一看，只見梧桐樹下，一個短發的女孩正倚樹讀書。她藍衣衫、黑布裙，薄薄晨霧之中，宛若電影里民國時期的女生。此后，經常見她手拿著書在院子里姍姍走過。我想，她應該是附近中學的老師或學生。

一天晚上，我正在所里整理材料，門廊的燈光一晃，一個身影閃了進來，我起身一看，正是她。我忙著讓坐，她站著有些支吾地說，你是學法的，請教一個問題，女方退婚時，收下的彩禮要退嗎？我說，一般情況，是要退的。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然后說了聲謝謝，就快步離開了。后來，她又去我的宿舍，向我借閱《警探》《啄木鳥》之類的法制刊物。有借有還的，漸漸地也熟悉了，知道她叫小麗，家在鄰縣的農村，有個姐姐、一個上小學的弟弟。母親身患骨癌去世，在這個供銷社工作的父親又患肺結核回老家療養。高考過后的她過來這邊，一邊代替父親的工作，一邊等著分數。

她絕對沒有想到，正是這個炎熱而又焦灼的暑假，改變了她的人生。

8月初的一個夜里，供銷社百貨門市部在有人值守的情況下被盜手表13塊和沒有及時繳存的營業款800多元?，F場門窗完好，沒有翻動的跡象，雖然沒能提取指紋、腳印等證據，但我們還是發現門市部北山墻頂端的那口氣窗有翻越的痕跡，同時，在氣窗的磚棱上提取了幾根紫紅色的纖維。由此斷定，作案者是從這個離地面近3米的高氣窗翻越過來的。

隔壁農資門市部有兩位營業員，一位是即將退休的女職工，另一位就是臨時代替父親上崗的小麗了。年邁的女職工，不可能爬窗入室;柔弱可人的小麗，也不可能鉆窗作案。而那個晚上，恰又是小麗值班。猶如電石火花，猛然，我想起了他！誰？小麗的弟弟。我見過他，黑黑的、瘦瘦的，手拿著彈弓，整日捉鳥爬樹的，“猴氣”得很。我在興奮的同時，心底里隱隱有一絲擔憂。然而，這種擔憂，因為小麗的投案兌現了。

案子是她和弟弟作下的。她說，她需要錢，不，是姐姐需要錢——兩年前，急于給患癌癥的母親籌錢治病，漂亮的姐姐以3000元的彩禮，和村干部的兒子訂了婚。那個青年一身的“痞氣”，姐姐十分反感，因此婚期一拖再拖。她曾勸姐姐退婚，姐姐只是苦笑著搖了搖頭。她心里明白，為給母親治病，這個家已退不出姐姐的“彩禮”了。過了這個中秋節，姐姐最后的婚期就到了，她為絕望的姐姐抓狂。但當她看到隔壁百貨門店里生意紅火，當她得知那個四十多歲的承包主是一位在事故中雙耳失聰的退伍工程兵，當她看到山墻上那個不大通氣窗，她猛然看到一縷希望和曙光。這希望和曙光像火焰一樣在她心底愈燃愈烈，最后融化成姐姐身上婚姻的枷鎖。于是，那個晚上，她叫上弟弟，用門市部里出售的梯耙和繩索，讓弟弟鉆了過去……

送她去看守所時，一副锃亮的手銬銬在她潔白細嫩的手腕上。她低著頭，身子戰栗著，長長的睫毛掛著淚珠，讓人不敢凝視。她抽泣著問，如果我考上大學，還能上嗎？警車里一片沉默。

一個月后，當她哭哭啼啼的姐姐把一份師專的錄取通知書放在我的桌上時，心里的那份沉重和惋惜，讓我怎么也拿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