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信任危機”是真的嗎？

曾奕

摘要：社會信任度的問題近年來廣受大家的關注。我國大眾主觀臆測都認為我國的社會信任度在隨著惡性事件的報道而不斷受到威脅。然而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結果卻與人們的主觀想法相違背。本文通過對社會信任的結構分析和對社會信任度的測量方法的分析，發現人們在對社會信任認知模式上和社會信任度測量中出現的問題。

關鍵詞：中國社會；信任度；測量

“是你教我要對人友善的，友善的結果卻是，我好心幫助別人卻被拐走關了七年！”這是獲得2016年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的影片《房間》里面的一個句臺詞。世界價值觀調查在1981年到2014年間對100多個國家進行了六輪調查，結果顯示，在這30多年里，世界各國國民對自己所在社會中大多數人的信任程度呈現出總體下降趨勢?！靶湃挝C”已經成為了全球性的問題。

“社會不信任感”是在人受到欺騙以后，安全感下降所產生的。我國從毒奶粉事件到毒疫苗事件，人民的社會信任正被一次一次的擊碎。社會信任度的下降會對社會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居造成不容小覷的威脅。網上有一則視頻的題目是“我國為何會有那么多的兒童被拐賣？”。拍攝者分別在美國和中國設置一樣的情節：一個小孩在路上做迷茫狀，而一位成年演員上前跟他搭訕并試圖引誘小孩跟他走，對比中美的路人，在看到后是什么反應。讓觀者吃驚的是，美國的路人在發現小孩很迷茫的情況下都會上前問詢，并且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不允許任何陌生人帶小孩走。而中國的路人則是看到以后都默不作聲的走開，沒有一個路人主動上前問詢或是報警的。這樣大的反差讓觀者看到后有一絲的心寒，這不只是在告訴我們那么多的兒童被拐賣的原因，還反映出了我國公民在別人需要幫助時表現的冷漠。然而社會信任感是公民社會歸屬感和社會責任心的基石，正是因為對社會的不信任，才造成了人們不愿意去相信陌生人，去幫助陌生人。這些現象都讓人對我國的社會信任度感到擔憂，然而調查數據反映的情況卻與我們的主觀判斷相反。

世界價值觀調查六輪結果顯示，中國人與人之間信任水平是64.4%，高出了世界平均水平（25.4%）一倍多。世界價值觀各輪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在30多年中，中國的社會信任度一直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也高于日本、韓國和美國等國家?？吹竭@樣的結果，讓人質疑這樣的數據是怎樣得來的？陶普（Lars Torpe）和洛萊（Henrik Lolle）在其研究中提出，相對于泛化的大多數人，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個更有效的測量社會信任的指標。200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采用的是起源于諾埃爾—諾依曼（Noelle-Neumann）的方法，向受訪者問以下問題“一般來說，您認為社會上大多數可以信任嗎？”當受訪者回答是“認可”或“一般認可”時被認為是信任的，而回答是“不認可”或“不清楚”時被認為是不信任的。

出于對社會信任度真實性的質疑，筆者按照這個方法也同樣進行了一個調查，但是多增加了測試信任度的情境題“如果有陌生人找您借手機，您愿意借給他（她）嗎？”然而調查的結果卻是：有70.43%的受訪者認為社會上的大多數陌生人可信，卻只有30.95%的受訪者愿意將手機借給陌生人。通過數據我們可以明顯發現，人們在自己財產可能受到威脅的時候還是不愿意去相信陌生人的。為什么單純的問題和設置情景之后調查出來的結果就有如此大的差異呢？是否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就不可信呢？

這些疑問可以用社會信任的結構特征來進行解答。我們將信任視為一個立體的概念：從橫向上看，信任對象的范圍有多大？從縱向上看，信任的程度有多深？從更深層次看，信任的情境是什么？首先，當我們面對不同人的時候，信任程度也會不同。相較陌生人而言，對親人的信任程度一定會高一些，但這種程度上的差異并不能稱為“危機”，而是天性使然。其次，在面對同一個人的時候，在不同情境中，人們對他的信任度也可能有差異。因此，信任度的提高和下降都不能一概而論，需要我們分清對象，分清情境予以討論。

綜上，不管我國的社會信任危機是否真實存在，就我們自身來而言，首先應該做到堅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為利益所惑。商人不可為金錢利益而置消費者生死而不顧，官員不可為一己私欲而濫用權利欺瞞公眾。其次我們應該提倡合理的看待社會信任的認知模式。社會信任度受到威脅的說法是和一些新聞媒體、輿論導向密不可分的。隨著通信技術和各種傳媒的飛速發展和普及，媒體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媒體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為了吸引眼球，一些媒體的都聚焦在沖突、負面事件，無意中導致了一種與事實不符、言過其實的信任氛圍。我們應該認識到，雖然一些報道有助于我們洞察社會問題的存在，但并不能讓我們科學的評估社會信任的狀況，還有可能對我們自身的社會信任產生負面影響。然而大眾傳媒本身也應該意識到自己對百姓價值觀的影響。不僅關注惡性事件的沖突點，還應該加強對后續處理的揭露和報道。不僅敦促事件本身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解辦法，也讓觀者知曉惡性事件最終是會得到法律的制裁的。最后信任度的測量方法和手段上還有待改進，“信任危機”和“社會信任”本質上都是一種相對的說法，因此并沒有一個絕對的度量信任的標尺。結合社會發展和文化差異而設計出一套更加準確的信任測量工具是當務之急。（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黃健。高等教育與社會信任_基于中英調查數據的研究[J]. 中國社會科學，2012，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