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路徑研究

[摘 要]基于1978—2013年的時序數據，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路徑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面臨需求、供給兩個層面的困境。其中，需求層面表現為外需依賴過大而內需嚴重不足；供給層面表現為技術水平落后、對外開放程度不夠、第三產業發展滯后。

[關鍵詞]新常態；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升級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4.042

1 引言及文獻回顧

當前中國經濟開始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表現出愈加明顯的新常態特征。2001—2011年，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保持在10.4%的雙位數，而2012年之后中國的GDP全年增速僅為7%左右。經濟增長告別過去兩位數增長時代，進入次高增長階段已成不可逆轉之勢（黃群慧，2014）。新常態下中國增長動力急需轉換，尤其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應為當務之急。

按照政府與市場作用不同，產業結構升級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較為強調市場作用。江小涓（1995）提出在市場經濟中，產業結構調整需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以市場機制為主導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擁有信息優勢。曲玥和都陽（2014）認為伴隨工資等勞動成本上升，需通過各種手段尤其是市場手段，促進結構轉型和升級才能保持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另一類強調政府作用。Gereffi（2005）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問題，他認為一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在促進產業升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毛軍和劉建民（2014）對中國財稅政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非線性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財政收支在影響產業結構升級方面呈現出閾值轉換特征和非均衡特征。為此，本研究綜合多個角度，不僅對中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路徑進行較為深入的理論探討，而且利用中國宏觀層面相關經驗數據構建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因而研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較為全面和穩健。

2 事實統計與理論探討

2.1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產業結構演進路徑

根據中國特殊國情和經濟發展變化，本文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產業結構演進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的第一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的第二階段和2009年至今的第三階段。其中，第一階段主要為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由于新中國成立后30年中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政策，導致產業結構嚴重失調，至1978年第一、二、三產業的產值比例為1.2∶2∶1。而改革開放后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實施，尤其是家庭承包制度，農業得到了快速發展，第一產業產值占比曾在1982年一度高達33.4%，超過三成；第二產業產值占比明顯下降，至1990年達到最低，為41.3%；第三產業產值占比雖有上升，但幅度較小，發展速度緩慢。在第二階段，中國國民經濟總量不斷擴張，產業結構也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首先是第一產業產值占比快速下降，至2009年已經持續下降到了10.3%。其次是第二產業產值占比呈現上升趨勢，在2006年已達到48.0%，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重新得以鞏固。從工業內部看，1990年以后輕工業比重持續下降，至2000年已下降到40%以下，而重工業則上升到60%以上，呈現較為明顯的重化工業特征。這一時期第三產業則由于中國投資扶持由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得到了比較快速的發展。在第三階段，中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產業結構調整步入新常態。截至2013年，第一產業產值占比進一步降至10.0%，第二產業產值占比略降至43.9%，而第三產業產值占比則升至46.1%，中國歷史上第三產業產值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

2.2 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困境

結合一些研究者的相關研究和中國產業結構演進的事實，筆者從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剖析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面臨的困境。

第一，需求層面。長期以來，中國重外需、重投資的發展模式迅速促進和支撐了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也給中國產業結構升級造成了一定阻礙。一是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國際經濟貿易格局重構加速，既面臨來自其他國家愈加激烈的正當競爭，也越來越多地受到進口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無端刁難。這表現為：伴隨中國出口額迅速增長，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反傾銷案例時有發生，貿易摩擦日益增多；同時，受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調整影響，中國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貿易條件趨于惡化。二是消費需求不足且需求結構不合理。這主要表現在廣大的農村消費市場未能有效開發，城市居民消費需求層次不高，房地產需求也逐步趨緩。三是投資需求仍以政府為主導。這常常造成產業選擇以高能耗、低技術、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為主，重復投資現象普遍，導致中國當前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

第二，供給層面。首先，中國的技術水平長期低于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導致對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作用有限，從而造成中國高端供給不足。這表現在：中國制造業發展一直以低端嵌入全球價值鏈，只承擔全球價值鏈中最低級的、勞動要素密集的低附加值生產、加工、組裝活動，處在“微笑曲線”的底端。其次，無論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際利用外資額量的上升看，還是從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質的提高看，中國利用外資水平仍然不高，對外開放程度仍然不夠，由此對供給造成限制。最后，中國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現代服務業總體規模依然偏小，尤其以信息、金融、專業服務等為代表的技術、知識、信息密集型高級生產者服務業形式還比較缺乏，難以形成高質量的現代服務供給，進而造成了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困難重重。

3 實證分析

3.1 變量、模型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產業結構層次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的度量指標，以ISU表示；選取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年消費支出（以1978年為基期）作為消費需求的度量，以CON表示；選取本文估算的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技術因素的度量，以TEC表示；選取實際利用外資額作為對外開放水平的度量，以OPE表示；選取不變價第三產業增加值（以1978年為基期）作為第三產業發展水平的度量，以TER表示；另外，以不變價國內生產總值（以1978年為基期）作為控制變量來控制未包括進模型因素的影響。

3.2 回歸結果與分析

具體結果見下表。第一，消費需求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顯著性水平為10%，并不高。這可能是因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整體社會需求有很大提高，但是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明顯所致，但符合預期，說明消費需求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向推動作用。第二，技術因素的斜率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中國過去這些年，技術因素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了阻礙作用。究其原因，可能與中國過去的技術投入主要偏向重工業有關，這種偏向造成第三產業技術投入不足。第三，lnope項的系數都為正，符合預期，這說明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的增加，能夠推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但需要注意的是，lnope項的系數并不高，這也間接表明，中國的對外開放需要進一步擴大，不僅要體現在量上，更要注重質的提高。第四，lnter項的斜率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第三產業發展對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有立竿見影之效。因此，在新常態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尤其是積極推動以生產者服務業為代表的知識、信息密集型現代服務業進步，顯得尤為重要。

4 政策建議

基于本文結論，筆者認為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出路在于：

第一，在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基礎上，擴大內需。既要注重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尤其是服務企業大膽“走出去”，又要注重國內廣大農村地區網絡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鼓勵企業開發國內市場，促進城鄉居民轉變消費觀念，提升國內需求結構層次。第二，依靠技術進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議加大研發投入，重視知識產權、專利保護，推動創新主體多元化，鼓勵全社會積極進行創新，實現產學研一體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良性循環。第三，加快第三產業發展，尤其是現代生產者服務業發展。與工業相比，服務業資源消耗較低，占用空間較少，環境污染也少，有利于長期可持續發展。建議積極宣傳第三產業的科學內涵與發展第三產業的重要意義，消除長期以來社會上不少人對第三產業的偏見和誤解，放寬第三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的市場準入，制定和完善相關行業標準及行為規范，積極鼓勵和引導第三產業發展。

參考文獻：

[1]黃群慧.“新常態”、工業化后期與工業增長新動力[J].中國工業經濟，2014（10）：5-19.

[2]江小涓.市場競爭應該成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途徑[J].財經問題研究，1995（8）：1-5.

[3]曲玥，都陽.中國制造業競爭優勢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研究[J].改革與戰略，2014（10）：90-94.

[4]毛軍，劉建民.財稅政策下的產業結構升級非線性效應研究[J].產業經濟研究，2014（6）：21-30.

[5]Gereffi G..The Global Economy：Organization，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J].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2005（2）：160-182.

[6]呂煒.體制性約束、經濟失衡與財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來的中國轉軌經濟[J].中國社會科學，2004（2）：4-17.

[作者簡介]凌永輝（1989—），男，南京財經大學國貿學院。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