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視角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回流決策微觀機制理論分析

徐乃田++吳鑫鑫

摘要：該文基于“以人為本”視角，在提出農民工鄉城轉移以及城鄉回流的兩階段差異假設的基礎上，通過修改農民工短期經濟理性行為假設，從建構最基本的農民工回流決策模型出發，一步步放寬就業風險、非經濟因素等相關假設條件，并結合我國勞動力回流現狀，逐步完善農民工回流效用最大化決策模型，為進一步探討回流決策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基礎。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兩階段假設；效用最大化；勞動力回流決策模型；理論分析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2-00000-02

一、前言

（一）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要素不斷解放，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該群體逐漸向城市空間聚集，形成了規模龐大的轉移“民工潮”。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不僅提高了該要素邊際生產力與要素收入，更形成了市場化大生產的初始要素準備，為城市的快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國內許多學者在借鑒托達羅模型的基礎上加以修正，試圖沿用勞動力鄉城轉移模型來解釋農民工群體城鄉回流行為，并假定無論是鄉城轉移還是城鄉回流均是持續性的長期理性行為，即在農村勞動力鄉城轉移之后，即使在城市里入不敷出，只要其認為選擇留城后未來一段時間內的預期凈收入大于其返鄉回流收入，他們便會選擇繼續留城。因此推出農村勞動力回流的原因是農民回流后長期預期凈收入水平高于其選擇繼續留城預期凈收入水平。

（二）行為假設

筆者通過對身邊返鄉農民工調查后發現，這些返鄉農民回到家鄉后，其凈收入水平不僅沒有增加，而且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這與前述理論解釋存有較大差距。因此筆者大膽假定，鄉城轉移與城鄉回流應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并分別對應不同的假設條件。在鄉城轉移之前，農民工群體往往會積極地將預期收入的時間設定為一段較長的時間，認為城市機會多，只要進入城市便不會找不到工作，即使初始階段入不敷出，后期預期收入一定會提高，對應的行為假設是長期理性行為。而進城之后，等待就業機會或者就業處于入不敷出時，他們會充分考慮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認為選擇在城市等待擇業或繼續就業得不償失時，他們便會選擇城鄉回流。因此，假定完成鄉城轉移后的農民工在城鄉回流階段決策問題上是由短期行為所決定的，且此時遷移者作為短期理性經濟人在決策時考慮增量分析而非長期性的存量分析。本文擬通過對身邊返鄉農民工真實返鄉意愿總結的基礎上，從“以人為本”的視角，通過構建勞動力回流效用最大化決策的微觀機制，以此探尋勞動力回流的本質，進一步解釋我國勞動力回流的真實原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議。

二、回流現狀分析

（一）勞動力回流現象普遍存在

經過近30年的流動變遷，我國勞動力流動呈現出多元化流向的新特征，農村勞動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轉移已成為一種長期的經濟現象。以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安徽省為例，通過對安徽省09-15年統計年鑒數據整理發現，隨著安徽省城鎮化的推進，在安徽省總人數變化不大的情況下，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的比重從2011年的17.44%降到2013年的16.31%，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數量占總流動人口比重由2009年的77.9%降到2013年的67.96%，相應的流向本市縣及其他鄉鎮的比重由2009年的14.75%上升到2013年的22.74%?！半p降一升”數據表明，近年來，安徽省農村勞動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轉移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經濟現象。從勞動力回流主體結構來看，年老勞動力高于年輕勞動力回流占比，但兩者的差距是不斷縮小的，從這個角度也進一步佐證了除自然原因的勞動力被動回流外，年富力強的勞動力選擇主動回流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中。

（二）勞動力返鄉意愿原因總結

筆者對身邊返鄉農民工的真實返鄉意愿進行調研后發現，這些回流人口的返鄉原因大致可歸為以下四類：一是自然返鄉型，即因本人或家人婚育和年齡自然衰老等自然原因而主動選擇返回農村；二是就業未竟型，即在城市沒找到工作或沒找到合適工作或收入較低等原因自愿失業返鄉；三是生活厭倦型，即厭倦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教育、醫療福利歧視等；四是個人發展型，即覺得返回家鄉有更好的發展前景。

三、模型建立

（一）現有模型不足

1.忽略了勞動力回流決策的短期行為假設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在作出遷移決定時，不僅考慮短期內的預期收入和成本，也會從長期甚至整個生命周期的角度來考慮，如果長期的收入能夠彌補短期的成本，他們也會做出遷移的決定[1]。模型只是分析了勞動力向城市方向遷移的瞬時決策，并沒有充分考慮這種遷移的可持續性。遷移之前勞動力更多地傾向長期行為，但遷移之后是否回流卻主要由短期行為所決定的。遷移者作為經濟人是理性的，等待就業機會或者就業處于入不敷出的時候，會充分考慮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認為選擇在城市等待擇業或繼續就業得不償失時，他就會在遷移后重新返回農村。這就解釋了現實中為什么流人城市的勞動力在城市找不著工作的話，一般都會返回農村，而不像托達羅說的那樣繼續在城市里等待就業機會。

2.忽略了以人為本效用最大化

因其自身吃苦耐勞特質以及眾多群體產生的激烈競爭，農民工勞動力曲線并不如傳統勞動力模型向后彎曲的明顯。不過，農民工群體仍遵循一般勞動供給曲線中向后彎曲特點，雖在一定的收入水平內其不考慮效用的最大化，比如為了獲得收入農民工可以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居住環境，忍受長期與家人的兩地生活等，但如果在一段時間內入不敷出，或者感受到外出務工壓力，該群體仍會選擇回流，并在收入最大化與效用最大化中波動，表現出在城鄉之間擺動遷移的特征。此外，勞動力外出或遷移的決策是由家庭集體決定的，由于家庭成員的異質性（其年齡、文化素質和技能存在差異），為追求福利最大化，家庭會按排一部分人外出打工掙錢，剩下的人留在家里從事農業勞動。我國當前的經濟狀況、土地制度和傳統的文化等決定了鄉城遷移的決策主體是農戶家庭[2]。

3.忽略城市生活成本

托達羅模型并沒有考慮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工作后的生活費用，并且一般來說，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要遠高于其在農村地區的生活成本。這種城市生活成本既包括實在的物化成本，也包括難以物化的心理成本，如進入城市后的生活與工作適應程度、城市居民對其在工作中與生活中的態度以及農民工對務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觀評價等。

（二）修正

1.增量分析

本文依據勞動力回流決策時短期行為假設，采用增量分析方法構造模型，以期對勞動力回流決策做更精確的刻畫。增量分析是邊際分析的變形，表示變量的大量變化，包括離散的、跳躍性的變化，也可以是非數量的變化[3]。

2.引用效用最大化模型

本文在預期收入模型的基礎上，引入效用最大化模型，在比較預期凈收入經濟因素的基礎上，進一步對非經濟因素進行比較，并將其納入到勞動力回流決策模型中。

（三）回流決策模型建立

在遵循最大化理論的基礎上，首先把農民工回流決策模型進行簡化，為從最基本的模型出發，將先進行若干假設，隨后逐步放寬假設的條件，使模型盡可能的向實際情況靠近。

假設一：短期經濟人行為假設

入城后的農民工在一段時間（）內等待就業機會或者就業處于入不敷出時，他們會充分考慮自己的生活成本，若認為選擇在城市等待擇業或繼續就業得不償失時，他們便會選擇城鄉回流。

假設二：農民工在城市務工和返鄉后的就業概率均為1

該假設說明農民工在城市不存在等待擇業或失業壓力，而且返鄉回流后，一定可以就業。

假設三：農民工回流主要受收入最大化的影響

在一定的預期收入范圍內不考慮效用的最大化，比如為了獲得收入農民工可以忍受惡劣的工作環境、生活環境，忍受獨自在外生活等。

基于上述三個假設，我們構建簡化的農民工回流模型如下：

式中e表示在時刻時間內預期總凈收入增量，在時刻時間內回流至農村后預期凈收入增量，在時刻時間內留城預期凈收入增量，表示城鄉遷移動作成本。

然后，放寬假設條件二，引入就業概率變量。

式中， 表示農民工在回流地時期就業的概率，農民工在城市時期就業的概率。農民工回流后即使未從事其他工作，至少還可以從事農業勞動，因此假定農民工回流后的就業概率=1；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概率可以擴展為農民工在城市就業承擔的相關風險，風險包括就業的可持續性和收入的保障性，故。

最后，放寬假設條件三，引入非經濟因素。農民是否回流取決于兩地的效用最大化情況，如下式所示：

式中， 表示農民工時期選擇回流地的預期總效用，表示農民工在回流地的預期收入效用，表示農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經濟因素等影響帶來的效用。表示農民工時期選擇留城的預期總效用，表示農民工留城的預期收入效用，表示農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經濟因素等影響帶來的效用?；谛в米畲蠡膭趧恿亓鳑Q策模型如下：

（四）小結

本節在提出農民工外出務工以及城鄉回流的兩階段假設的基礎上，通過修改農民工短期經濟理性行為假設，從最基本的農民工回流決策模型出發，一步步放寬就業風險、非經濟因素等相關假設條件，逐步完善農民工回流決策模型，為進一步探討回流決策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基礎。

四、基于短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分析

通過前述模型建立，本文在一般勞動者供給曲線的基礎上，依據不同假設，作出基于短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分析。

（一）基于長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

農民工勞動群體因其自身吃苦耐勞特質，其勞動供給曲線彈性更弱，表現在勞動供給曲線上，其與一般勞動供給曲線相比要更坡?；谄溟L期假設，勞動力對長期預期收益看好，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情況下，當工資率低于某一個閾值時，農民工勞動供給會更大，表現在勞動供給曲線上向前彎曲[4]。該曲線解釋了農民工群體在鄉城轉移時，普遍存在預期向好，對城市機會憧憬，即使在短期入不敷出，其仍會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來增加收入。

（二）基于短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

在完成向城轉移之后，勞動力回流決策階段，隨著勞動力報酬凈收入的減少，其勞動供給曲線會突破勞動供給時間原點，現實中會表現出農民工城市逃離，勞動力回流。此外，隨著人們“以人為本”意識的增強，農民工群體會將自身難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慮進模型中，因此會表現出凈工資率水平大于零的時候，仍會有很多農民工選擇城鄉回流。

（三）結論

基于短期假設的農民工勞動供給曲線分析，隨著農民工勞動力群體自我意識和家庭意識的增強，該群體不再只考慮向城轉移后凈收入水平的提高，會將難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慮進決策中，如進入城市后的生活與工作適應程度、城市居民對其在工作中與生活中的態度以及農民工對務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觀評價等都會影響其選擇是否回流的重要因素。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符合社會向前發展的規律性，國家和企業在促進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時，不應單單考慮該群體凈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應為其提供在城市中平等工作機會、福利報酬和勞動尊重，更有效的將該部分生產力納入到城鎮化發展中來。

參考文獻：

[1]王箐.流動人口就業代際差異及其影響因素研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4.

[2]王國輝.基于農戶凈收益最大化的宏觀鄉城遷移模型[J].中國人口科學，2006（2）：48-57.

[3]楊卿.淺析管理經濟學在企業管理決策中合理應用的理論研究[J].管理學家，2014（8）：142-142.

[4]戚迪明.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回流決策與行為、機理與實證[D].沈陽農業大學，2013.

基金項目：2015年國家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新型城鎮化建設視角下安徽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回流與就近就業問題研究”（201510378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