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儒商志》創新之我見

梁濱久

《揚州儒商志》由楊杏芝先生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稉P州儒商志》（以下簡稱《儒商志》）面世，系揚州市、江蘇省、我國乃至世界儒商界的一件大事，值得熱烈慶賀。今年3月末，杏芝先生贈我一本《儒商志》，拜讀之，深感揚州儒商研究會積極開展儒商學術研究，宣傳儒商文化和儒商精神，組織儒商活動、打造儒商品牌，為儒商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揚州儒商是道德高尚、誠信經營、熱心公益、文化素養較高的成功人士?！度迳讨尽返某霭鎸O大地鼓舞研究會的同志和揚州儒商發揚傳統，擔當道義，引領潮流，砥礪前行，取得更加卓著的成績。

從編纂方面來說，《儒商志》從觀點、內容、體例到文風都有不少創新之處，其創新性特征，安徽大學林衍經教授和國際儒商會楊柳清理事均做出深刻論述和高度評價，杏芝主編也自述志書編寫開拓創新的幾點做法，筆者完全贊成，這里就不復述他們的觀點看法，僅在他們三位論說的基礎上談談心得體會。

一、關于志種創新

筆者提倡過“志學”說，“萬物皆可志”的“志學”說，可為創新志種提供思考和實踐空間。儒商，不管是世界儒商，還是一國儒商，或是地域儒商，都有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以寫史；也都呈現系統狀況，亦可寫志，所不同的不過是縱寫發展過程還是橫寫系統狀況的問題。

以前，還沒有對儒商這個主要是民營企業家社會階層中的精英群體寫過志書，所以《儒商志》立足揚州儒商的編寫，是志種的創新，具有開拓性價值，不僅對地域儒商乃至至全國、世界儒商撰寫志書有示范作用，而且對編寫某一群體志書，比方說編寫某模范群體志、十佳公仆志、感動社會好人志等等，也會有啟迪和借鑒意義。

二、關于編修體制

《儒商志》在研討編纂出版等相關問題時曾就由誰編纂進行過討論，并分析官修與私修在編纂主體、體制機制、出書經費、審稿定稿等方面的不同，最后確定私人合作修志。筆者認為，與官修相比，私修最主要的是體現編修者的個人意志。官修體現官方意志，個人意志必須服從官方意志，即按照官方的要求進行編寫，因而是沒有著作權的，著作權歸于編纂組織者。而私修，可以有個人的觀點和風格，因之有著作權。

從《儒商志》來看，確實有編者自己對書名、觀點、內容、體例和文筆風格的理解和把握。如《儒商志》在觀念把握、資料選擇、內容記述上體現主編《自序》對當代儒商概念內涵的闡釋：“今日當代儒商，‘儒與‘商的內涵與歷史上的內涵不同。今日之‘儒是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現代科技知識的融合。今日之‘商不僅是指做生意搞經營的商人，還包含生產商和服務商，也包含網絡上的電商，是指一切從商和為商服務的人們?，F代儒與現代商融合成當代儒商?！边@個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經過現代性轉化、創造性發展并經科學闡釋的儒學思想才能很好地確定結構，選取資料，規范內容。

再如志書的名稱，在研究該志編纂時有叫《揚州儒商志》，或《揚州當代儒商志》，或《揚州儒商研究會志》的種種考慮。最后取名《揚州儒商志》。這就體現主編的意志。如果是研究會編纂，肯定取名《揚州儒商研究會志》，這也可以，因為開展儒商學術研究和文化宣傳，開展“誠信揚州”活動，組織儒商聯誼，評選與表彰當代儒商，創建儒商型企業等均以研究會為主導。而取現名則儒商活動的色彩比較濃郁，也是比較恰當的，既考慮到學術團體的學術工作與活動性質，又突出了揚州儒商的基礎作用。如果沒有儒商會的研究、宣傳和組織工作，儒商就形不成一個群體；如果沒有儒商的參與活動，對儒商的研究就缺乏根基，宣傳也會對象不明。由此看來，《凡例》中所說“本志主體記述揚州市儒商研究會及其活動，但立足于‘揚州儒商記述，故冠名為《揚州儒商志》”是對記述內容和范圍的很好把握，體現了辯證法。

三、關于體例內容

由于私人合作修志，因此有對體例制訂和內容安排等的編者意志和主導權。全書由五個部分和附錄組成，以“部分”作為第一層次代替“篇”，在地方志書中未曾有過。如果設篇，就要考慮各篇之間的篇幅平衡，不能畸輕畸重。而《儒商志》的記述重點在第二部分《揚州當代儒商》，8章31節，占120頁，是全書的三分之一強。而第一部分《揚州儒商溯源》僅11頁。若分篇顯然是有違各篇要大體平衡的內容記述原則的，分成“部分”系精明之舉。

五個部分中，只有第二部分分章節目，其他部分不分章節目，也是有獨特安排的道理的。揚州古代和近現代儒商屬簡要追述，內容較少，無須分出層次。第六屆國際儒商大會是以時為序縱向記述，為保持連貫性記述，也無須橫向分層次。文征資料和圖書、書法作品部分系原始文獻輯錄和作品介紹，相互之間沒有統屬關系，亦無分章設節立目的必要。這樣安排利于突出揚州儒商研究會和揚州儒商的重點內容。

文征資料類似于地方志書中的“附錄”。而地方志書的“附錄”是正文后的附屬?！度迳讨尽穼⑽恼髻Y料作為正文的重要組成部分，且篇幅較大，提升了其地位和存史價值，用重要文獻闡釋儒商概念、儒商精神，及儒商在當代經濟生活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及未來的發展前景，并總結歷年儒商工作和儒商事業發展的經驗教訓，可加深對主體內容的理解。

《儒商志》沒有專設人物部分，但古代、近現代、當代儒商的代表和典型以及熱心儒商事業人士的記述融入各個部分之中，一一介紹，并且人數頗多，總共達到118人，其中有古代和近現代的揚州儒商，兩次評選出的揚州當代儒商，推薦入圍參選當代儒商企業家，受第六屆國際儒商大會表彰的“儒商精英”，熱心儒商事業的會員企業家和儒商會之友，列名者就更多了。這使《儒商志》以榜樣力量與典型事例生動形象地詮釋和宣傳了儒商精神，充溢著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在近十幾年來，有些商人為逐利而無所不用其極，帶來社會問題，《儒商志》如此重視儒商的記述，是對群眾呼喚有道德有文化儒商群體出現的積極回應。

總之，《儒商志》頗多創新、是值得儒商界學習研究和方志界參考借鑒的優秀之作。

注釋：

（1）此文系作者2016年5月15日在南京召開的《揚州儒商志》首發座談會暨江蘇省儒商研究會籌備工作會議上的書面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