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階段貧富分化問題探析

【摘要】貧富差距問題是社會歷史發展在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了貧富差距還將長期存在，而且在社會轉型期還有愈演愈烈之勢。我們應當深刻分析貧富差距問題產生的原因，借鑒有益因素遏制分化的進一步擴大，保障社會長治久安。貧富分化不僅僅是社會問題，還會在特殊情況下演變為政治問題，黨和政府必須通過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皟蓚€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

【關鍵詞】貧富分化；改革；合法性；黨的建設

中國原始公社的解體產生了私有制，貧富之分也隨之出現。貧與富相伴走過幾千年的歷史，唐以前的封建朝廷大都秉承為民制產的精神，輕徭薄賦、節制資本。唐自兩稅制推行，政府便一任民間農田之自由轉移，失卻為民制產的精神。結果自然引起土地兼并，貧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獎勵了地主的剝削。貧富的出現雖打破了先民對于天下大同理想社會的希冀，但也衍生出先哲對于貧富觀樸素的認識。例如《論語》中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則是古人對窮人和富人的更高層次的要求。但在實際生活中，國人則普遍存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態度。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綜合國力和相關政策的原因，民眾處于普遍貧窮的狀態，物質層面的貧窮被精神層面的充實而掩蓋。然而從改革開放到二十一世紀初短短三十八年的時間中國便迅速轉變為貧富差距突破危險限度的國家，個中原因和由其帶來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影響不得不引發我們的深思。

一.貧富問題在我國的現狀

國際上常用收入基尼系數定量測定社會居民收入分配的差異程度。認為基尼系數低于0.2表示收入過于公平；而0.4是社會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線，故基尼系數應保持在0.2～0.4之間，低于0.2社會動力不足；高于0.4，社會不安定。國家統計局于2015年1月20日發布，2014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為0.469，低于2013年的0.473。相較于收入基尼系數的是財富基尼系數，由居民所擁有的財富來測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該報告稱，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貧富差距在我國不僅表現為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在城鎮內部、鄉村內部的情況也同樣不容樂觀。區域之間自然是東中西三個部分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過大差距，有人戲言從中國上海沿江上溯至中國西部就像是經歷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城鄉之間的分化表現的就更為直觀激烈了，在長期的城鄉二元制發展模式和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下，廣大農民為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但是在城市發展起來之后并未很好的反哺農村。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按常住地分，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844元，比上年增長9.0%；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9元，比上年增長11.2%。由此可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雖在增速上超過城鎮，但在基數上仍遠落后于城鎮居民，加上各種城市居民享有而農村居民可望不可及的福利和保障，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接近6：1。在最發達的北京上海也存在大量的貧困階層，而在西部落后地區也存在大量的超級富豪亦是目前中國貧富分化的重要表現形式。

眾所周知，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對于一個社會來說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還是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但是貧富差距一旦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勢必會產生一系列消極的影響。其中，由嚴重的貧富差距所引起的消極社會心態，就是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城鄉居民普遍感受到了貧富差距的存在，對這個問題形成了泛社會化的認識，同時對社會成員做出“富人” 與“窮人”的劃分，階層的構筑消解的是社會整合的趨勢。與此同時相當多數的社會成員對造成貧富分化的原因持否定性態度。

人們為什么會認為貧富差距的現狀是缺乏合理性的呢？這種觀念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下海潮、經商潮中為何沒有出現？在那個時期，大鍋飯的格局剛剛打破，人人都可以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扔掉貧窮的帽子，社會上對“萬元戶”的評價是積極正面的，人們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渴望撈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桶金?，F如今仇富心態的出現很大程度是因為社會階層呈現固化趨勢，缺乏流動機會，社會身份出現代際傳遞，“窮二代”“富二代”等名詞的出現及廣泛使用即是例證。因出身不同帶來的差距更為明顯：1.“窮二代”基本沒有了他們父輩在改革初期“搏一搏，單車變摩托”的沖勁，他們大量的進入城市的私營工廠打工，住在簡陋的城中村，網吧和工廠附近的簡易迪廳是他們工作之余排遣寂寞的地方，被人稱為或自嘲為“屌絲”，隨之產生的還有屌絲心態、屌絲文化，通過網絡抱團取暖。當處于社會中下層和在改革進程中掉隊的人被民粹主義裹挾后，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隨著產生，“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坝巧鐣讓?，愈有道德良知”真理和道德被認為掌握在社會底層手里，而與之對立的精英則被認為是腐化墮落的群體，一切與富人、官員等相關的問題都會引爆成社會熱點，仇官、仇富的負面社會心態愈發不可收拾。相較于十九世紀的美國和西歐，美國之所以沒有出現西歐那樣嚴重的社會不穩定現象，正是因為在那片新興的熱土上，奇跡在隨處生發，社會流動性大，上升管道沒有像西歐那樣被堵塞。2.反觀“富二代”，因這個群體自出生起便享受起父輩創造的物質財富，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部分人沒有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他們中不學無術但又渴望被人“尊敬”和“重視”的人便通過炫富來找尋存在感，西晉時期的王愷和石崇就是通過競富來顯示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能力。古人云：奢侈之費，甚于天災?！案欢钡撵鸥恍袨榧由盍巳藗儗τ谪毟环只闹庇^感受。

二、貧富分化產生的原因

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在社會中扮演著酵母的角色，它使社會不致陷入死水般的平靜，使人們保有向上的精神；但是差距持續拉大到分化的程度便會陷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社會發展同樣會停滯或倒退。我國當前基尼系數過高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產生的，當然有政府職能的失位、既得利益團體資本的擴張等因素，另一個重要因素即改革開放特定的發展階段。試想如果在經歷了文革十年浩劫、民生凋敝、普遍貧窮的中國繼續實行計劃經濟和僵化的體制，現如今的中國會是一副什么模樣？會不會像近鄰朝鮮那般，亦或是像古代社會那樣：因貧窮饑餓產生流民進而形成分裂社會的洪流。由此可見彼時的中國只有通過改革開放才能走出困境。

用歷史思維看，我們黨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就決定了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盡可能做大蛋糕，市場經濟就是要鼓勵創新、重視科技，因此這階段必然出現貧富差距。用辯證思維看，我們既要看到富人為何富，也要看到窮人為何窮。有人說“人窮志不窮”，但追求良好的物質生活也是人之為人和人發展的需要，如果一個人不思進取，不為過上小康生活而努力，他也是不值得尊重的。用戰略思維看，任何決策都會伴隨一定的代價，以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換取中華民族的整體發展也是歷史的規律。

（一）改革特有的階段性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指出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他同時也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而是支持和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開放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通過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和“鐵飯碗”，通過分配方式的差異化來搞活經濟，做大蛋糕的份額，在此基礎上改變效率和公平的優先級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弄潮兒就在緊跟改革步伐的過程中先富起來了，其后，在改革的每一階段都會產生相應的富裕群體。例如：在價格雙軌制時期的“倒爺”、金融領域改革初期靠原始股暴富的股民和券商、國企改制時期獲得煤炭經營許可證的山西煤老板群體和鼓勵開發房地產時期的房地產商等。

越與市場化進程保持一致就越有可能先富起來，而墨守成規、思想不解放、亦或是懶的那部分人便輸在了起跑線上。在改革初期當大家跑的還不是很遠的時候，如果能夠奮起直追是能夠趕上甚至超越的。所以那個時候的貧富差距非但沒有演變成整個社會仇富的負面心態，反而成為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騰飛的藥引，“不待揚鞭自奮蹄”是彼時人們心態的真實寫照。改革開放到2016年已歷時38年，改革第一代人如今大多已是花甲之年，貧富代際傳遞的危害開始顯現，“富二代”、“官二代”憑借占有的社會經濟政治資源，在與“貧二代”的競爭中保有巨大優勢。此時的比賽已從田徑場轉移到賽車場，改革初期大家都是一窮二白，只是有人跑的快有人跑的慢，有人步行；經濟的發展讓汽車走入尋常百姓家，賽車場上有超跑、有中高級車、也有低檔車，車的性能會在賽車場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并非盡善盡美，一些人就通過鉆空子的方式尋求灰色收入、甚至于是黑色收入?！盎疑杖搿笔墙橛凇昂戏ㄊ杖搿迸c“非法收入”之間的一種隱性經濟收入，基本上是通過“制度外”實現的。它既不同于貪污盜竊、走私販毒等非法收入，又不同于合法的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收入。其最大的特點是非公開性，即以種種手法和“技術外理”逃避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例如在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尋租行為、土地收益的流失和壟斷行業收入。而黑色收入則純粹是非法收入，必須嚴厲打擊。另外，國家層面沒有做好再分配的工作，比如：遺產稅遲遲未能浮出水面而個稅在一定程度上淪為“工薪所得稅”，已有的其他稅種也未得到嚴格執行，偷稅漏稅現象嚴重，這一方面增加了偷稅漏稅者的財富，同時也削弱了政府再分配能力。一些壟斷企業在初次分配中因擁有壟斷經營帶來的高額利潤，而超過其他行業也是不爭的事實，如油電行業。

（三）個人因素

個人的出身、稟賦和潛力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貧富差距，一般而言出生在城市高干家、高級知識分子或大商人家庭的孩子在起點上就擁有了同齡人無法比擬的優勢，相應的個人潛力和能力也會在后天的學習過程中呈現巨大差異。各種技能加成會在日后的財富分配中顯現出來，例如：國家最高科學技術家獲得者獎金500萬、某些明星的一次出場費會達到幾十萬、2014年作家韓寒靠版稅收入1600萬等，這些收入是靠按勞分配的工薪階層無法做到的。

三、對縮小貧富分化的一點思考

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要求繼續做大經濟的蛋糕，不能因為貧富差距的存在就放慢步伐，因噎廢食。民眾對貧富分化的不滿主要是針對那些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巨額財富的人群，另一方面是中下收入群體因社會未筑牢的安全網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再一方面，有著社會穩定壓倉石之稱的中產階級在中國數量還未占優勢且多淪為房奴，因此這個群體對現狀也存在著不滿和焦慮的情緒。如何避免社會由分化演變為“一袋馬鈴薯”似的沙化？如何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我們必須通過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來解決貧富分化問題。具體而言無外乎繼續發展生產力、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保證就業、擴大社會保障和完善稅收制度。張居正上疏明神宗實行考成法的《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提到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

中國的問題關鍵在黨，解決貧富分化問題應當抓住牛鼻子——完善黨的建設。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應當切實發揮先鋒模范作用，通過科學的政策引領、全體黨員的不懈奮斗來持續做大蛋糕；同時還應緊抓作風建設不放，以優良的黨風帶動政風社風民風。讓廣大群眾看到黨在努力、讓人民理性看待改革期間難免出現的分化問題、讓群眾愿意給予我們做出改變所需要的時間。習近平總書記黨建思想，緊緊圍繞全面從嚴治黨這個主線，統籌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統籌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科學回答了“怎樣管好黨、治好黨”這一時代課題，形成了思想深邃、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各級黨員干部都應深刻領會“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特征”的重要思想。牢記理想信念和使命擔當，相信貧富分化問題自然能夠伴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程度的推進而逐步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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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闖（1990-），男，漢族，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2014級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共運史、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