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東
收入不平等會隨著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先擴大后縮小,通過稅收去調節收入不平等本應有所作為,但這也是一項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
在經濟領域,社會公平的實現包括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由于新中國建立之后三十年強調的是絕對公平,改革開放之后更強調發展,盡管建立起來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制度,但由于市場秩序的不完善,導致對社會公平的相對忽略。
收入再分配本是調節貧富差距最重要的制度,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場秩序,在強勢型政府的推動下,為了短期經濟的發展,往往容易淡化再分配制度,而選擇集中更多的資源尋求發展。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GDP吸引高污染企業投資,企業不僅沒有因為污染環境補償周圍居民,反而享受了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這種再分配制度顯然是加劇收入的不平等,惡化公平;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動用養老金等投資于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出現養老金賬戶虧空。
英國、美國和日本等經濟體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同樣出現了環境污染和低公平福利。由于土地、資本等在初次分配的過程中有天然的優勢,在工業革命的初期,資本回報率遠高于經濟增長率,貧富差距快速擴大。但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深入,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逐步完善,發達經濟體也逐步從發展優先轉向發展與公平同等重要。收入不平等現象也呈現庫茲涅茨所描述的“鐘形曲線”特征——在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會出現先擴大后縮小的過程,即在工業革命進行的早期階段,貧富差距是逐步擴大,但隨著工業化的逐步深入,貧富差距將逐步縮小。
相對完善的再分配制度是調節社會貧富差距最有效的途徑。發達經濟體在上世紀40、50年代出現了收入不平等現象的短暫回落之后,70、80年代之后又出現不斷攀升。歸其原因,就如平迪克所說,主要是資本回報率高于經濟增長率。但這主要反映的是初次分配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并不意味著就會出現貧富分化。
通過比較20世紀70年代發達經濟體的初次分配基尼系數和再次分配基尼系數的變化可以看出,再次分配基尼系數相對初次分配基尼系數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初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436,再次分配基尼系數卻為0.337,2010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486,再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378;德國上個世紀80年代中初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439,再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251,2010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504,再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295;OECD國家初次分配基尼系數均值在上個世紀80年代為0.414,再次分配基尼系數為0.296,2010年初次分配基尼系數均值為0.457,再次分配基尼系數均值為0.314。從中可以看出,發達經濟體調節貧富差距主要是依靠再次分配來實現,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數與發展中國家也差不多,但再次分配的結果卻差距顯著。
通過稅收制度調節收入不平等引起的貧富不均是相對容易的事,就像現在發達經濟體一樣,開征累進制的資本利得稅、遺產稅、不動產稅,從當前主要征稅在生產環節過渡到消費環節。國家以此補貼收入水平相對較低者,自然貧富差距就會縮小。但這種在分配稅收制度的實施,首先必須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免除所有人對養老、醫療、孩子教育等后顧之憂。假若沒有足夠的社會保障,遺產稅、房產稅貿然開征,預計民眾的反對將非常強烈。這其實就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通過稅收去調節收入不平等本應有所作為,但這也是一項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
財富創造出來最終都是社會的,但出于對生活和未來的后顧之憂,老百姓努力去創造財富,還是會想著家庭和自身,假若國家信用能擔保其老了國家能贍養、家里的小孩能受到好的教育、生病了能得到好的治療、鰥寡孤獨者都能得到贍養,國家通過再分配政策來完善這些,自然會得到老百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