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不起的福利包袱：美國削減赤字先砍誰

馮建維

現階段讓美國重回孤立主義以大幅度削減國防預算，基本不可能。而減少基本福利又不被大部分選民接受。因此目前最可行的，是減少離奇的福利和醫療福利。

本屆美國大選中的“共和黨黑馬”特朗普，其最吸引眼球的競選承諾，是為了省錢而不做世界警察甚至退出北約；進而在不減少福利的情況下，在其8年任期內還清19萬億美元國債。這反映了選民對美國充當世界警察的愈發不滿，和對巨額債務的憂心。

6年前美國國債首次超過當年GDP，民主黨怪責共和黨政府發動的兩場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花了4～6萬億美元，共和黨則認為民主黨政府過分增加福利，尤其是推行奧巴馬醫改，壘高了國債（8年來幾乎翻了一番）。既然造成美國天量赤字的原因，是戰爭和福利，那削減國防預算和不合理的福利支出，就成為大多數民眾的共識。但知易行難，因為這既關乎美國的價值觀，還受民主政治的制約。

紐約州新成立一個反對削減老人福利的社團，該社團6月末給我的78歲房東打電話，請每位老人為該社團捐款12美元，作為游說經費。隨后十幾天，房東先后與其親朋好友，尤其與幾位退休教授和銀行高管，一起探討怎么減福利、先減誰的福利。

老人們在絮叨了一番少打仗，重回孤立主義，少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收容太多難民等老生常談后，有兩個沒給美國納稅，卻又享受過分甚至是離奇福利的熟人，成為他們近期抨擊的重點。因為這兩位生活完全可以自理的老男人，把紐約州照顧老年人的護理福利，異化成與年輕女性保持不正常關系的籌碼。

據了解，美國各個州的福利不同。我所在的紐約州規定：持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只要有一兩項生活起居功能喪失，如洗澡、更衣、進食、行動、如廁等，便可申請長期護理，并酌情確定其每天的護理時間。政府將護理工作委托給符合資質的護理管理公司（HMO），公司負責管理考取了相關專業資質的家庭護理員，其工資每小時14.09美元。

按照我們通常理解，護理員的工作很辛苦，再加上還需要忍受老年人“任性的老小孩”等性格缺陷，使很多護理員哀嘆“做3年護理就會瘋”。因此，護理員本不應成為被詬病的首選。但實際上，護理制度已成為普通民眾的眾矢之的。

由于州政府評估、審核時把關不嚴，很多老人治愈特定功能障礙后，仍繼續享受家庭護理。假如某個無產者的生活確需使用護理，如買菜、做飯、洗衣等，那還在納稅人情感的可接受范圍；如果這個無產者不但不需要這些照顧，反倒是老年男性無產者給較年輕女性護理員買菜、做飯、洗衣，這些被護理人每天簽單后，女護理員每月所得的數千美元，其實是容忍老男人“吃豆腐”甚至同居的補償。對此，紐約州納稅人能不憤怒嗎？

美國的護理制度還有一條，即“被護理人死后，其護理費應從該人遺產中優先扣除”。這里的護理費，指的是護理員每小時所得，再加上公司的管理費。經年累月累積下來，這筆護理費最高會達幾十萬美元。這使那些想把財產留給老伴、子女或是想捐給慈善機構的負責任有產者盡量不找護理，至少是不過度使用這項福利，反倒是無產者肆意申請盡可能多的護理—反正死后沒有財產還給政府。

美國福利泛濫造成政府債務節節攀高，根源既有部分地方政府因財政富足，導致政客在拉選票時任意增加政府責任，也有部分族群對公共利益的紕漏漠不關心，導致公眾對福利漏洞僅停留在抱怨層面。當然，還應包括前述的評估審核時的失之于寬，及享受福利人數眾多導致的難以監管。

根據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調查研究，美國10%的富人大約占有80%的社會總財富。這種國情，決定了大部分選民樂于看到給富人增稅，以進一步增加自身福利。但用進一步增稅來削減赤字，其實很難。因為過分增稅會降低經濟效率，迫使富人為避稅逃離美國，進而減少就業崗位，最終又使底層失業導致收入減少，形成惡性循環。加上美國社會的仇富氛圍局限在民主黨左翼，在這次“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崛起之前，一直未能有效影響美國主流政治，所以用大規模增稅削減赤字，在民主政治的博弈中只能發揮很小的作用。

這使我們看到：從有錢人身上“割肉”來削減赤字的空間有限，而減少不必要福利，就成為削減赤字的主要途徑。但此路仍是困難重重。

已在紐約居住40多年的華裔報人何廣庭說：由于人性中的逐利，加上政府難以事無巨細地監管，紐約州的福利漏洞泛濫成災。而華人傳統中的熟人文化，使很多華人即便對這些侵犯了自身利益的漏洞深惡痛絕，一般也不會像洋人那樣，去向政府舉報如此亂象。這進一步加劇了很多人無度揮霍納稅人錢財，甚至發展到不揮霍白不揮霍的相互攀比。這是造成紐約華人社區奇聞不斷的主要原因。

華裔熟人文化中的相互護短，主要反映在第一代移民身上，其第二代大多已被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移民國家深度同化。如很多移民的第二代也會像洋人那樣，不怕報復地指責馬路上的交通違法行為，舉報鄰居沒剪草坪。兩代人身上的差異，一個例子就是“9·11”時第二代自認為理所應當地隨大流去獻血，回家后卻遭到第一代的父母或妻子的譴責。所以，美國華人的熟人文化，應屬歷史長河中的過渡文化，他們終將融入美國。

由于我房東的翻譯水平能讓童小苓在紐約演出時的英文京劇詞都來找他翻譯，加上他在1970年代曾任美國亞洲學會高管等經歷，諸多因素令其家里經常人來人往。這批華人在議論如何平衡預算時，均因擔心惹怒熟人而不讓說出姓名。不過他們認為：若要在減少國債時，不減少守法納稅人的福利，政府應制定法律，用獎勵舉報者來懲罰濫用福利的違法者。只有在華人社區建立“殺熟”文化—當然是懲治違法的殺熟—才能解決華人社區越來越嚴重的福利亂象。這已成為很多紐約知識階層華人的共識。

西安交大旅美訪問學者陸淑敏認為：不管總統選戰結果如何，美國不太可能真的重回孤立主義，放棄二戰后形成的美國對世界的主導責任。其根據是：美國人在精神上，希望在全球推動民主法治人權這些價值觀；物質上，各國均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中獲得了實際好處，包括美國民眾自己。比如，世界各國都愿意用本國質優價廉的商品交換美元。

對此筆者深有同感。如我在美國買的襯衫產自巴基斯坦，褲子產自埃及，超市里厄瓜多爾產的優質香蕉，比中國還便宜。這是中國游客來美國狂購的動力。

所以，現階段讓美國重回孤立主義以大幅度削減國防預算，基本不可能。而減少基本福利又不被大部分選民接受。因此目前最可行的，是用獎勵殺熟來減少離奇福利，還有用改變價值觀及改變制度來減少醫療福利，包括盡可能堵住各種漏洞。

我在美國的幾年生活中看到：美國醫療支出約占每年財政收入的30%，這筆支出的漏洞包括改變的空間也很大。如“先救治、后交款”的人道原則，使很多沒有美國身份的人，患了大病在美國治愈后就回國，美國地方政府的追債只是醫院不斷向該人的房東郵遞賬單，但房東根本找不到該人，最后政府為這筆壞賬埋單。

還有不經常住在美國的身份持有人，每年來美國的目的就是體檢治病直至過度醫療。匪夷所思的是，同屬發達國家的鄰國加拿大的國民，專門來美國生孩子后不付費就帶著孩子回加拿大。這說明該孕婦并不是為了孩子獲得美國的落地國籍，而是專程為“免費”的高水平醫療來的。還有90多歲重病老人已屬生不如死，但基督教文化導致大多數州不允許安樂死，使我們身邊就有花了一二百萬美元醫療費、已近乎植物人的重癥患者，在那里繼續活遭罪，以至于呼吁者吶喊：在安樂死權利上，人不如狗—美國的寵物狗允許安樂死。

為此，美國多個部門都曾發出警告：若不改革福利制度，預料到2030年至2040年，政府稅收可能不足以支付福利開支。那樣會使目前已是史上最高負債的美國，陷入危機重重的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