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開創會昌中興的滅佛皇帝

勞富平

唐武宗李炎（公元814年7月1日-公元846年4月22日），本名李瀍，后改名炎。唐穆宗李恒第五子，唐敬宗李湛、唐文宗李昂異母弟。初封潁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公元840年正月，文宗病重，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皇太子，立李瀍為皇太弟。同月文宗去世，李瀍即位。次年改元會昌。武宗在位時，任用李德裕為相，對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對內打擊藩鎮和佛教，對外擊敗回鶻，加強了中央集權，唐朝一度出現中興局面，史稱“會昌中興”。

登基風波

公元814年（元和九年），宣懿皇后韋氏生李瀍于東宮。公元821年（長慶元年）穆宗封為潁王。開成年間（公元836年-公元840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文宗即位以后，一度想立長兄敬宗皇帝之子晉王普為嗣，可是晉王普于公元828年（太和二年）六月5歲時夭折，文宗追賜他為皇太子。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他立了自己的兒子魯王永為太子，第二年八月舉行了冊禮。文宗的楊妃不滿意太子永，一直謀求廢掉他，因為朝廷上阻力重重沒有成功，但太子永在公元838年（開成三年）十月暴死，使此事劃上了句號。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傷感，認為自己枉為天子卻不能保全兒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賜兒子為“莊恪太子”外，還把火氣發到太子身邊的宮人身上，從此文宗也抑郁成疾。公元839年（開成四年）十月，文宗沒有同意楊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議，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陳王成美為太子，還沒有來得及行冊禮，文宗就患病了，太子之爭也由此開始。

公元840年（開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樞密使劉弘逸與宰相李玨等奉太子監國。但是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為貪擁立之功，以太子年幼多病難當重任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玨據理力爭，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軍的仇士良、魚弘志，他們假傳圣旨，將文宗的五弟潁王瀍立為皇太弟，從十六宅迎入宮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陳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駕崩之后，潁王柩前即位，是為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將已過世的生母韋氏追冊為皇太后。次年改年號為“會昌”。會昌二年四月丁亥（二十三日，公元842年6月5日），群臣上尊號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五年正月初一，群臣上徽號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會昌六年三月壬寅（初一日，公元846年3月31日），下詔改名為炎。

嚴刑峻法

唐武宗繼位后，在政治上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現是，以嚴刑峻法為中心，對貪污、腐化等丑惡現象進行嚴懲，并且在會昌四年對冗官進行了裁減。公元844年（會昌四年），唐武宗聽從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著“治理亂世，使用重刑”，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尤其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治，更是從重從嚴，絕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貪污納賄乃官僚隊伍腐敗現象中最為人們痛恨的行為。公元840年（開成五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開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惡不赦、背叛國家、故意殺人、官員貪贓枉法，這些人不予釋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輕重，全部釋放?！崩畹略Ｈ胂嗪?，肅貪廉政建設就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展開了。

公元841年（會昌元年）正月，武宗下詔：“朝廷刑罰，理當一視同仁，官吏貪贓枉法，不應該有特殊待遇，內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臟物絲絹三十匹，全部處以極刑?！倍露赵俅蜗码?，對官吏貪污滿千錢的，即處以死刑。這樣以詔敕的形式，規定嚴懲貪污的標準，不難看出武宗君相對廉政建設的決心?？贾T史籍，會昌一朝對官吏貪污的懲治，始終沒有放松，而是一貫嚴懲不貸，保持肅貪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四月，武宗加尊號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將“官典犯贓”與十惡、叛逆、故意殺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公元845年（會昌五年）正月，武宗再次大赦，但對官吏犯贓依然不予寬宥，并說，“除去惡人，進賢納士，將命令執行起來，懲治貪贓枉法的官吏與罪犯，這好比天降神靈，廉政建設也有所成效”。顯然是對會昌年間嚴懲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譽。

又據史載，武宗君相面臨這樣一個問題，赴京趕考的的官人都有債務，上任時才還債，以至于他們貪贓，罔不如此。債務的積累，古時便亦是這樣，和現在的也都差不多。單靠嚴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決的。既然貪污的產生與俸祿的產生有密切的聯系，那么就必須從他們的實情出發解決其實際的困難，如為解決官吏的京債問題，會昌時增加了他們的薪俸，同時國家借款給他們以償債，“月選官允許借錢，可加給兩月俸料，待遇優厚”，給官吏養廉銀以促使其奉公守法，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贓枉法問題，但一定有其積極的作用，歷史上有許多王朝都曾采用過給養廉銀以杜絕貪污這個辦法，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會昌年間的吏治建設，雖然沒能最終扼制李唐王朝漸近衰落的趨勢，但會昌朝局在整個中后期，還算相對景氣的一個時期，其間所以能取得對回鶻戰爭的勝利，并平定了澤潞鎮，與此都不無關系。王士禛謂“武宗的時期，幾乎恢復開元、元和的盛世”，雖稍嫌溢美，但會昌朝政確有可取之處，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頓與建設方面，則斷然無疑。

會昌法難

從會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請，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毀了天下小寺山房、蘭若等，對僧尼的一些活動也進行種種限制。會昌二年，曾下令發遣“保外無名僧”，不許置“童子沙彌”，并令原是“雜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還俗；同時，還下令不許僧尼無限制地占有奴婢，規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從公元842年（會昌二年）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并沒收其財產。此后，武宗陸續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侶人數，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侶蓄養奴婢的數量，很多寺院被拆毀，大量的僧侶被強迫還俗。

公元843年（會昌三年），廢除了摩尼大慈恩寺寺，殺摩尼師，財產沒入官府。會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毀天下山房、蘭若、普通佛堂和村邑齋堂，凡所拆毀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還俗，送歸原籍等等。

公元844年（會昌四年）二月，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同時規定：代州五臺山及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臺寺、鳳翔府法門寺等有佛指骨之處，嚴禁供養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錢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這些地方受一錢施舍者，背杖二十。到公元845年（會昌五年），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余所，拆招提、蘭若4萬余所，僧尼26萬余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3000余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毀；斥逐回紇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棲身，統統自盡；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還俗。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寺院不納稅，對國家財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產活動，造成田荒民饑等后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

會昌禁佛是繼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對佛教的又一次沉重打擊。后來長蘆頤師寫詩哀嘆：“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边@沉重地打擊了日益盛行的寺院經濟，解放了勞動力，也符合人民的愿望。當毀佛的詔令一下，天下聞風而動，派出的“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及屋基耕而之”。開源還要節流，李德裕又大刀闊斧地裁撤冗官，公元844年（會昌四年），他下旨裁掉官吏2000多人，大大縮減了有關開支，會昌中興確確實實地實現了，呈現出一派興旺發達的景象。杜牧很贊賞李德裕毀佛的舉動。

為了儲備物資，加強邊防，公元845年（會昌五年）九月，唐武宗經李德裕建議而設置了“備邊庫”，要戶部每年從賦稅中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從鹽鐵稅中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第二年減少三分之一；凡是各道進奉的助軍財貨也一概儲入，并以度支郎中主管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