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釋學中的譯者主體性

徐文迪

摘 要： 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其作用不可忽視，然而長期以來，在傳統譯學的影響下，譯者一直處于“隱身”的地位。隨著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出現，當代翻譯理論將譯者從幕后推向了幕前。本文從闡釋學的觀點出發，探究其對譯者地位的影響，并進一步討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主體性的發揮。

關鍵詞： 譯者地位 闡釋學 主體性

1.引言

翻譯作為經濟、文化交流的產物，是一項重要的交際活動，譯者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長期以來，傳統譯學認為忠實透明沒有任何痕跡的譯文才應該是被鼓勵的，“忠實”才是翻譯的唯一標準，譯者應試圖在譯文中隱藏自己，充當隱形人[1]。因此譯者一直處于邊緣化地位，并且被附加了許多貶義的意象，如“傳聲筒”、“仆人”等。其中翻譯家楊絳說道：“譯者應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并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個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盵2]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傳統的翻譯研究視原文和原作者為絕對權威，譯者僅僅是原文的派生物，一個隱形的身份。然而，隨著翻譯研究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翻譯界出現了“文化轉向”，不同的翻譯流派，如：操控流派、女權主義學派、闡釋學派等開始關注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重要性，其中闡釋學更是從理論上論證了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所發揮的主體性，以及譯者勞動的再創造性，從而為譯者主體性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針對譯者地位變遷這一現狀，本文以闡釋學為視角，通過譯者翻譯過程中的不同身份探究其主體性的具體表現。

2.闡釋學

2.1闡釋學的理論發展

闡釋學（Hermeneutics）作為一種關注“意義”和解釋的哲學理論，其發展最早始于古希臘時期，該時期的闡釋學主要用于解釋宗教經典名著等文本的意義[3]。而后出現了中世紀的“古典闡釋學”，代表人物包括施萊爾馬和狄爾泰，這一階段闡釋學開始轉向古典文化的研究，并且將文本的解釋作為闡釋學的基本范疇。此后至20世紀，以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為代表的現代闡釋學，指出理解本身的歷史性和闡釋的非客觀性，將闡釋學的發展推向新的高潮。這一時期闡釋學已不再是局限于解釋意義的方法論，而是用于探究和揭示事物特征和規律的哲學理論。

2.2現代闡釋學的主體關注

現代闡釋學認為任何的理解行為都存在有限性，因此闡釋的意義便帶有主體因素。至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他們嘗試從主體的參與入手，把一切事物看做是人的主體參與，經過主體投入再加以認識[4]。其中海德格爾認為人作為闡釋者的存在是闡釋中的重點，所有語言都帶有主體本身的影子。伽達默爾指出理解本身具有歷史性，絕對客觀的理解和闡釋是不存在的，文學翻譯應當關注譯者對于原作品的理解和闡釋。因此，現代哲學闡釋學從根本上擺脫了客觀主義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很大程度上肯定了解釋者的主觀能動性。

3.譯者主體性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其主體性指的是譯者在譯作中所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及創造性，譯者主體性也反映了譯者自身的審美需求和再創造力等方面[5]。具體來說，就是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翻譯活動中表現的主觀能動性，包括“翻譯主體本身具有的文學鑒賞能力、人文品格和文化底蘊、審美創造力”[6]。

3.1譯者主體性在翻譯過程中的體現

翻譯過程作為翻譯活動中一個重要環節，其中的譯者主體性尤為顯著[7]。具體來說，譯者的主體性即包括對原文的理解和闡釋及對于原文的再創造。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扮演三種重要角色，即讀者、闡釋者及作者身份。

3.2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多重身份

3.2.1譯者的讀者身份

相對于原文和原作者，譯者是讀者，他首先會根據自己的審美進行選材，從選材的不同我們也可以發現譯者的主體性，比如翻譯家梁實秋一直鐘情于莎士比亞文本的翻譯，而郭沫若迷戀于雪萊。然后根據文本需要調整自己的“先結構”：因文化環境等因素影響形成的“預設”和閱讀時即時形成的“移情”，從而與作品達到“視域融合”，達成完整的文本意義構建。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學素養、情感態度、期待視野等因素的滲入，譯者會產生不同的讀者反應和理解方式，導致“一千個讀者，一千個哈姆雷特”，因此譯者作為讀者的同時充分發揮著主觀能動性。

3.2.2譯者的闡釋者身份

作為譯者，他不是被動的接受者，他需要按照自己的文學鑒賞觀念闡釋作品，進而發掘作品本身的語言風格、思想內涵和文學價值。但是往往這種闡釋在無形中會帶有譯者本身主觀因素的投影，使得原文出現不同解釋，甚至導致譯者之間的筆伐口誅。比如說：魯迅梁實秋兩人的翻譯論戰，兩人因所處環境、生活背景、文學觀念等因素影響，對于作品產生不同的闡釋結果。

3.2.3譯者的作者身份

翻譯也是一種創作，因此譯者需要借助前兩種身份所獲得的信息，進行原作品的再創造。此時譯者不僅需要最大限度地再現原文的語言風格、思想內涵等其他文學價值，還需要考慮到異域文化讀者的接受能力、思維習慣及期待視野等因素，從而充分實現翻譯的價值。但是譯者的再創作因其所屬時代、社會環境、個人文化態度等因素的制約，使得譯文很難規避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如翻譯家方平曾提到朱生豪翻譯《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一句譯文欠妥[8]。

原文為：

He made you a highway to my bed

朱生豪譯文：

他要借你（軟梯）做牽引相思的橋梁

方平譯文：

他本要借你做捷徑，登上我的床

原文“to my bed”的含義很清楚，但是在朱生豪生活的年代，人們思想相對保守，因此他受到自身社會環境的制約，選擇規避原文本意的一種處理方式。對于方平來講，他生活的年代思想開放得多，在進行作品再創造時，能夠選擇一種更貼近原文的翻譯。

4.結語

譯者主體性的研究對于整個翻譯活動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對譯者的關注推動了翻譯本質研究的發展，另一方面為譯者和今后的翻譯批評指明了方向。具體來說，譯者應在尊重原著的同時深入發掘主體性和創造性，對于作品要有自己的判斷和理解，而非“舌人”一般。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重視譯者主體性對于翻譯批評所起的作用，從而確立更合理的翻譯標準衡量譯者。但是，目前，如何權衡譯者主體性與翻譯其他要素關系是此項研究存在的問題，譯者主體性是翻譯活動的重要內容，但不是全部，過度強調譯者主體性會導致譯者的隨心所欲，勢必影響翻譯實踐與理論研究，因此，對于譯者主體性的研究仍需要進一步深化。

參考文獻：

[1]查明建，田雨.論譯者的主體性[J].中國翻譯，2003（1）：19-24.

[2]王慧.接受理論在童話中的應用[D].蘇州大學，2013.

[3]張霖.闡釋翻譯論視域下的《黃帝內經》譯者主體性研究[D].廣西中醫藥大學，2015.

[4]黃龍勝.闡釋學與文學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J].東華大學學報，2005（2）：19-23.

[5]唐培.從闡釋學視角探討譯者的主體性[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6）：68-72.

[6]張敬.從霍譯《紅樓夢》看譯者主體性在文學翻譯改寫中的表現[J].中國外語，2009（4）.

[7]韓芳.從翻譯標準的變化看譯者主體性的變化[D].河北大學，2009.

[8]孫淑芬，王亞平.文學翻譯研究的美學視界轉向[J].南昌大學學報，2006（2）：13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