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群體性事件報道的媒介表達與法治進路

王平++宋思邈

摘 要：近年來由農地沖突、拆遷補償糾紛等引發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多發、頻發，其背后折射出農村法治的嚴重缺失與不足。法治為公正、理性與有序地解決農村群體性事件提供了最佳途徑。本研究以晉寧“10·14”事件報道為例，主要考察分析媒體對農村群體性事件報道的媒介表達狀況及法治進路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媒體優化農村群體性事件報道、提升其普及法治精神、助推農村基層治理法治化等深度功能的策略路徑，如在農村群體性事件報道的“法治價值取向”上，還應加強農村群體性事件的行政法反思、多元主體利益關系分析、以及化解農村群體性事件的法治思維路徑探討；在危機傳播模式上，還應加強蘊含“可辯駁性”法治思維的“雙向式對稱模式”等。

關鍵詞：農村群體性事件報道；媒介表達；法治進路；晉寧“10·14”事件

中圖分類號：G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9-0026-03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經濟社會轉型和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利益格局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不僅會使原來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聚并得以充分暴露，同時也滋生著新的矛盾與沖突” [1]。由于解決糾紛沖突的法治思維和方式的嚴重不足、農民利益表達機制的缺失以及農村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的存在，農村矛盾糾紛的激化風險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近年來由農地沖突、拆遷補償、不公正待遇及基層干部貪腐等引發的農村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搜索媒體報道可以發現，從云南晉寧到廣東烏坎，從甘肅隴南到江蘇邳州，從河北定州到河南安陽，農村群體性事件發生地點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梢哉f，呈頻發態勢的農村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最為突出的問題。

農村群體性事件頻發值得多角度深究，從農村法治或依法治理的角度看，農村群體性事件多發、頻發背后折射出農村法治的嚴重缺失與不足。當轉型期農村多元化利益格局下錯綜復雜的利益矛盾未能通過法治思維及方式得到有效化解，而過多依賴缺乏長期效應的行政方式或主要依靠傳統性價值即“專權、人治、依附、忽視個體的僵化集體主義”等標準來處理時，難免會導致“利益矛盾無法得到有效化解而不斷被激化”[2]。毋庸贅述，“法治為公正、理性與有序地解決群體性事件提供了最佳途徑”[3]。本研究以晉寧“10·14”事件報道為典型案例，主要探析在“利益多元”與“利益均衡”“穩定-沖突”“宣傳喉舌-專業主義”等多重要求下媒體對農村群體性事件報道的框架選擇與法治進路，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媒體優化農村群體性事件報道、提升其“深度效能”，如普及法治精神、促進農村依法治理等的策略路徑。

二、研究方法

筆者通過人民網站內搜索和百度等綜合搜索，以“晉寧事件” 或晉寧“10·14”事件為關鍵詞進行正文搜索，除去內容關聯度低、轉載或重復的新聞，最終獲得有效樣本為81篇（搜集的媒體文本主要來源于《京華時報》《新京報》《南方周末報》《法制日報》等報紙媒體以及人民網、新華網、中國新聞網等權威媒體網站）。經閱讀后歸類統計，而后進行內容分析。本文類目建構涉及議題范疇、消息來源、事件歸因、危機傳播模式等四項指標。

1.議題范疇：（1）事件爆發及初查情況通報；（2）事件蔓延期真相情況調查；（3）針對沖突事件的質疑、爭議或批評建議；（4）查處結果及善后安置情況報道；（5）恢復管理及有關問題反思。

2.新聞來源：（1）僅政府或政府官員；（2）僅農民；（3）僅記者媒體或僅專業人士；（4）兩個或兩個以上（包括政府、農民、村干部、開發商或項目機構及負責人等）。

3.事件歸因：（1）違規征地用地、補償安置不合理；（2）地方政府瀆職失職或基層治理法治化欠缺；（3）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農民權益保護不夠；（4）維穩和群眾工作能力不強；（5）其它，如原因不明、有待調查等。

4.危機傳播模式：依據J·格魯尼格和 L·格魯尼格有關危機傳播的“四種模式”[4]，本研究為這一變量建構以下類目：（1）新聞代理/宣傳模式，這是一種單向的、沒有信息反饋，也不必進行調查研究的傳播模式；（2）公眾信息模式，雖也是單向的傳播模式，但卻注重調查和澄清事實、滿足公眾知情權；（3）科學勸說模式，旨在說服或通過科學的理論及研究來論證觀點的正確性；（4）雙向式對稱模式，旨在促進傳受雙方的理解、交流，從而形成一種共識、達到雙方利益表達均衡的傳播模式。

三、研究發現及分析

1.議題范疇：基于法治化視角的調查報道及批評反思居多

從危機傳播階段分析的角度看，有關晉寧“10·14”事件的報道基本集中在危機爆發期、蔓延期和解決期，未發現危機潛在期的預警性報道。如表1所示，排在第一位的是“針對沖突事件的質疑、爭議或批評建議”（29.6%），多采用評論形式；排在第二位的是“事件蔓延期真相情況調查”（24.7%），多采用通訊和深度報道形式；前二者合計共占總報道量的54.3%，說明這兩大主題內容是報道量相對較多的議題。排在第三、四位的分別是“查處結果及善后安置情況報道”（23.5%）和“恢復管理及有關問題反思”類報道（17.3%）。排在最后的是“事件爆發及初查情況通報”，雖然篇數較少，但轉載量較大。進一步的研究發現，無論哪一種議題范疇的報道，大多離不開法治視角的考察分析，如不少報道從“征地矛盾的積壓和沉淀問題”“項目運作過程中的權錢交易問題”“土地征收的法治化問題”等方面，對晉寧“10·14”事件進行了基于法治化視角的調查報道及批評反思。

2.消息來源：法治視野的多元利益表達為主

從表2可以看出，媒體在報道晉寧“10·14”事件時，大多采用兩個或兩個以上消息來源（53.1%），包括政府、農民、村干部、開發商或項目機構及負責人等。進一步研究發現，雖然僅農民為消息來源的報道占6.2%，低于僅政府或政府官員為來源的報道（17.3%），但在53.1%的多元消息來源報道中，農民大部分時候都是作為主要的話語主體出現在報道中，其次是政府官員、專家或專業人士、村干部、開發商或項目機構及負責人等。

真愛粉與黑粉之間也會相互轉化，當然轉化的原因有很多，成功的塑造的人物形象，微小的表情變換也可能成為“粉”與“黑”轉換的原因。

網絡時代，文化更加開放，更加包容，粉絲現象也更加復雜。

三、“真我”與想象背后的現實

新媒體為明星與粉絲之間構建了新的橋梁，明星與粉絲都發生了變化，變化的背后是現實的推動。

1.自我無意識投射

“明星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世俗的神話：每個人都有機會經過努力成為明星。[5]”有別于神靈的虛妄，文化工業創造出來的新神——明星，滿足了人們精神的寄托?，F實生活的不易，粉絲往往會講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明星身上，幫助明星成功從某種程度上就是自我價值的實現。鹿晗的粉絲在被采訪中就表示“幫他實現夢想，就好像我們自己的價值也實現了一樣。[6]”明星的一舉一動時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孤獨成長的80后、90后在追星的過程中尋找到了與自己同樣喜好的一群人，追星成為他們社交的一種方式。而對于陷入“中年危機”的“媽媽粉”來說追星使得她們主動的融入粉絲生活中，通過網絡與“同類”交流，在互動中更加清楚的認識自己，重新喚起對生活的激情。

2.商業力量的重塑

北島曾這樣解釋粉絲文化：“‘粉絲文化基本是一種‘小邪教，充滿鼓動和煽動性?！劢z是一場商業化的陰謀。[7]”北島的這番話雖然有失偏頗，但是不能否認，明星總是與商業保持緊密聯系。明星的穿著打扮是粉絲效仿的對象，是商業重要的宣傳方式。粉絲量的多少也就成為衡量明星商業價值的重要標準。因此，明星盡可能多的展現自己的魅力吸引粉絲，商業力量則不遺余力的為明星塑造光鮮亮麗的形象，刺激粉絲的消費欲望。

3.媒介的推動

流量是媒體生存下去的根本。明星的八卦從來都是粉絲樂此不疲的關注點，在新媒體時代明星的生活被置入了公眾的審視之下，網絡上關于明星的風吹草動最容易被無限放大，被關注，尤其是明星私生活。因此，媒體往往為了獲得更多的流量入口會不遺余力的去報道明星的隱私，這樣就形成了“報道—關注—再報道”循環。

四、總 結

如今，明星主動的展示真實的自我，粉絲積極的構建明星的形象，在雙向的互動中，媒介“縮短”了明星與粉絲間的距離，但是明星與生俱來的商品屬性，注定了明星需要通過粉絲來維護自身的價值，因此，明星的“真實”只是幻象，而粉絲對“偶像”的激情卻在新媒體中得到了發揮。

參考文獻：

[1] 陶東風.大眾文化教程[M].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2] 數據來自于《2016年中國粉絲追星及生活方式白皮書》.

[3] （美）約翰·費斯克.王曉鈺，宋偉杰譯.理解大眾文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4] （美）亨利·詹金斯.楊玲譯.大眾文化：粉絲、盜獵者、游牧民——德塞都的大眾文化審美[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

[5] 陳剛.技術迷信與明星神話—大眾文化與宗教的分析[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4）.

[6] 何瑫.[智族GQ]每個帝國都有它的秘密——鹿晗的粉絲帝國[Z].http：//www.jiemian.com/article/481994.html.

[7] 劉悠揚.北島：“粉絲文化”是一種商業化陰謀[N].深圳商報，2011-7-22（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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