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翻譯史的研究方法

摘要：翻譯史研究是近年來翻譯研究的一大熱點，因其關涉史學和翻譯學兩個學科，其方法論具有明顯的跨學科、多層次的特征，既體現一定的哲學基礎及史學與翻譯學研究的一般原則，也體現在一般的研究方法上，對于翻譯史研究方法論的的討論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翻譯是研究性質的了解，提高翻譯史研究的有效性、規范性、適當性。從史識觀，翻譯理論，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等四個方面對翻譯史研究進行思考。

關鍵詞：有效性；規范性；適當性；史識觀；翻譯理論；研究方法；研究問題

中圖分類號：H315. 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10-0044-02

一、翻譯史研究的勃興

人類的翻譯活動歷史悠久，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當我們從實踐的角度對翻譯在不同歷史階段所表現的具體形態加以考察時可以看到，翻譯活動本身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根據不同歷史階段的實際交流需要，在形式上不斷豐富，發展的，人們對翻譯的認識也會不斷變化。翻譯的能力是發展著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不同時代對翻譯提出新的要求，翻譯目的和功能會發生變化。（許鈞：2003 16）。翻譯的這種歷史屬性成為翻譯史研究的基礎，翻譯史研究包括對翻譯的文獻，翻譯組織機構，翻譯家，翻譯主張，翻譯事件，翻譯流派等各方面的研究。眾多中外議論學者對翻譯史研究的重要性都進行過充分的論述，認為翻譯史研究是翻譯學的基本要務之一，是譯學研究的一項基本建設。

二、我國翻譯史研究現狀

中國翻譯史特別是文學翻譯史著述僅20年來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不僅涵蓋了綿延中國幾千年的翻譯活動，其研究視角和類型也體現了多元化的特點，如譯介學視角、文化思想史視角、文文體類型視角、國別研究、時期研究、譯者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斷從社會學、人類學、統計學、教育學等相鄰學科汲取養料，顯示出學科對這一領域的關懷和開拓。但正如顧問研究學家錢伯城先生10多年前談及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狀況時所言：關于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究其著作出版情況來看，可以說兩多兩少。兩多是通史和專史多，兩少是斷代史和專題研究少。這種情況說明，中國文學史研究長期以來有一種追求大而全的宏觀氣勢的風尚。同時也反映一種忽視具體課程研究，不肯做扎實、細致、艱苦工作的傾向。（轉引自衛茂平，2004：“導言”第一頁）

這種局面在今天中國翻譯史研究中大體依舊，但近年來翻譯斷代史研究專著的出版使這種情況有所改變。研究者逐漸走出通史情節，放棄大而全的宏觀視野，重新回到具體、實證的專題研究，著手進行斷代史、專題史的研究工作。這一研究路徑有助于跳脫收集、羅列翻譯史料的窠臼，使研究者得以對某個歷史節點中的翻譯主體、作品、事件、現象等要素進行深入細致的剖析和解讀，并在有限的篇幅內實現寫作體例、敘述風格的統一，及理論與事實的融合。

三、翻譯史方法論意識

德國著名的社會科學家馬克思·韋伯（1999：108）曾指出：“一門學科方法論應屬于該學科的最高層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門學科的方法論常常是不完善的，但是，在有關方法論的探討，對于該學科的自我認識而言，或許更有用?！币簿褪钦f，翻譯史研究方法論意識的增強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翻譯是研究性質的了解，提高翻譯史研究的有效性、規范性、適當性。翻譯史研究關涉史學和翻譯學兩個學科，其方法論具有明顯的跨學科、多層次的特征，既體現一定的哲學基礎及史學與翻譯學研究的一般原則，也體現在具體的研究方法上。通過學習和實踐，我們深刻的感受到，從事翻譯史研究非但不能淡化或回避方法論，反而應增強方法論意識。翻譯史研究方法論意識的增強涉及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識觀、翻譯理論、研究問題和史學方法等方面意識的增強。

（一）史識觀意識。

史識“是一個隨代意識流動的變動體”（熊篤，1994，74）。每個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學術個性和學術定位，都有受世界觀影響而形成的史學立場和觀點，他們對紛繁復雜的史實的解釋往往遵從自己的史學觀念，史實的意義并非是歷史文本背后不變的客觀實在，而是隨著解釋主體及其視角的變化而變化的主觀認定，研究者對史實的價值判斷決定著他們對史實的發現，取舍和認知方式，并最終決定著史實的圖景呈現。因而，史識觀是史實研究的根本問題所在，增強翻譯是研究方法論意識首先要增強翻譯史識觀意識。史識觀和翻譯史研究方法論是相互作用、不可分離的兩個方面。沒有與史識觀相脫離的孤立的翻譯史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單純的史識觀。史識觀既決定了學者展開研究的程序及對史料的研究和取舍，也決定了表述思想、闡明主張的模式和風格。史識觀的建立常常需要方法論的支持，史識觀的變化或者改變又常常帶來翻譯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方法論的革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什么樣的史識觀，就有什么樣的翻譯史研究方法與方法論。在秉承科學主義史識觀的研究者看來，歷史認識與自然科學無原則性差別。在這種史識觀的關照下，研究者只收集和堆砌史事，避免涉及個人觀點的介入，史料自己會說話。人文主義實施史識觀則認為，歷史認識與自然科學有著根本的差別，自然科學認識中的主客體是不同的，而人文歷史科學的研究者與對象之間存在統一性。自然科學面對的是具有普遍規律的客觀存在，史學則研究單個、不可重復的獨特對象及其變化。因而，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學從特殊現象中歸納、抽象出特殊法則、而史學則運用個別、具體描述的方法。不同的史學觀還表現在對歷史規律不同的認識，一是認為歷史規律是決定縱向歷史宏觀發展路徑的唯一必然法則，二是認為歷史規律是社會歷史現象橫向的普遍、一般聯系。這兩種不同的認識必然導致翻譯史研究中對不同歷史規律的追求。有效的翻譯史研究離不開明確的史識觀，后者凸顯的是歷史哲學的認識論，它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因此，增強翻譯史識意識離不開史學史、翻譯史研究史的了解，離不開對歷史認識的性質及獨特性、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歷史普遍規律等的問題的認識。

（二）研究問題意識。

從事翻譯史研究應有問題意識。所謂問題意識，就是按照一定的科學方法和步驟進行研究并加以解決的矛盾、疑難。研究問題不同于日常需要解答的題目，前者需要經過科學方法的實驗、檢驗、推理或論證才能找到答案，而后者可能是顯而易見的客觀事實。所謂問題意識，則是指“主體在進行認識活動時，通過主體對認識對象的深刻洞察、懷疑、批判等多種方式，產生了認知沖突，經過深入思考仍迷惑不解時，出現了一種具有強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實問題或想做出發現式創新的一種心理狀態?！保ǚ繅鄹?，吳星，2006：24）。研究的意義不僅在于積累已有的知識，更在于研究問題的提出與解決?！把芯窟^程就像是與大自然或‘現實的對話。我們提出問題，并設法理解我們所發現的答案，隨著對話的深入，我們會懂得越來越多。研究的‘秘訣之一就是要學會怎樣提出好問題，由這些問題導向可能的答案。從事翻譯史研究從確定具體的研究主題到提出研究問題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研究范圍不斷縮小，研究對象從籠統到具體、從模糊到清晰。在大量的文獻閱讀后，研究者需要對已有的觀點不斷發問，尋找問題。研究問題需具體、明確、反映出論題相關領域的最新進展，同時具有理論和現實的真實性。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樣，翻譯史中研究對某個課題可以提出一系列的研究問題，但并非無序的清單式羅列，而是按照研究問題之間清晰的邏輯聯系，分層逐級展開，從而漿研究引向深入、指導研究計劃的實施，確保從問題到假設再到研究結論的連貫性。

（三）翻譯理論意識。

理論是“一組邏輯地聯系著的假設”，是“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斷、推理出來的關于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的知識體系”（馮契 1992：1400）。理論的主要內容是解釋它們的主題，或規定與建議人們應該怎么做，因而一般可分為解釋性理論和實踐性理論。很多認為翻譯理論無用的人往往將翻譯理論限定為實踐性理論，而忽略翻譯理論的解釋性屬性。他們之所以貶低翻譯理論，是因為片面的認為翻譯理論屬于應用理論范疇，只關注翻譯理論的行動指導功能，如果認為只有翻譯的技巧總結才是好理論的話，無疑會得出現代翻譯理論無用的錯誤結論，翻譯理論絕不是翻譯方法的匯總，實用技術成分只不過是翻譯理論中的表層結構而已。翻譯理論的規范只能不僅是對翻譯方法科學性的規范，同樣也是對翻譯目的適切性的規范，我們應認識到深層次的翻譯理論不提供解決具體翻譯操作問題的具體方法，所謂的翻譯方法必須在譯者深刻理解翻譯理論的基礎上，在由原理、原則、價值所構成的翻譯觀的前提下自己去探索。因而，從本質而言，翻譯史研究是一項理論性很強的工作。要增強翻譯理論意識，必須進行翻譯理論的學習，翻譯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形成個人翻譯史研究信念，如果我們不想成為“盲目的翻譯史料堆砌者”，就必須對翻譯是什么，翻譯有什么功能等涉及翻譯本質與意義的問題進行追問，不僅僅因為這些問題本身就是一系列的翻譯理論問題，更因為它關涉到翻譯史研究者的認知狀態，通過翻譯理論我們可以對翻譯史及其學科屬性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但我們也應看到，盡管翻譯史研究者對翻譯理論有需求，研究者對翻譯理論的解釋和期待還存在個體的差異性，這其實就是一個理論取向和素養的問題。翻譯史研究的真正和價值并非在于如實地呈現史實，而在于加深我們對人類翻譯活動性質的理解，存在于翻譯史研究者視域內的并非作為“歷史的實在”的史實。翻譯史研究的學科屬性要求我們從翻譯學的角度去解釋存在于各種文獻中的翻譯的歷史，從而推動翻譯理論的進步和翻譯學科的發展。

（四）史學方法意識。

翻譯史研究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選定之后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考據，即史料的搜集、考訂、整理、甄別與取舍，使史料能客觀反映歷史真實；其次是以思辨的方法對所選的史料進行分析、綜合、歸納、演繹，使史料抽象上升為理論假設；再次是用考據和思辨混合的的方法研究范圍，從不同的視角以新的史料證實或偽證現有研究結論，最后又以思辨的方式在新舊史料上形成新的綜合，使原有理論假設嚴密化、完善化，上升為新的理論。所以，從事翻譯史研究不僅要從翻譯理論上著眼，更要關注每一研究環節前后步驟步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上著眼。翻譯史研究以跨學科方法為基本特征，需要思辨、描述，也需要實地調查和實物佐證，但毫無疑問的是，搜集和考據史料乃是翻譯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通過對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證，才能對翻譯史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全面而系統地占有史料是研究翻譯史的基礎。如果不以史料為基礎，而只以思辨和描述來解決問題，得出的成果則不能稱為翻譯史研究，而只能成為翻譯理論研究。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史學方法亦在不斷的發展，社會學、人類學、計量學、心理學、控制學、系統學、信息學都成為歷史研究新的理論和方法。翻譯史研究的范圍得以擴大，個案的史實研究不再是翻譯史研究的全部，取而代之的是宏觀綜合與微觀分析的結合，以認識翻譯時的流變性和同一性。學科內翻譯史事件的歷時性發展描述也輔之以中外跨學科或多學科間翻譯現象的共時性結構對比，以探索人類翻譯活動的統一性、多樣性及聯系、本質、特征和規律。翻譯史研究方法呈現多樣化、科學化的特點，從而對從事翻譯史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作者簡介：劉洋（1991-），女，漢族，山東青島，碩士研究生，畢業于山東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院校），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