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燕歌行》諷刺對象爭議述評與新解

摘 要：邊塞詩人高適的《燕歌行》對后世影響極大，但是對于詩人在詩歌中所諷刺的對象，后人卻有不同的理解。有“諷刺張守珪”說、“諷刺安祿山”說、“諷刺張說”說、“任人不當、邊策失誤”說等不同的觀點。我們認為應該把諷刺對象理解為一種泛指，是一種藝術概括，這樣才能更好地體現本詩的復雜性和典型性。

關鍵詞：高適 《燕歌行》 諷刺對象 藝術概括

高適作為唐代著名邊塞詩人，元人辛文房評價其“以氣質自高，多胸臆間語，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播吟玩”[1]。其《燕歌行》對后世有深遠的影響，此詩諷刺將帥的腐敗無能、不體恤士卒，歌頌戰士英勇奮戰，以身殉國的精神。學界對于這一主題一般沒有異議，但對這首詩是諷刺的對象是誰，看法各異，對于這一問題的不同觀點也體現了對《燕歌行》的不同理解。

一、對《燕歌行》諷刺對象的不同認識

1.“諷刺張守珪”說

這種說法產生的時間比較早，也是比較流行的說法。明代唐汝詢的《唐詩解》對此詩的解讀中認為主將“不惜士卒乃爾”[2]，清人陳沆在《詩比興箋》中說：“非泛詠邊塞也，《唐書》，張守珪為瓜州刺史……抑或刺其末年富貴驕逸，不恤士卒之詞?！盵3]唐詩解讀方面的相關書籍，也大都采取諷刺張守珪說。如高步瀛在《唐宋詩舉要》中指出“張公”即張守珪，“此云御史大夫，則張守珪也?！_夫此詩蓋隱刺之也”。[4]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中徐永年撰文認為張守珪隱其敗狀，“詩的主旨是譴責在皇帝鼓勵下的將領驕傲輕敵，荒淫失職，造成戰爭失敗，使廣大兵士受到極大的痛苦和犧牲”[5]。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詩選》也持此看法，認為是“諷刺張守珪的不體恤戰士”[6]。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中也說：“守珪卻隱瞞敗跡，妄奏戰功。事泄，貶括州刺史。高適曾送病薊北，目睹軍中腐敗情狀。后回封丘，乃作此詩?！盵7]

這種說法的主要證據如《唐詩鑒賞辭典》所說，開元二十一年后，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經略邊事，初有戰功。但二十四年，張讓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張守珪之命，逼迫平盧軍使烏知義出兵攻奚、契丹，先勝后敗?！笆孬曤[其狀，而妄奏克獲之功”（《舊唐書·張守珪傳》）。張守珪的謊報戰功是主要原因，詩人感慨憤恨，故作此詩以諷刺。

2.“諷刺安祿山”說

對于諷刺張守珪的說法，也有人提出懷疑和反駁，如陳昌渠、張志烈、邱俊鵬注《唐詩三百首注釋》中說：“此詩過去一般都認為是譏刺張守珪而作?？址??！盵8]而認為發生在燕地的重大軍事事件——都山之戰，激發了詩人的創作，并且囊括了自己在薊北的所聞所感而成。傅璇琮先生《高適年譜中的幾個問題》提到“所有有關史料，并沒有說他末年富貴驕逸等的記載，高適此詩是否即刺張守珪此事，是頗可必懷疑的”[9]。

蔡義江先生在《高適<燕歌行>非刺張守珪辨》一文中，明確指出了這首詩并非刺張守珪，而是刺安祿山。理由是：首先，作者認為不同的版本對于序文所記的時間不同，《又玄集》為“開元十年”，《才調集》《文苑英華》作“開元十六年”，而張守珪開元二十三年開始拜輔國大將軍、右玉麟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所以序文應該以《河岳英靈集》“開元二十六年”為準。同時認為張守珪隱其敗狀，為二十七年，但真相泄漏，貶為括州刺史為二十七年。其次，作者認為，序文稱守珪為“御史大夫張公”“語甚恭敬；若果為高適所諷對象，不應如此?！哌m對他敬重感激，當非偶然?！弊詈笞髡吒鶕嚓P材料得出結論是譏刺安祿山，其所載《赦張守珪書》曰：“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搓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初聞勇斗，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后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切停官，令白衣將領?！薄坝职驳撋较埠酶栉杪暽?，能自作胡旋舞，此史書中屢見，與詩中‘美人帳下猶歌舞亦合。高適在政治上頗有識見，安史亂起，……而有感于祿山重罪不誅之事，因此作《燕歌行》以寄諷的?！盵10]

另外，錢云華《高適<燕歌行>究竟刺誰》（《樂山師專學報（社科版）》1989年1期）也表示同樣的觀點，認為并非諷刺張守珪，而是安祿山。魏峨《為張守珪討個說法——高適<燕歌行>諷刺對象略論》（《商丘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認為詩人所諷刺的不是張守珪，而是安祿山、趙堪與白真陀羅。認為從此詩的主題看沒有諷刺張守珪，諷刺主將，《資治通鑒》的材料“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安祿山作為主將“侍勇輕敵”才導致敗局，而趙堪、白真陀羅是主謀。其次，高適此時所寫詩作沒有諷刺張守珪。如《睢陽酬別暢達判官》《宋中送族侄式顏，時張大夫貶括州，使人召式顏，遂有此作》等詩中，不但沒有表示諷刺之意，卻對其功業有贊揚之情，所以作者不同意諷刺張守珪說，而應是諷刺安祿山等人。

3.“諷刺張說”說

姚大勇《高適<燕歌行>所刺新考》一文不同意諷刺張守珪的觀點，而認為是諷刺張說。理由如下：首先，張說雖為文臣，但也久歷戎行，功勛卓著。并根據《舊唐書》卷九七“張說本傳”中授“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認為《舊唐書》卷九七所載“攝御史大夫”與“高適《燕歌行》所言“御史大夫張公”正合。另外因有的序文中作“元戎”，作者認為稱張說為元戎即主帥，也完全合適。其次，高適詩中所寫的苦樂不均，將帥生活豪侈，也可在張說身上得到印證。張說喜愛奢華，貪圖財賄?！安浑y想象他軍中生活的奢華，不會奇怪他在前線戰士流血犧牲的時候作為主帥依舊在營帳中宴飲。張說之人品、行徑恰與漢代的飛將軍李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最后作者得出的結論是“高適《燕歌行》非為旁人，實因張說而發，序中所言御史大夫張公（或御史張公元戎）實即張說。作為文學作品，詩中所寫當然不限于一人一事，而是做了典型化的概括，但詩之所刺，觸動詩人提筆創作這首詩的原因，卻是具體實在的?！盵11]

這種“諷刺張說”的觀點具有一定的新穎性，但是并未得到更多的響應。

4.“任人不當，邊策失誤”說

孫欽善等選注《高適岑參詩選》：“反映了邊策失當，帥不得人?！盵12]劉剛《高適<燕歌行>新解》認為有的解釋所引導史實與詩中所述的戰爭情況有不符之處。而要了解所感的“征戍之事”，應該從高適《燕歌行》所表現的內容和思想著手。作者認為：“《燕歌行》主旨，決不是諷刺某一將領，而是對唐王朝任人不當與邊策失誤的批評和諷諫?！盵13]

二、“藝術概括”說新解

對于這首詩，作者并沒有在《燕歌行》中用具體語言表現出所諷刺的對象，那么我們也就不能對號入座，而應認為是對時事的藝術性概括，也是對諷刺的多個人物的概況，因此“藝術概括”說應該是比較契合《燕歌行》的創作的，這是我們比較傾向的觀點。當然有人不主張把此詩看作是專門諷刺某個人，而應該是高適通過《燕歌行》來表現對邊塞問題的看法。

如張燕瑾對《唐詩選析》：“詩人寫這首詩的起因，詩里描寫的內容，都遠遠超出了張守珪一人一事，它是對當時整個邊塞戰爭的概括，具有典型性?！盵14]李友芝《關于高適<燕歌行>所刺辨》一文提到：“不能把《燕》詩就理解為實指那一帥的一時一事，而應看作是詩人根據自己多年來對邊塞多方面生活的耳聞、目睹、體察、積累，高度地集中、概括、典型化了的具有豐富社會內容與藝術特色的優秀詩篇?！盵15]

潘慧惠《也談高適<燕歌行>所感“征戍之事”》一文也不同意專門諷刺張守珪，因為詩人沒有在《燕歌行》中對張守珪進行針對性的諷刺和揭露，也沒有“初勝后敗”等內容。而據《舊唐書·張守珪傳》等史料的記載，張守珪防御吐蕃和抵御契丹都是有功績的。同時不同意諷刺安祿山，理由如下：其一，詩歌反應的是自衛性的防御戰，與安祿山奉命擊討不合；其二安祿山雖驍勇，但稱不上“元戎”，更不能與李廣地位相當；其三，安祿山為虜所敗，卻被唐玄宗寬宥，只能說唐玄宗責罰不明、姑息養奸。所以作者認為：“高適的《燕歌行》是一首具有高度典型意義的詩歌，它藝術地概括了當時唐朝東北邊塞的情況，表明了作者對邊塞問題的基本見解、把詩歌所感‘征戍之事的內容勉強附會于某人某事不但不能自圓其說，而且是沒有必要的?！盵16]如果解釋為針對某人的話，就會縮小詩歌的典型意義。有的觀點更明確：“高適的《燕歌行》實際上是詩人從開元十八年到二十一年邊塞生活經歷和當時紛繁復雜的東北邊塞戰爭及軍中生活現實的集中反映和藝術概括?！盵17]同時表現將士視死如歸的斗爭精神。也有人通過壯美和優美結合的美學理論，從兩個方面入手分析，一是《燕歌行》的意蘊；一是優美與壯美能否融合于一詩?！啊堆喔栊小芬辉姷囊馓N在于以高度概括的手法再現了唐代的邊塞戰爭畫面，歌頌了將士奔赴國難、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慨，全詩的主旋律是昂揚奮發、忠勇愛國?！盵18]同時做到了戰爭慘烈之壯美與詩中優美的調節，深化了主題。所以詩歌是以詩人的邊塞見聞為基礎，是對邊塞生活的藝術概括，故不能能拘泥于某次戰爭，也不能拘泥為譏刺某個人。

我們認為，雖然對于詩歌在諷刺的對象上的看法有所不同，有的觀點也不同意有諷刺的現象，但可以肯定的是，《燕歌行》是在當時邊塞生活見聞的現實基礎上而寫成的，而且對將領有一定的批判?！皯鹗寇娗鞍胨郎?，美人帳下猶歌舞”，寫出軍士的奮不顧身和將領的尋歡作樂的鮮明對比及苦樂不均的現象，同時也寫出戍邊戰士的思鄉之心和思婦的望眼欲穿，“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最后，“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通過與漢代體恤軍士的李廣將軍的對比，批判了邊庭主帥的腐敗無能。

至于有人把諷刺的對象具體為張守珪或者安祿山等，這也未嘗不可，因為至少《燕歌行》這首詩反應了當時的戰爭情況，這些人與詩歌反應的內容也有一定的關系。甚至可以說，因為安祿山的“侍勇輕敵”導致了戰敗卻被寬宥，就有理由認為是來諷刺當時邊策適當、用人不當等。正如序文所說：“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蔽覀冎辽倏梢钥闯鰞牲c，其一，受到“客”所作《燕歌行》的激發，這是作者的外在動因；其二，“感征戍之事”，恰好是當時的戰爭境況使詩人有所感發，有所郁積。

對于“征戍之事”的理解我們是不是就拘泥地認為是當時特指的某一次戰爭？實際上這里應該是泛指，這樣理解的話就不會把作品的指向理解得太狹窄而縮小其典型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說在理解詩歌的時候首先要感受作品本身傳達的深遠意蘊和風神，才不至于膠柱鼓瑟。而對這首詩的不同解讀與爭論，恰恰說明了這首詩的復雜性和典型性。

注釋：

[1]辛文房撰，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2]王振漢點校，唐汝詢：《唐詩解》，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頁。

[3]陳沆：《詩比興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頁。

[4]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258—259頁。

[5]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頁。

[6]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95頁。

[7]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陳昌渠，張志烈，邱俊鵬：《唐詩三百首注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頁。

[9]傅璇琮：《高適年譜中的幾個問題》，《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4頁。

[10]蔡義江：《高適<燕歌行>非刺張守珪辨》，文史哲，1980年，第2期。

[11]姚大勇：《高適<燕歌行>所刺新考》，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

[12]孫欽善等：《高適岑參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頁。

[13]劉剛：《高適<燕歌行>新解》，鞍山師范學院學報，1990年，第4期。

[14]張燕瑾：《唐詩選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頁。

[15]李友芝：《關于高適<燕歌行>所刺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

[16]潘慧惠：《也談高適<燕歌行>所感“征戍之事”》，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

[17]陸凌霄：《高適<燕歌行>意蘊尋繹》，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

[18]鄭虹霓：《壯美與優美 調諧自生輝——高適<燕歌行>的又一種解讀》，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3期。

（孟憲華 江蘇南京 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語言學院 21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