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對消費行為的影響

王丹

[提要] 本文采用我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通過建立Panel Data模型，實證研究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對消費行為的影響，研究表明：不同性質的收入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具有區域性差異。針對這種差異性，本文提出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收入結構;農村居民;消費行為

中圖分類號：F063.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對其消費行為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綜合性分析

收錄日期：2015年12月23日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2008年以來發生的“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使得我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受到挑戰，拉動國內消費成為我國現階段經濟轉型的必然選擇。在這種背景下，覆蓋近6億人口的農村市場蘊涵著巨大的消費潛力，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最大潛力在農村。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蓬勃發展，但農村消費需求增長卻仍然緩慢，總體消費水平仍然比較落后。因此，深入研究農村消費問題，更好、更快地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對我國內需的擴大、經濟的轉型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于我國農村消費問題的研究視角大致分為三種：一是農村居民收入視角，如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對消費的影響;二是農村金融視角，如農村金融對農村消費的支持效應;三是社會保障視角，如養老保險與農村消費的關系。比較而言，收入在影響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中占有最重要地位，因此本文將基于農村居民收入的視角研究農村消費問題。

基于居民收入考慮居民消費行為的研究，國外起步較早。在西方消費理論中，收入是決定消費行為的最主要變量。絕對收入假說認為，當期可支配收入對消費起到決定性作用（Keynes，1936）;而相對收入假說認為，除當期可支配收入外，“棘輪效應”和“示范效應”也會影響消費行為（Duisenberg，1949）;生命周期假說認為，消費支出不僅取決于當期收入，還受到消費者一生總收入的影響（Bromberg，1949）;而持久性假說認為，決定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不是當期收入，而是持久收入。也就是說，理性的消費者為了實現效應最大化，不是根據現期的暫時性收入，而是根據長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來作出消費決策的（Milton Friedman，1956）。

國內學者也在收入影響農村消費方面做了一定研究，并得出一些有意義的研究結果。李銳，項海容（2004）將收入分為持久性收入和暫時性收入，并得出從長期看農村居民消費主要受持久性收入的影響;王剛等（2007）通過協整分析得出，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費與年收入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且農村居民具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李芙蓉（2011）通過總結美國農村消費市場發展的經驗得出農民的收入與農村的消費需求有著極強的相關性，擴大農村消費需求的關鍵在于增加農民收入。胡小軍（2012）通過建立多層次統計分析模型得出中國農村消費能力不足來源于農村人口的絕對收入過低。

從以上綜述中可以看出，收入是影響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根本性因素，但是國內外學者在收入影響農村居民消費方面的研究至少在兩方面還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第一，現有文獻只是單純地考慮收入與農村居民消費的關系，并沒有將收入細分。我國統計年鑒上將農村居民收入分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在不確定性以及流動性約束等因素的影響下，不同性質的收入對居民消費行為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將收入細分并研究其對農村居民消費是必要的;第二，現有文獻在實證研究方面缺少動態分析，尤其是基于時間和橫截面的面板數據分析。針對以上不足，本文將采用1995～2013年的省際面板數據來研究不同性質的收入對消費支出的影響，并對不同區域的情況進行比較分析。

二、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結構變化及消費市場現狀

（一）農村居民收入結構變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村經濟也駛入了快車道，農村居民收入不斷提高，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95年的1，577.7元提高到了2013年的8，895.9元，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了2.9倍，平均每年增長6.3%。此外，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家庭經營性收入在人均純收入中占有重要位置，根據圖1所示，雖然經營性收入逐年增加，但其在人均純收入中的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從1995年的71.4%下降至2013年的42.6%，平均每年按照1%的速度下降;（2）農民工資性純收入的比重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從1995年的22.4%增長至2013年的45.3%，這說明工資性純收入逐漸成為農村居民收入的支柱;（3）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和人均轉移性收入雖然所占比重較少，但從圖1中可以看出，二者均呈現上升趨勢，而且轉移性收入的年增幅要快于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從1995年的41元增至2013年的293元，平均每年的增速為13.6%，而轉移性收入從1995年的57.3元增至2012年的784.3元，平均每年按照24.3%的速度增長，由此可見，轉移性收入在收入結構中的增速最快。（圖1）

收入結構呈現出的這種變化說明農村居民的收入渠道拓寬，農民外出打工和在鄉鎮企業中收入的比例增大，不再把家庭經營性收入作為唯一收入來源。在2013年的收入比重中，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的占比分別為42.6%和45.3%，根據圖1中所顯示的趨勢，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將很快取代家庭經營性收入成為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轉移性收入的高速增長也說明國家對農民收入的重視，而且正逐漸加大投入，促進農村居民增收。

（二）農村居民消費市場現狀。從1995年到2013年，這20年來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顯著提高，農村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從1995年的1，310.4元增長到2013年的6，625.5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了2.5倍，平均每年遞增11.6%。由圖2可知，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收入水平同步增長，且變化趨勢大致相同，1995～2013年18年間實際消費對實際收入的彈性系數平均約2.34，即農村居民收入每增加1%，農村居民的實際消費增加2.34%。這表明增加收入對擴大農村消費具有根本性作用。（圖2）

從圖2中可以看出，農村消費的變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95～1996年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呈現平緩上升趨勢，年增長率約為6.1%;1997～2002年人均消費支出增速明顯放慢，有時還出現停滯的情形，1997～1998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這一階段平均年增長率約為3.1%;2003～2013年這一階段可以說是農村人均消費的高速增長期，平均每年的增速可達13.6%，這也說明農村消費市場的潛力在逐漸釋放。

三、模型的建立與指標說明

（一）模型的建立。時間序列數據或截面數據都是一維數據。時間序列數據是變量按時間得到的數據;截面數據是變量在固定時點的一組數據。面板數據是同時在時間和截面上取得的二維數據。面板數據是截面上個體在不同時點的重復觀測數據。Panel Data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y_it=α_it+x_itβ_it+μ_it（i=1，2，…，N;t=1，2，…，N）

上式是考慮k個經濟指標在N個截面成員及T個時間點上的變動關系。其中N表示截面成員的個數，T表示每個截面成員的觀測時期總數，參數αit表示模型的常數項，βit表示對應于解釋變量αit向量的k×1維系數向量，k表示解釋變量的個數，隨機誤差項μit相互獨立，且滿足零均值、等方差的假設。

本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統計分類方法，將農村居民收入分為四種不同性質的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FMI）、工資性收入（SI）、轉移性收入（TI）以及財產性收入（AI）。根據西方的消費函數理論的基本觀點：個人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最重要的因素，同時結合國內一些學者的相關論述，本文構建了如下Panel Data模型（均取對數）：

LnRPC_it=α_it+β_itLnFMI_it+γ_itLnSI_it+θ_itLnTI_it+λ_itLnAI_it+μ_it

上式中，RPC代表歷年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FMI、SI、TI、AI分別表示家庭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轉移支付性收入以及財產性收入;α0為常數項，β、γ、θ、λ分別表示消費的收入彈性系數;μ代表隨機誤差項;t（=1，2，…，T）代表第t個時間的觀察值，i代表第i個地區。

（二）指標說明

1、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RPC）：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指農村住戶用于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費支出。消費支出分為食品消費支出、衣著消費支出、居住消費支出、家庭設備及用品消費支出、醫療保健消費支出、交通通信消費支出、文教娛樂消費支出、其他消費支出。和大多數文獻一樣，本文選取歷年農村人均消費支出作為衡量消費行為的標準，并采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其進行調整，以1985年作為基期。

2、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純收入（SI）：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工資性純收入是指農村住戶成員受雇于單位或個人，靠出賣勞動力而獲得的全部勞動報酬和各種福利收入。

3、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FMI）：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收入指農村住戶以家庭為生產經營單位進行生產籌劃和管理而獲得的收入。家庭經營活動按行業劃分為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和郵電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社會服務業、文教衛生業和其他家庭經營。

4、農村居民轉移支付性收入（TI）：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指農村住戶和住戶成員無須付出任何對應物而獲得的貨物、服務、資金或資產所有權等，不包括無償提供的用于固定資本形成的資金。一般情況下，指農村住戶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轉移性純收入不包括農村內部親友贈送收入。

5、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AI）：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指金融資產或有形非生產性資產的所有者向其他機構單位提供資金或將有形非生產性資產供其支配，作為回報而從中獲得的收入。

本文采用1993～2013年全國31省份的農村分組收入和生活消費支出的面板數據，為了減少指標數量級以及異方差性對模型的影響，本文對以上五個指標進行了對數化處理，并且采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上述指標進行調整，以1985年為基期。本文所采用的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四、實證分析

（一）面板模型的選擇。Panel Data模型可以分為三種形式，對面板數據進行估計時，如果模型形式設定不正確，估計結果將與所要模擬的經濟現實偏差較大。因此，本文首先采用協變分析檢驗模型的正確形式，主要檢驗兩個假設：

假設1：斜率在不同的橫截面樣本點上和時間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

H1：yit=αi+X_itβ+μ_it

假設2：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橫截面樣本點和時間上都相同

H2：y_it=α+X_itβ+μit

如果接受了假設2，則沒必要進行進一步的檢驗;如果拒絕了假設2，就應該檢驗假設1，判斷斜率是否都相等;如果假設1被拒絕，就應該采取如下模型：

y_it=αi+X_itβ_i+μ_it（i=1，2，…，N;t=1，2，…，T）

構造F統計量來檢驗兩個假設，經過計算，拒絕假設2，接受假設1。因此，本文的數據符合變截距模型。

（二）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模型的選擇。確定了模型的正確形式后，需進一步選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對于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見表1。（表1）

由表1可知，該檢驗拒絕了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因此應該建立固定效應模型。所以本文建立的變截距固定模型如下：

LnRPC_it=α_it+β_itLnFMI_it+γ_itLnSI_it+θ_itLnTI_it+λ_itLnAI_it+μ_it

（三）模型的估計。運用Eviews6.0軟件對變截距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廣義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得到如下結果如表2所示。（表2）

從上表回歸結果看，模型擬合效果較好，四個方程的F檢驗值都通過了顯著水平為1%的F檢驗，表明模型的整體擬合度較高。同時，不同區域自回歸AR（1）的過程都在1%水平上顯著，DW值（DW=1.65）均大于5%水平的臨界值，無序列相關性，即回歸結果適用于分析。

（四）模型估計結果分析。從全國范圍來看，雖然家庭經營性收入對消費的影響最大，但工資性純收入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是日益顯著的，二者一并稱為農村居民消費的雙動力;同時，轉移性收入與財產性收入具有乘數效應，TI、AI每增加1元，居民消費支出分別增加1.402元和2.604元，具有明顯的引致消費效應。

由于不同地區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不一致，所以其對消費支出的影響也不相同。本文劃分了中、東、西部三個地區進行研究。由表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三個地區不同性質收入對消費行為的影響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三個地區的家庭經營性收入對消費行為的影響是顯著的。其中，東部地區家庭經營性收入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最好，彈性系數為0.7905，而中部地區最弱，消費邊際傾向為0.5703。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家庭經營性收入在農民純收入的比重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這可能與農業邊際產出的下降和增收困難有關。

2、三個地區的工資性收入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也都較為顯著。其中，西部地區工資性收入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最為顯著，明顯高于中、東部地區，也高于全國總體水平。近幾年，外出打工的農民越來越多，所以工資性收入在農民總收入中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3、在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對消費影響的檢驗中，東部地區的財產性收入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他地區兩種收入對消費的影響都具有乘數效應。其中，財產性收入對農民消費的促進作用不具有明顯的滯后效應;對于轉移性收入對消費的促進作用，中西部地區較為明顯，這與近幾年國家對農業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采用1993～2013年我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通過建立Panel Data模型，實證研究了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對消費行為的影響，研究表明：

（一）從整體上看，雖然農村居民的基本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純收入）在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居民的非基本收入（轉移性和財產性收入）對消費的促進效應也是不容忽視的，而且從長期看來，這種促進效應是日益顯著的，而且具有乘數效應。因此，在未來的“增收促消”計劃中，我們不僅要加大對農業的扶持，提高農村居民的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還要進一步完善農村醫療以及社會保障體系，增加財政補助，提高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收入，提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與此同時，我們還應加快改革農村金融制度，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入，降低流動性約束對農村消費的不利影響。

（二）從區域上看，對于東部地區來說，家庭經營性收入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對于西部地區來說，工資性收入對消費的拉動明顯高于其他三種收入。因此，針對中、東、西部的差異，我們應采取不同的措施“增收促銷”。東部地區二三產業比較發達，中小企業較為集中，政府應加大對東部地區中小企業的引導和支持，從而拉動農村居民的收入與消費;中部地區地少人多，農村人力資源豐富，政府應更好地引導農村居民進城打工，加大對這這些外出務工的農民的技術培訓，從而增加他們的工資性收入;西部地區雖然發展相對落后，但是其消費潛力是巨大的，發展前景也廣闊。短期來看，政府應采用補償性的財政政策促進西部的農業發展，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長期來看，政府應積極建立與完善西部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農民養老、醫療的負擔，間接增加農村居民的轉移性收入，創造良好的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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