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對山西商人的影響

摘 要：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的全線貫通，溝通了江南和華北兩大經濟區，隨著南北經濟貿易聯系的加強，京杭運河區域已經發展成為重要的基本經濟區，逐漸形成了統一的區域市場。明清時期的晉商在這一區域的活動頻繁。晉商在京杭運河區域商品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運河區域社會發展變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京杭大運河在晉商發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明清 京杭大運河 晉商 運河發展

中圖分類號：F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4-230-03

無論古代還是現代，交通均在經濟發展中的扮演著重要作用。從經濟地理的角度分析，經濟活動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集中，地理集中依賴于收益遞增、運輸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商人傾向于運輸成本小的地方和市場需求大的地方。由于我國的地理特點是大部分河流均呈東西走向，京杭大運河溝通中國明清時期南北經濟的作用巨大。山西商人在這一進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的地理概況

明清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了南方。明清兩代均建都北京，政治中心卻在北方，生產區域和消費區域的分離需要把東南的糧米運到北方。由于古代落后的交通運輸方式，水運的成本遠遠低于陸運成本。因此，京杭大運河成了明清兩朝的經濟生命線。

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和太湖流域的水網，是我國南北水運的主通道。大運河流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六省市，全長1，794公里。地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大運河作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縱貫華北、華東兩大基本經濟區，腹地遼闊，資源豐富，是中國主要的糧、棉、油、蠶桑、麻產區。這條線路上有北京、天津、臨清、德州、聊城、濟寧、淮安、揚州、鎮江、無錫、常州、蘇州、杭州等商業城鎮和廣大農村集市，覆蓋華北、華東大部地區。當年全國各地的商人爭先恐后來到運河兩岸，搶占商機，分攫市利。山西商人大量向淮浙地區移居，靠近兩淮鹽場的揚州就成為山陜商幫聚集之地。杭州、蘇州等運河重鎮當年寄居著難以計數的山陜商人。運河沿線的許多城市集鎮，至今仍有許多山西商人修建的會館留存下來，映證著昔日山西商人的在當地經商的輝煌歷史。借助運河交通的便利和市場網絡的完善，山西商人給中國東部地區帶去了經濟活力和文化，推動了運河區域的社會發展與繁榮，促進了中國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繁榮。

明、清時期的京杭大運河可分為七段。第一段，大運河南起杭州經蘇州到鎮江稱為江南運河，是大運河在長江以南的一段。溝通長江、錢塘江及太湖平原諸水系，流經崇德、嘉興府、吳江、蘇州府、無錫、常州府、丹陽、鎮江府，是這一地區重要的水運通道。第二段，過長江后由揚州經高郵達淮陰段稱為里運河。里運河是京杭大運河介于長江和淮河之間的河段，流經揚州府、高郵州、寶應到淮安府，北接中運河，南接江南運河，長170余公里，是大運河最早修鑿的河段。第三段，從淮陰經駱馬湖、邳州至臺兒莊稱為中運河，長186公里。經清河、宿遷到臺兒莊，在19世紀中葉黃河北徙以前的600年間，中運河曾穿過奔騰的黃河。黃河、淮河和大運河三水交匯后，水大流急，因此歷代沿河修筑堤防特別多。中運河與駱馬湖和中國第四大淡水湖洪澤湖互相連通。第四段，從臺兒莊經夏鎮、微山湖、濟寧、南旺湖、東平湖至臨清段稱為山東運河（或魯運河）。山東運河從南往北，山東運河及其支河分別穿過嶧縣、滕縣、魚臺、鄒縣、濟寧州、張秋鎮、東昌府（聊城）、堂邑、臨清州、武城、故城、德州等運河城鎮。在明代山東的運河城鎮中，府一級的代表是東昌府，州縣一級的代表是德州、濟寧、臨清，鎮一級的代表則是張秋。第五段，從臨清經德州、東光、南皮、滄州、青縣、靜海到達天津段稱為御河或南運河。第六段，天津至通縣段京杭大運河稱為北運河。從天津市三岔河口入海河處到北京市通州北關，總長148公里。第七段，通縣至北京市區積水潭段稱為通惠河。

二、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古代中國由北京出發的南北向的重要交通道路只有兩條：一條是由北京至南京的官馬大道，另一條就是京杭大運河。運河從其開鑿目的出發，供水能力是次要的，其運輸功能才是最為重要的。它不僅承擔著漕運的任務，還兼有商運和其他運輸。對于運河沿岸的城鎮來說，運河首先是對外交通的主要載體。借助河流的對外交通聯系作用，城鎮建立起碼頭以及相關產業，成為推動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運河南北交通動脈地位的確立，帶動了整個運河區域陸路交通的發達。鄰近地區的大宗物資多經過運河轉運到全國各地，于是開辟出以運河為軸心向兩側輻射的水陸交通路線。與運河平行的官道是國家的驛道，也是貫通南北的商路，它與運河走向平行，在南北兩端又與運河相交。同時，與運河垂直相交的東西走向也存在著許多重要的交通路線。這些路線中的自然河流，為運河提供水源補給；幾條大路溝通了運河聚落與西部各地區的聯系。還有一些以運河碼頭為起點，以城鎮為終點的輻射型道路，聯系了城鎮與鄉村。這些或平行于運河，或垂直于運河，與其一起構建了運河區域的水陸交通網。

明、清兩代維持元運河的基礎，明時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廢的山東境內河段，從明中葉到清前期，在山東微山湖的夏鎮（今微山縣）至清江浦（今淮安）間，進行了黃運分離的開泇口運河、通濟新河、中河等運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間開挖月河，進行了湖漕分離的工程。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歷史上曾起過巨大作用。運河的通航，促進了沿岸城市的迅速發展。明代京杭大運河的竣通給華北地區帶來了發展的新機遇，漕運往來極大地促進了沿線商業城鎮的崛起。以運河航線為主的水路交通日益得到擴展，在這些水路沿線，大小城鎮成為了商品流通的樞紐，承載著商品的集散與周流，大宗商品的遠距離貿易在漸趨穩定的商品專業化生產基地和穩定的銷售市場之間展開。運河的開發拉動了兩岸城鎮逐漸向其靠攏，孕育、形成了一批運河城市。

明清時期，南北方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在擴大。從南方運出到北方售賣的多是經過加工的制成品，從北方運到南方銷售的多是未經過加工的初級農產品。運河全線貫通以后，眾多的商船來往穿梭于運河之上，它們運載的商品也和漕船夾帶的貨物一樣，多在運河沿岸碼頭從事交易。各地的商人裝載貨物，南下北上，運河成為南北之間最重要的商路。南方礦產，如鑄錢的銅鉛大部分順江而下，沿運而上。清乾隆時云南采銅，每年由長江、運河運北京，定額630萬斤，需要船數千只。運河之東的濱海地區有不少鹽場，所產之鹽多數經過運河外運。蘇北兩淮鹽場之鹽行銷安徽一帶，浙江鹽場之鹽行銷太湖流域，長蘆鹽場之鹽行銷河南、北直隸等地，山東鹽場之鹽行銷山東、北直隸、蘇北等地區，都要利用一段運河，以水運節省運費。明代棉花種植已普及北方，而紡織業主要在江南，棉花南運，布匹北運都經由運河實現。清代北方織布業雖大量發展，太湖流域的絲織品和棉布仍有相當數量北運，號稱“衣被天下”，五六百年來始終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隨著運河南北經濟聯系的加強，在運河地區也逐漸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區域市場。

政府把收取商稅的目光投向運河的沿岸主要城市，永樂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山東巡撫陳濟上疏說：“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京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榷一年，以為定額”。說明由于水路運輸成本低廉，可裝載大宗貨物，內河航運風險較小，京杭大運河是南北商人長途販運首選的運輸路線。

明清時期，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城市服務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疏通大運河本是政府運輸漕糧到京師的需要，但漕運的興盛，加上政府允許漕船夾帶私貨，允許民船商船通航等政策，使得南北物資流轉加快，區域經濟繁榮了起來，手工業和商業的不斷發展，南北物資交流和文化交流的繁盛，創造了大（下轉第234頁）（上接第231頁）量的服務需求，服務于商業的行業如金融業、商業中介、物流倉儲業、交通運輸業等因之發達起來。運河流域的客運業也發展了起來。

三、明清時期山西商人在運河流域的活動情況

由于商業城市的發展，全國出現了不少財力雄厚的富商，如山西的票號商、揚州的山西鹽商等。伴隨著清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山西商人發展到鼎盛時期，經營種類從明代的鹽、茶、棉等行業增加到清代的鹽、茶、棉、煙、皮、木、藥、錢、鐵器、絲綢、洋銅、票號等十多類。山西商人的活動范圍也得到很大的擴展。明代揚州的山西鹽商成為與徽商并雄的兩大商幫，清代后期遍及全國商埠重鎮的山西票號分莊，以及清代晉商在各地興建的關帝廟、山西會館或山陜會館等，成為推動運河區域經濟、文化、城市等方面發展的重要載體。山西商人成為活躍在大運河區域的重要商幫，他們的經營活動與經營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當地社會的發展甚至起到了某些引領作用。

晉商在京杭大運河流域的經商活動分為兩類。一類是晉商促進了山西地區與京杭大運河流域的商品物質大交流。一方面，晉商借助運河交通大動脈將山西的特產品、農產品、礦產品和手工業品，販運到運河流域的各個城鎮；另一方面，晉商將京杭大運河流域的農產品、手工業品，通過京杭大運河販回山西市場。另一類是晉商在京杭大運河運河沿線雙向長途販運的商業活動。晉商將江南的糧食、手工業產品向北販運到山東、北京，甚至轉販到東北地區。山西商人在運河流域的商貿活動有力地促進了華北經濟區和江南經濟區的交流。

同時，晉商為了保證經營活動順利開展，在京杭大運河沿線各地建造大量的會館，加強了北方地域文化和江南地域文化的交流，有力促進了運河沿線地區和山西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2] 劉建生，商業與金融：近世以來的區域經濟發展，山西經濟出版社，2009

（作者簡介：童小麗，女，山西應縣人，1976—，山西師范大學地理教育專業畢業，山西省朔州市應縣一中教師，中教二級。）

（責編：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