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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體育危機事件的應對策略分析

2016-11-22 12:25楊欣
今傳媒 2016年10期

楊欣

摘 要:伴隨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不止滿足于富足的物質生活,也追求豐富的精神生活。體育文化作為文化的一部分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們越來越關心國內及國際上的各種體育賽事,隨著關注度的提升,體育賽事中出現的各種危機事件也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討論的焦點話題,如何做好體育危機事件應對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從2016年發生的“格里芬事件”和“足協杯暴力事件”展開討論,分析國內外對于體育危機事件應對策略的差異,為國內的體育危機事件處理提供一些新思路。

關鍵詞:危機傳播;體育危機公關;形象管理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0-0048-02

體育運動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門話題,自1991年開始申請奧運會到2008年成功舉辦奧運會,體育文化逐步走進公眾關注的視野。在日益豐滿的物質生活中,公眾對于精神層面的需求越來越大,體育文化作為普世性的文化成為公眾重點關注的文化內容,體育方面發生的危機事件就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以及體育組織應對的重點和難點。體育事業的不斷發展,使得體育危機公關越來越重要,與西方的體育危機公關處理相比我國還有許多不足,在對比中發現不足才能更好的改善我們的處理方式,進一步建構體育形象以及國家形象。

一、體育危機公關的重要性

在時代不斷發展的今天,我國成為一個體育大國,體育產業逐漸發展且規模巨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多方面的發展進程。體育文化是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形象也是國家形象的重要展示。國內對于體育危機事件的研究持續進行,大致分為四個研究視角:體育明星個人、體育組織或體育賽事、體育危機公關模式以及新環境(新媒體、全媒體、大數據時代)下體育危機公關對于媒體運用,主要對體育危機的概念和種類進行了闡述,對體育危機事件的成因進行分析以及就具體的體育危機事件而言分析其公關處理模式。

英國公共關系危機處理專家邁克爾·里杰斯特曾說過,“若一個組織不能就其發生的危機與公眾進行合適的溝通,不能告訴社會它對災難局面正在采取什么補救措施,不能很好地表現它對所發生事故的態度,這無疑將會給組織的信謄帶來致命的損害,甚至有可能導致組織的消亡”[1]。這段話明確地指出了危機公關在組織危機事件處理中是十分必要且對組織發展有決定性的作用。在體育傳播中,危機事件的公關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體育公關指的是體育公共關系,具體為體育部門或組織通過傳播手段,實現與公眾及其他特定關系對象之間的協調與溝通功能[2]。在體育危機事件中,體育組織不能有效地開展公關工作,對于體育明星個人形象及體育組織形象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所以必須慎重對待。

二、中西方體育危機事件案例分析

在體育危機事件中,體育明星毆斗是最為常見且性質惡劣的暴力事件。以2016年1月美國NBA的“格里芬事件”和2016年5月在國內發生的“足協杯暴力事件”進行對比,分析國內與國外在體育暴力事件中在處理方面有何差異。

1.“格里芬事件”

在2016年,國內外先后發生多起類似的體育明星毆斗事件,具體以美國NBA的“格里芬事件”和國內的“足協杯暴力事件”展開討論。北京時間1月24日,快船球星布雷克·格里芬與特斯蒂倫多,二人因為一些事發生爭吵并發展至毆斗,最后致使格里芬右手手掌骨折,復出之期再一次推遲。在2月10日,NBA聯盟對他打人事件馬上做出具體處罰:禁賽四場,罰5場薪水??齑牨硎緯⑦@五場比賽的薪水全部捐贈給洛杉磯的殘障兒童公益組織。

從NBA官方微博發布的消息來看,1月27日,格里芬發文致歉:為所做的事后悔,望盡快回歸。2月4日NBA總裁亞當—蕭華在接近采訪時透露,“我相信他也知道必須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1月27日,灌籃雜志官方微博發布球隊老板的聯合申明,打人是個人行為,不代表球隊立場。在“格里芬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格里芬個人、NBA官方及快船隊老板都及時發布消息,表明各自對于惡性毆斗事件的立場。

2.“足協杯暴力事件”

2016年5月11日,在中國足協杯第三輪比賽中業余球隊武漢宏興隊主場對陣衛冕冠軍江蘇蘇寧易購隊的比賽引起了各界的高度關注,不僅是因為蘇寧在補時階段1:0絕殺宏興,還有在終場哨響后,賽場上突然發生混戰,宏興球員在主場上追打客隊蘇寧球員,行為十分惡劣且導致多名蘇寧球員受傷。此次的暴力事件通過微信、微博傳播后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和一輪輿論風波,影響十分惡劣。

比賽進行到下午的17:04,也就是傷停補時的第9分鐘,替補球員戈偉以頭球絕殺宏興,可當裁判的哨聲響起時,雙方球員在現場發生激烈的沖突。二十分鐘后,一個微信賬號“曹?!保ㄒ伤铺K寧俱樂部工作人員)在自己的朋友圈發布信息,稱蘇寧所有球員被打,并且無法撥出電話,向各界朋友求助幫忙報警。隨后,蘇寧隨隊記者、俱樂部的工作人員以及現場球迷陸續通過微博、微信傳出現場的群毆圖片與視頻資料,大量圖片和視頻都證明:蘇寧球員確實遭到了宏興球員的賽后群毆。事件發生后,在接到足協新聞發布會通知的蘇寧俱樂部并沒有參加,而是選擇全隊人員乘最近一班動車火速返回南京。下午17:48時,蘇寧俱樂部的青少年教練李銳將隊員受傷的圖片貼到了微博中,并被多次轉發。

兩個小時后,中國足協新聞辦在微博發布消息:足協杯武漢宏興隊主場對江蘇蘇寧隊比賽中發生嚴重的違規違紀事件。中國足協對此事表示高度重視,并且職業聯賽理事會執行局已經啟動調查程序,承諾在認真調查核實后,依規對涉事的球員進行嚴肅處理。中國足協明確自身立場,堅決反對任何違反賽場紀律的不良行為,并呼吁賽事的所有參與者,能在比賽中保持理性[3]。蘇寧俱樂部在晚上8點也發布消息,表示球隊已經報警,此事會通過法律手段處理,并且也會將具體情況上報至中國足協,請足協按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理。當晚22點,武漢宏興總經理黃承高接受采訪時說道"我們是個業余球隊,蘇寧是職業球隊,我們守了97分鐘,但最后被進球了,而他們進球后有挑釁動作,所以我們替補席上的球員先和對方球員打起來了。我這次向中國足協和廣大球迷道歉;向蘇寧俱樂部及受傷球員道歉;我們將根據錄像核實,動手隊員一經查實,將一律開除出俱樂部。[4]"由于事件發生時的圖片和視頻資料都相當充分,媒體報道也多用現場圖片和視頻為主,現場激戰的狀況讓輿論呈現一邊倒的情況。

三、體育危機事件的應對策略分析

在體育危機事件中,不恰當的公關方式會給體育明星個人的形象和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以及會損害體育組織的形象乃至國家形象。在互聯網連接世界的時代里,體育危機公關必須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相比于西方的危機公關我們在長期系統的處理模式上和形象管理意識上還有一定的不足,針對不足之處可以獲得相應的處理方式。

1.中西方體育事件危機公關的差異。(1)長期系統的處理模式。在NBA早有對運動員管理的意識,無論是對于運動員的著裝還是肖像及行為的管理。在美國NBA這個全球矚目的頂級籃球聯賽中,有著一系列嚴苛的著裝令,并且每年的休賽期都會對規定進行一定的調整。對于不符合規定的球員,有相應的處罰規定[5]。在美國NBA聯盟里,對于運動員的著裝、行為等各方面都有約束規定以及相應的處罰措施,當聯盟中的球員一旦違反規定,聯盟可以根據相關的處罰規定及時進行處理。這一系列的規定,也是在不斷的賽事中磨合所得,國內就缺乏這樣高效明確的規定和處罰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確保在體育危機事件發生時,官方能夠迅速跟進;(2)形象修復與建構的意識。在西方,體育組織尤其注重對于運動員及整個組織的形象修復工作,在形象修復及形象建構上有很強的意識。從格里芬事件可以看出快船隊或者是NBA官方聯盟發布信息的出發點都是為了挽回觀眾對于組織的信任及好感,不論是對格里芬個人的禁賽處罰及罰薪并捐獻給公益組織等行為,還是來自快船隊全隊對格里芬的集體“調戲”,以及關于格里芬交易的流言,都讓觀眾從格里芬事件給快船隊或者是整個聯盟的帶來惡劣影響走出來,感受其正面向上的組織形象。

對比國內,在形象修復或者是形象建構方面做的還遠遠不夠。從來說,對于系統形象建構的意識來說,不論是從個人、組織或是媒體都沒有或者是不完全擁有。就“足協杯暴力事件”而言,不論是雙方的球員,還是業余球隊的武漢宏興、職業球隊的江蘇蘇寧及足協杯的主辦方中國足球協會,在暴力事件發生后除了對暴力事件進展的情況進行公示或是連公示都沒有的冷處理,都體現了國內的體育明星個人及體育組織對于形象修復或者是建構方面沒有足夠的重視,這是國內體育事件危機公關一直以來忽視的重要部分。

2.體育事件危機公關的應對需注意的問題。(1)把握公關的黃金時間。俗話說的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在危機事件發生的開始做好危機公關則可以將事件的損害減少到低,當然是在處理的比較妥善的情況下。在體育賽事中,也是一樣的道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新媒體往往成為引起輿論熱潮的起點,這也給體育危機事件公關增加了一定的困難,畢竟人人都有發聲的權利和條件,傳統的公關模式肯定是防不勝防,難以預料并及時作出反應的。所以在體育危機事件處理的首要問題是必須把握公關的黃金時間。在互聯網時代,預警機制對于危機公關處理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大數據的分析能力,預測可能產生危機的信息或事件,或者在危機事件初期抓取信息并及時處理。在技術上無法達到這個程度,那么也要清楚認識對于危機事件的處理,疏導遠比隱瞞真相要讓公眾更容易認同和理解。所以在危機事件發生的萌芽階段,把握黃金時間,告知公眾真相占得公關先機;(2)注重長期的形象管理。體育文化作為文化軟實力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體育形象也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所以在全球化社會的今天,無論是體育明星個人還是體育組織的形象與國家形象的建構都是息息相關的。正如納爾遜·曼德拉所說“體育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現代體育自誕生起就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在某種程度上國際賽事中的體育展示和競技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符號,進而成為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6]。涉及體育事件危機公關的過程中,必須用長遠的眼光進行形象管理,要有個人形象、組織形象與國家形象相互影響、相互勾連的意識。體育組織無論是對于運動員日常言行的管理,還是對于危機事件的公關處理,與媒體對于體育危機事件的相關報道中都要應有體育形象與國家形象的概念。

參考文獻:

[1] 鐘麗萍.大型體育賽事危機公關事件的成因探析[J].體育研究與教育,2015(6).

[2] 邁克爾·里杰斯特.危機公關[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

[3] 中國足協新聞辦[EB/OL].http://weibo.com/p/1001062428962854/home?from=page_100106&mod=TAB&is_hot=1#place.

[4] 微信號:央視新聞.球場暴力再現!足協杯武漢宏興圍毆江蘇蘇寧[EB/OL].http://www.weixinla.com/document/2471099/.

[5] 著裝令.百度百科[EB/OL].http://baike.baidu.com/linkurl=avMLUPOPCIWel2Kz8jpOAv1Yvr6qqyVnsSeN37FcYXKMQCRGPPdkEBL_JGiBBFUR8fJtBUiskyxHOxsTmx2lE_.

[6] 張慶武.危機管理視角下的中國體育文化傳播與國家形象建構[J].體育與科學,2015(3).

[責任編輯:東方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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