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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技的局限與極致

2016-11-22 20:54林若熹
美與時代·美術學刊 2016年9期
關鍵詞:符號化筆墨中國畫

撞技即撞水撞粉的簡稱,沒骨畫寫生的理性及臥筆寫意的感性,是對工寫兩極的折中與調和,而撞技卻是把兩類不可調和的顏色,通過“撞”的方法,把它們相融在一起。

技法極致有兩種結果:一是技升華為道。其道已溢出畫的范疇,即從畫入道,其技也非具體的某技,是廣義之技,技在此成為修煉道德的工具形式,要修煉得道,可能需要一生的生命態度。技升為道的兩個必要前提——博養與熟技;另一結果是技的僵死。任何技都是從生到熟,并且熟技是表現效果強有力的保證,若為技而技的熟技,即把技的過程手段,錯為目標結果,為技而技的結局便是技的僵死。

技升華為道存在博養與熟技問題,即文技與質道問題。論道繞不開器,對道的表現用某種載體表現,是名實關系的落實,古早對道最形象最簡潔直白的表達是用器。器就成為道的載體表現,因道有含容萬物的德性,而各種規制器形就是道理。早期器形制語言、圖案語言、文字語言,更多地存在于“記志”作用,功能多方結合有助于具體地表達。隨著結合深入與發展器便慢慢地定型符號化。同理,一劃的圖案、文字、繪畫也會符號化。正因為符號化才有溝通的可能,在最初器與圖案的符號化階段,是當時人們精神、行為交流的語言,用后來的表述方法是文與言一體化。當文字產生,主要是統一時,文就慢慢代替了器與圖案的外形,內形便融入隨之發展起來的繪畫,終器與圖案的實存歸于技??鬃釉凇墩撜Z·為政》中提出的“君子不器”就是從技的角度。然而作為名還在不停地沿用,包括孔子。從文“注經”至“談玄”到“格物”無不是從技回溯道。于是對文的深廣修養便有明見的“技于道”,而回溯本身就是技——宗經詩學。宗經詩學是技與道作用的結果,也是技的終極目標。然技在目標過程也能形成極致的狀態。宗經詩學從宗經詩學的角度,器與圖案符號化便進入言,文符號化最具言性的是成語,成語是文字的言,是語言的文,既抽象又具象,另一與文切入口不同的造型語言,中國畫的筆墨語言,同樣既抽象又具象。成語與筆墨的形成及其多義性,都顯示其文化的意義,它們各自既可獨立擔當,也可合而為之。成語與筆墨兩者本身也可互比:可謂文之“筆墨”,畫之“成語”。然而無論筆墨還是成語都須錘煉之技,方有“游”感。

高劍父認為:“古人寫花向無撞粉之法,自宋院畫至南田時,用粉皆系抹粉、摳粉、點粉、勾粉而已,未嘗有撞粉也?!备呤舷蛭覀冋f明居氏撞粉是獨創,同時也讓我明白居氏撞粉只是諸多用粉法中之一。其實居氏除撞粉外,還撻粉、勾粉、立粉,還用分染、醒勒等法。創造是在對多種法的廣泛修養,及多種法之技的修煉達到“游”時,方能產生。就其法而論,撞技也不例外有其局限。如果把法看成是工具手段,對于法有創造性的運用,其法便隱退,被目的的創造所遮閉。目的是表現,任何法都是為了表現更深切,就像語言文字符號,如若沒有構思創造出讓人品味的形象,便是句子與詞語。然法與符號畢竟是兩回事,但法成為某種載體時,便符號化了,這是撞技的問題,也是所有法存在的問題。

撞技是一種獨特的技法。他法也自有其優處,法是相對獨立存在的,后人用法與看法卻有不同。我們來看晉代陸機的《文賦》上承曹丕的《典論·論文》,下啟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鐘嶸的《詩品》,《文賦》本身是一篇優秀的賦體文學作品,在表現的形式問題上作了深廣的探索,以致于曾被后人批評為形式主義理論的創始人,現在看來,此批評過高的抬舉了陸機。蘇珊·朗格的藝術理論中提出“藝術是創造出來的表現性形式”。這一關于藝術的定義,并認為是“合適于任何藝術家所創造的任何東西……也包含在慣例中的藝術概念——即藝術家的采用的藝術概念——并不是隨著時代的改變而改變,也不是隨著地區的改變而改變”。這么一個永恒且無比廣泛的定義,你的第一反應肯定是保留的態度,但細想也不無道理,何況這樣的定義也不只蘇氏一人提出,克利夫·貝爾就有“有意味的形式”說。我們在前文提到在文明最初誕生時,有與無,文與質就已一體而生,盡管陸機被舉為形式主義理論的始祖,那也是相對,是文質一體的質面切入。依此看來,形式問題成為藝術原則是值得深入探討的,但形式問題成為創造法則就不會有異議,有異議的是法本身——形式。劉勰對陸機形式的評議是“繁”,而葛洪與鐘嶸的評議則是“富”“贍”,這都是以法論的結果。如若把法看作目的,結果就不是這樣,六朝的文學就是把陸機形式的法看作目的結果,其作品便是真正的形式主義?;剡^頭來,我們看文人畫筆墨表現形式成為目的的法時,在清末便成為僵死的形式。同理,二居撞技被作為目的追求時,“居毒”便產生,這就是撞技的局限,也是所有法的局限,問題是我們無法阻止法被作為目的的追求。在美術史的描述中,美術形態發生變化,跟諸如文化的原因,宗教的原因,工具等相關,但有一重要且直接的影響,卻被輕視或忽略,那就是新創作方法的產生。當然創新方法需要時間的驗證,任何對當時新方法的肯定,都具有冒險性,新的創作方法被普遍認可并延續時,新的傳統便形成,新的創作方法及以傳統各種技術方法手段的交叉結合運用,再加因人、因地、因時,就有不同的風格產生,但中國繪畫(一切文藝形態)不會輕易產生法,并輕易承認法。正因為創新法在傳承中的作用,特別是某些影響極大的法,會流行相對很長的時間,并慢慢地成為最持久的傳統,這就導致無論是對傳統(已形成之法)的追求,還是被流行感染,都很容易目的化。我們不但無法阻止法被目的化,還常常誤導,比如對傳統的學習,由于過分強調其重要性,便容易學死而不能走出傳統;又如受西方造型訓練的影響。中國繪畫向來意象造型,真的訓練是對感覺的鍛造,造型能力的獲得是上文提到的“新跡彌舊本”式,而非西畫具體落實對物寫生造型的訓練,造型能力的獲得是對物象的具體逼真的描摹。中國畫學習對物寫生的訓練,不小心,便把物形當真了。

關于寫生筆者在《物理、畫理與道理》有表述,這里從中西不同的寫生概念出發,對中國畫寫生提出五方面的見解。

一、寫生概念有二,一為寫物之生意,一為寫物之外形。寫物之生意是創作,寫物之外形是造型訓練?!肮湃藢懮?,即寫物之生意”。

二、寫生二概念關系。寫物之外形作為畫之基礎是有效的訓練方法,有好的造型能力,才有好的作品產生的可能,即才有能力寫物之生意。若無造型能力,創作更是一句空話。有造型能力,便可造任意想造之形,其中包括傳統中國畫的筆墨形及現代中國畫的抽象形,他們之間的關系是遞進關系。中國畫的造型能力要達到游刃有余,方能使畫有“游”感。

三、寫生在創作中作為一個過程,前提是有好的造型能力。在此前提對物寫生創作,物便是創作的第一手素材。面對所畫之物要有虛靜共感的定勢,全方位地化物狀態,才能與第一手材料產生既遠又明的生命節律之意象。

四、寫生創作不是畫畫唯一的途徑。當你借物象表現時,寫生便成為必然,若你用造型語言本身表現,或筆墨語言表現,便無需寫生。藝術是一種本能的人文表現,造型藝術便是從一劃的本能開始,畫才開始有人文的表現,同時畫的造型語言也被符號的語言所遮蔽。盡管中國畫有自己的骨線、類色、筆墨、肌理等語言,但中國畫的基因已經有了文、史、哲及自然物象,因此創作形態便多元化。

五、畫畫本質是創造。中國畫的真,是指內形的真,當然可以內外形一樣真。而抄襲只是外形的象,再逼真也難以與其本象等真,然內形真便能與其本真像象征、比喻一樣比真。畫是要求第三者參與創作活動的。象是無需第三者參與創作的。藝術創造必須經由第三者才有意義。經由第三者便存在著已然而不可繞開的問題——造型語言。

寫生創作是作品構成的創作方法,撞技是造型語言之技。寫生最容易被大眾所接受,而肌理卻最不容易被大眾所接受,最容易被接受承載著不容易被接受,新的東西便在不知不覺中進入觀眾的視野,慢慢地培植著新的造型語言。法作為表現的手段也是需要技術的優良品質。一種新技法的誕生,開始是其法的實驗階段,然后是應用階段,最后是升華為道的階段。

撞技的方法容易學成并應用,但撞技應用要達到預想的效果卻有難度。從技看,撞法易達易熟也易匠,撞效果的度難達不易控制;從道看,難達的自然形成肌理倒有天然的游感,這就要求須順勢而為的靈性操控,而這能力的獲得是建立在游刃有余之技的基礎上,此時之游技已入道。若撞技單純地從沒骨畫的勾勒染寫之先后復筆爭端抽離出來,只存其最本質的一筆寫(側臥筆)為先,以撞的形式為復筆,其形成的肌理的出位的局限(此局限非撞技之度),反倒有可能成為新的造型語言之開源。

林若熹

1963年出生,北京人,祖籍廣東惠來。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委員會委員。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8年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學士。

2002年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

2016年“中國畫水論”獲文化部文化藝術立項項目。

2016年“林若熹2016”個展,由法國尚邦市政府、法國第25屆樹下閱讀活動主辦支持,在法國塞爾維?諾德藝術莊園展出,并作為“中法藝術之春”的閉幕式之一,在廣東天泰美術館展出。

2014年《沒骨風——現代中國畫水論》(主編),嶺南美術出版社并獲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原創精品出版資金扶持項目”。

2013年《可園符號——嶺南畫派與現代中國畫》獲“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2013年度學科共建顯目”

2011 年文化部交流項目《握手中國——雷米·艾融·林若熹巡回畫展》在廣東省博物館及中外巡回展出。

2008年創立“廣東省林若熹藝術基金會”。

2005年《行愿——林若熹作品集》上(工筆集)、中(寫意集)、下(沒骨集),嶺南美術出版社。

2003——2007年《白描研究》獲全國藝術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成果《中國畫?線意志》(論著),由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2010年。

1998、2000年在臺灣國父紀念館、彰化文化館舉辦個人畫展。

1993、2005年兩度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畫展,并多次在中外舉辦個展。

1994年作品《夕陽》獲“第三屆中國畫展”二等獎。

1993年作品《黃金時代》獲“首屆全國中國畫展”優秀獎。

1989年作品《春夏秋冬》獲“第七屆全國美展”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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