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轉型時期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趨向及對策研究

林純純

摘 要：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從擴散到重聚的趨勢性變化，導致以占有大量資源的強勢群體和擁有大量人口的弱勢群體為特征的兩極社會形成，社會利益結構、階層結構嚴重失衡。按照共建共享原則，從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兩個層面著手，建立利益大體保持均衡的制度框架，成為化解階層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資源配置方式；階層分化；總趨向；對策

階層分化是社會轉型的重要標志。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主張資源的配置和對資源的占有是階層結構形成的基礎，認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必然導致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既是階層分化的前提和條件，也是階層分化的實質和表征。因此，要說明轉型時期中國社會貧富分化的事實，廓清階層分化的現狀、揭示階層力量 發展 變化的趨勢及其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必須首先對轉型時期的資源配置及其變化狀況進行詳細考察。

一、資源配置方式從擴散到重聚的趨勢性變化

社會資源從類型上可以大體分為三類：一是經濟資源即物質性的財富，二是政治資源即政治權利，三是社會威望或社會聲譽。在任何社會，這三類資源都是稀缺性資源。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資源擴散，即擁有某種資源較多的人或群體不一定也擁有較多其他的資源；另一種是資源積聚，即各種不同資源往往集中在同一部分人的手中。資源配置方式不同，對階層的影響和效應也很不相同。

經濟市場化的改革不僅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而且還造就了階層分化的歷史契機和演變動因。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以農民的分化為起點，廣泛覆蓋并迅速滲透到原有的或新生的社會各階層中去。

資源擴散的良性演變趨勢開始出現逆轉，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官倒”的出現。一些擁有或接近政治與行政權力的人，正是靠著“官倒”積累起來的財富，完成了資本最初的原始積累，“官倒”是資源積聚過程的開始。但由于這些人數量有限，涉及的財富也相當有限，所以“官倒”的存在遠不足以對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響。而20世紀90 年代以來，整個社會資源配置從擴散到積聚的趨勢性轉變，則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從根本上改變了階層繼續分化的背景、狀況和趨勢。

二、轉型時期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總趨向

資源重聚產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利益結構嚴重失衡。階層邊界開始形成，階層內部認同感增強，階層間的流動逐步減少。在當今中國，誰是富人階層，誰是窮人階層；誰屬強勢群體，誰屬弱勢群體已大體定型。關于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階層結構，孫立平提出結構型斷裂，李強認為是“倒丁字型”，陸學藝主張“洋蔥型”，還有學者提出“紡錘型”、“菱形”等等。這些見仁見智、不盡相同的觀點都凸現了當前階層分化的一個重大現象：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形成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問題。

弱勢群體主要包括貧困農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和城市中的失業下崗人員。弱勢群體擁有的資源十分有限，經濟上相對貧困，政治上趨于邊緣，文化上明顯落后，整體社會地位下降。當前我國弱勢群體問題凸顯，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弱勢群體數量龐大，景況堪憂，在貧富懸殊的大背景下，這個群體的存在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第二，與傳統的弱勢群體相比，中國目前的弱勢群體主要不是長期市場淘汰的產物，而是社會轉型的產物。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是由于個人的某些弱勢特征而淪落到弱勢群體中去，而是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他們由于所在的企業破產、行業衰落等原因，被整體拋到失業群體當中。他們淪落為社會弱勢群體，與其說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不如說主要是由于社會的原因。第三，弱勢群體問題的解決比我們過去想象的要棘手得多。過去弱勢群體問題被掩蓋在國有企業不景氣、產業結構調整等種種表面性理由之下，人們（包括政府在內）普遍產生一種錯覺，以為一旦這些暫時性問題得到解決，經濟高速增長了，這些人就會重新獲得就業機會，從而擺脫貧困。其實不然。轉型時期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脫節和悖離，使得社會中的大部分人已經不能從快速增長的經濟中獲得好處，通過發展經濟、擴大就業、擺脫貧困的愿望成為空想。

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已經走過收入分化時期，進入利益分化階段，在現階段，能夠支配和左右改革進程甚至方向的，更多的已經不是改革初期對過去發展道路的反思和對舊體制弊端的認識，而是不同群體的利益關系。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利益博弈”階段，利益問題已經成為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問題。

三、協調階層關系的基本思路

轉型時期中國社會的總體情況是穩定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在整個改革過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總體是在不斷提高，部分彌補了貧富差距所帶來的被剝削感和不公平感。另一方面是因為政治分層差距的彌合，李強教授認為，社會分層有經濟分層和政治分層，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政治分層為主的社會，人們經濟不平等程度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較高，甚至存在嚴重的政治歧視。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經濟不平等程度卻大大上升。轉型時期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化并不簡單地只是貧富分化、收入差距拉大的過程，而是政治分層差距的彌合，急劇縮小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對急劇加劇的貧富分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種補償或平衡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高枕無憂。因為人不僅僅是靠面包過活，無論人的物質生活可能被提高的多高，也無法滿足他在精神上對社會公平的需要。亞里斯多德在論述古希臘的政治變遷時也精辟地指出：“內訌總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這一根苗生長起來的”，“在所有情況下，我們總能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亂的起因?！?/p>

事實上，中國社會嚴重失衡的利益結構和階層結構不僅制約了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影響了經濟結構的優化，加劇了經濟秩序的混亂，還積累了貧富對立和不滿情緒，降低了公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以及對改革的支持，甚至威脅到社會發展和政治穩定。如何按照共建共享原則，建立一個大體保持權利均衡的制度框架，協調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系，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當務之急?；舅悸肥牵喊盐针A層分化的利益實質，按照共建共享原則，從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兩個層面著手，合理分配社會資源，建立起大致保持平衡的利益格局。（作者單位：鐘祥市醫療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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