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

謝聰

摘 要：“三農”問題一直是我國關注的焦點，現階段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提高農民收入迫在眉睫，而土地產權制度對農民收入增長具有重大的影響。因此，本文以鄂州市為例，選取2001年-2014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非農就業比例、財政支農、農用機械投入、土地交易成本的上升等均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率的提高；而農村土地調整頻率和糾紛次數均抑制農民收入的增長。說明農村土地改革應該朝著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的方向進行，政府應該減少土地調整這種行政指令，加大財政支農力度，提高技術水平，對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詞：土地產權制度；農民收入；增長率

一、引言

目前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與此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進一步拉大。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相當于農村人均收入的2.57倍。改革開放初期，城鄉收入差距逐漸縮小。1986年開始又逐漸擴大。1996 - 1997年期間有所緩和，1998 年以后差距再一次拉大。1999 - 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5854元、6280元、6859.6元、7702.8元和8472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2210.3元、2253.4元、2366.4元、2475.6元和2622元，城鎮居民收入分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2.65倍、2.759倍、2.90倍、3.11倍和3.23倍。城市和農村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受到國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近年來，國家一直聚焦于“三農”問題，社會各界也關于如何提高農民收入這一問題提出了許多對策，如農業產業化、減輕農民負擔，但收效甚微。

一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長和土地制度緊密相連。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勢在必行。分析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制，并有針對性地提出政策建議，不僅有助于充分利用與保護有限的土地資源，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還對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因此，本文以湖北省鄂州市為例，用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來測度農民收入增長，并選取土地調整頻率、土地糾紛次數、土地交易成本增長率、非農就業比例、人均耕地面積、農用機械總量增長率、財政支農投資增長率等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實證分析，探索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制。

二、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對農民收入增長影響機制的研究有很多，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討論研究：（1）土地租賃市場：Carter和Yao（1999）從土地租賃市場發育的因素和績效進行探討，運用中國農村1988和1993年80個村莊的農戶面板數據，指出行政調整和土地市場都具有分配效應，但土地市場更有效率；Deininger和Jin（2002）利用貴州、湖南和云南三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數據綜合考慮農戶能力和非農勞動力市場的農戶層面土地租賃，提出減少土地交易成本是優化土地資源的有效辦法；Carter和Yao（2002）通過構建分離檢驗的區域性模型探討土地轉讓權對生產要素影子價格的影響，指出當土地租賃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都不完善時，全局性檢驗會顯著降低土地轉讓權對農戶間的要素價格平等效應；Kung（2002）認為加強中國農村土地租賃市場建設，掃除土地權利流轉的制度障礙，可以使得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Kimura等（2007）檢驗了尋找交易對象、與交易對象談判的成本以及由于弱的土地產權所導致的失去土地的風險成本是導致土地市場失靈的高交易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假設；葉劍平等（2006）研究表明產權和制度因素是制約中國農地流轉市場發育的主要因素，規范的合同簽訂與承包經營權證書的發放能夠促進農地流轉市場的發展。（2）農村勞動力市場：田傳浩和賈生華（2004）土地調整雖然降低了農戶對地權穩定性的預期，但是它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外出流動，增加了農地產權市場中的供給，從而促進了土地市場的發育；陳芳妹、龍志和（2006）利用2006年對江西省2個村54戶家庭、183位個體勞動力的問卷訪談數據，運用Logit回歸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土地察賦與勞動力轉移概率成U型關系；Feng（2008）運用Seemingly Unrelated Bivariate Probit模型對江西省東北部3個村莊的研究，結果顯示農戶是否擁有土地承包合同或土地流轉權利（用以反映土地產權的安全性）對勞動力轉移決策具有正向作用，但其影響不顯著。（3）農民收入的構成要素：楊靜惠（2013）選用了人均耕地面積、非農就業比例、農用機械等指標作為影響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張德華（2013）在研究黑龍江省農民收入影響因素時，將影響農民因素歸結為：農戶因素、政策因素、自然環境、技術因素和市場因素等五個方面，分別考慮了農戶素質、財政支農投資、農作物生長期、農業機械投入量和土地交易成本等指標；陳東?。?013）研究廣西省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時，提出從三個方面分析影響因素：家庭經營收入影響指標、工資性收入影響指標和同時影響兩方面的指標，考慮了非農就業比例、財政支農、物價因素、人均耕地面積和機耕面積等因素。

由此，農村土地制度對農民收入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在研究鄂州市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時，結合鄂州市的實際特點，從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因素和政策因素四個方面綜合考量。其中，土地市場，用土地糾紛次數和土地交易成本作為衡量指標；勞動力市場，采用人均耕地面積和非農就業比例作為衡量指標；技術因素，采用機械投入量作為衡量指標；政策因素，采用土地調整頻率和財政支農進行衡量。鄂州市的農地權制度通過對這七個因素進行直接影響，而這七項因素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增長機制，因此，通過這七個衡量指標可間接分析農地權制度對農民收入的影響機制。

三、實證分析

（一）建立模型

文中所采用的數據資料，均來源于湖北省鄂州市統計局農村經濟問題2001年-2014年的統計資料。在研究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對鄂州市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時，用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來測度農民收入增長，并選取土地調整頻率、土地糾紛次數、土地交易成本增長率、非農就業比例、人均耕地面積、農用機械總量增長率、財政支農投資增長率等作為解釋變量，并建立以下模型：

由表1可以看出，每一個自變量與因變量的相關系數較大，說明每一個自變量都可以充分解釋因變量。除了X2與X5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于0.9，其余所有自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均在0.4到0.9之間，由于X2與Y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于X5與Y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因此將解釋變量X5剔除。

（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根據鄂州市農村調查資料整理，選擇農民純收入增長率、土地調整頻率、土地糾紛次數、土地交易成本增長率、非農就業比例、農用機械總量增長率、財政支農投資增長率數據，將農民純收入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其余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Eviews3.1運行結果表2。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實證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主要通過非農就業比例、土地調整頻率、政府的財政支農和代表技術的農用機械總量等四個因素影響農民收入的增長。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背景下，帶來的非農領域就業比例對農民收入影響很大，說明農地權改革應該朝著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的方向進行。而在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過程中，過多的農村土地調整對農民收入有消極作用，應減少土地調整這種行政指令；政府應加大財政支農力度，提高技術水平，對促進農民增收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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