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中國創意產品出口“一帶一路”國家的主要因素研究

詹君恒+呂慶華

摘要：通過建立貿易引力模型，以2003年至2012年間我國與其他49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創意產品貿易數據為樣本，對影響我國創意產品出口的主要因素進行檢驗，發現貿易伙伴國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對我國創意產品出口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地理距離對我國創意產品出口則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我國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以及自由貿易區對我國創意產品出口的影響均不顯著，以語言衡量的文化距離的影響則較為復雜。研究結果認為加快我國創意經濟發展步伐、刺激文化內需以促進創意經濟持續創新和增長、優化對貿易伙伴國的選擇、加強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和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有助于加快我國創意產品 “走出去”。

關鍵詞：“一帶一路”；創意產品；引力模型

一 前言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聯合簡稱，最早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13年9月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并于同年10月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15年，國家發改委和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和行動》，將“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概括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耙粠б宦贰苯ㄔO無疑將對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環境、經濟、金融和文化產生全方位的深刻影響。楊保軍等分析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城鎮化發展水平、工業化發展階段和產業結構等方面和中國都存在著梯度差異，跟中國正好形成互補，是中國未來產業、技術、資本和文化輸出的重要目的地楊保軍、陳怡星、呂曉蓓等： 《“一帶一路”戰略的空間響應》，《城市規劃學刊》 2015第2期，第6—23頁。。然而，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眾多，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各不相同，文化、宗教信仰差異較大，部分地區還面臨著恐怖組織的威脅，局勢較為復雜，國家間協同發展的基礎較為薄弱，相互間的理解和信任仍需通過長期的交流與合作才能達成。因此，文化先行，充分發揮文化的橋梁紐帶作用，積極推動國家和地域間的思想碰撞與文化交流有助于降低文化和文明方面的沖突，夯實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民意基礎蔡武：《堅持文化先行建設“一帶一路”》，“決策論壇——科學決策的理論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北京，2015年6月。。丁偉認為“一個國家的對外文化貿易，不僅僅具有經濟的價值，而且具有外交、外宣功能”丁偉：《發展中國對外文化貿易的歷史機遇》，《光明日報》2004年9月22日。。文化貿易的這一特殊功能也容易使貿易伙伴國之間產生“文化親近感和文化認同感”，從而帶動貿易伙伴國之間的其他經貿合作，形成“巨大的整合效應和輻射效應”李懷亮：《國際文化貿易導論》，北京：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008年。?；仡櫄v史上的“絲綢之路”，絲綢、瓷器和茶葉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商品，以此換取沿線國家的珠寶、香料、玉石和皮毛等物品。在經濟貿易往來的同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也由此路傳播出去，于此同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也傳入我國，并對相關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習近平主席指出“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對“一帶一路”偉大戰略的成功實施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發展絲綢之路文化創意產業，擴大“一帶一路”文化創意產品和服務的交流與貿易，已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創意經濟的崛起，創意產品貿易快速發展，這對以傳統貿易為基礎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也必將帶來新的活力，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思路和機遇。Howkins將創意經濟的公式定義為：CE=СP×T，即創意經濟（CE）等于創意產品（CP）的價值乘以交易的次數（T）Howkins J.Creative Economy.London：Penguin Books，2007.，由此可見，貿易對于創意經濟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也指出，“絲綢之路的核心是貿易”蔣希蘅、程國強：《國內外專家關于“一路一帶”建設的看法和建議綜述》，《中國外資》2014年第10期，第30—33頁。。作為以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為主的“一帶一路”經濟帶，創意產品貿易不僅有助于增強我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也將有助于改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經濟與貿易結構。

目前國際上對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在提法方面仍然存在著分歧，我國以文化產業的提法為主，并于2009年出臺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但同時創意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提法也經常為具體省市和研究工作所采用，如香港地區、北京、廣州和臺灣地區，采用的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提法，而上海和福建則采用創意產業的提法余霖：《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概念辨析》，《廈門理工學院學報》2013第3期，第73—77頁。。楊旦修和聶鈺石指出，“創意產業是文化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新型的文化產業形態。楊旦修、聶鈺石：《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整合與升級》，《重慶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第79—82頁?！甭摵蠂鴦t認為創意產業所涉及的范圍除了文化產品及相關的生產活動外，還包括與藝術或創意相關的產品、服務和活動，建筑、廣告等都在創意產業的范疇之內。2012年國家統計局對我國2004年出臺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進行修訂，繼續沿用“文化及相關產業”的提法，但增加了文化創意方面的內容，在實際上與聯合國所提的創意產業范圍基本一致。由于聯合國在創意產業的統計方面起步較早，統計所涵蓋的國家廣泛，為了能夠充分利用相關數據，并避免因提法不同而導致混亂，本文采用聯合國 “創意產業”的提法，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創意產品貿易進行研究。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數據庫將創意產品分為七大類，具體分類情況如表1 所示。

盡管創意產業的國際貿易對國家間的文化交流和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和附加價值，“文化先行”也成為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的共識，但由于我國絲綢之路創意產業尚處于起步階段，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創意產業貿易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一點從目前“一帶一路”研究中對創意產業及其貿易研究的匱乏也可見一斑。于光軍通過對一千多篇“一帶一路”相關文獻的研讀和分析，認為目前國內對“一帶一路”的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對戰略的可行性、意義和重要性的分析、對“一帶一路”所涵蓋的國家和地區及其地位的討論、對“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內容和路徑的探討、對“一帶一路”歷史沿革和發展的回顧以及對“一帶一路”建設重點發展領域的判斷等五個方面于光軍：《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熱點述評》，《內蒙古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第9—12頁。。為數不多的與“一帶一路”文化創意相關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文化的影響力、歷史文化傳承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文化交流與文化多元化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意義等方面的研究楊韶艷：《“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對民族文化影響國際貿易的理論探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6期，第38—42頁。，其主要的研究學者有楊海琳楊海琳：《“一帶一路”與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傳播》，《新聞研究導刊》2015年第6卷第20期，第5—6頁。、高軒高軒：《“一帶一路”戰略下非物質文化遺產華僑代表性傳承人制度構建》，《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7期，第48—59頁。和倪稼民倪稼民：《基于文化共通與文化多元視角解讀“一帶一路”的意義》，《黨政研究》2015年第5期，第112—115頁。等。只有少數研究關注了“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文化創意產業，如熊澄宇熊澄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與文化產業發展》，《對外傳播》2015第3期，第15—17頁。、曹偉曹偉：《絲綢之路文化產業戰略規劃需探討的幾個問題》，《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第113—115頁。和金棟昌等金棟昌、劉吉發、吳絨：《絲綢之路文化產業帶上的跨域文化治理——基于模式基礎的戰略思考》，《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59—65頁。，但這些研究多數著眼于對“一帶一路”建設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政策基礎、產業戰略規劃和產業治理模式的理論探討，有關“一帶一路”文化創意貿易方面的研究，尤其是相關的實證研究則幾乎空白?；ń▽Α耙粠б宦贰睉鹇韵氯绾卧鰪娢覈鴮ν馕幕Q易的新優勢提出了建議，但所研究的并非“一帶一路”沿線的文化貿易，而是將“一帶一路”作為戰略背景來探索如何提升我國整體文化貿易的競爭力花建：《“一帶一路”戰略下增強我國對外文化貿易新優勢的思考》，《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5年第4期，第14—21頁。。

鑒于創意經濟和“一帶一路”的巨大發展潛力，了解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創意產業貿易現狀，分析影響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創意產業貿易的主要因素，有助于我國更好地制定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政策。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出口對國際貿易的重要意義，本文著重研究影響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創意產品出口的主要因素。

二 模型的構建

引力模型來源于物理學中的萬有引力定律，即兩個星體之間的引力與它們的質量成正比，與它們之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戴海容、董仕華：《引力模型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綜述》，《生產力研究》2012年第11期，第251—254頁。。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引力模型被延伸到了經濟學領域，作為分析國家間雙邊貿易流量的工具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貿易引力模型通常以GDP表示國家的產量，認為國家間的雙邊貿易量與各自國家的經濟規模成正比，與它們之間的地理距離成反比Anderson J 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9（69），pp106-116.。Frankel等認為，地理距離是決定國家間雙邊貿易流量的一個重要的自然因素，距離近的國家容易產生區域聚集效應，通過考察國家間的地理距離有助于回答其他問題Frankel J A， Stein E， Wei S. Regional Trading Blocs in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隨著實證研究的逐步深入，貿易引力模型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學者們嘗試引入更多的解釋變量來對模型進行修正。戴海容和董仕華將新引入的解釋變量分為兩類，一類是內生變量，如人口和人均GDP等；另一類是虛擬變量，如貿易優惠協定和一體化組織等Kim T， Zhan J.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Trade Bias， and Chinas FTA with Korea and Japan. Seoul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9（4），pp 381-404.。如Kim和Zhan應用貿易引力模型考察42國雙邊貿易關系時，延伸引入了對外直接投資和產業內貿易指數等內生變量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等作為虛擬變量①。近年來，文化因素對國家間雙邊貿易的影響也引起了日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嘗試在貿易模型中引入文化方面的變量。Jeongho Oh以語言和傳統文化背景作為國家間文化距離的代表，驗證了國家間文化距離與影片國際流通的負相關關系Jeongho O.International Trade in Film and the Self-Sufficiency Ratio， Th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2001， 14（1）.。陳曉清和詹正茂以是否使用同一種語言作為衡量兩國間文化距離的虛擬變量，得出使用同一種語言有助于國家間文化貿易規模擴大的結論，認為使用相同語言的國家，由于在歷史淵源和傳統文化中存在較多的共通點，有利于減少文化產品消費過程中的“文化折扣”現象，從而有利于文化貿易規模的擴大陳曉清、詹正茂：《國際文化貿易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以美國1996—2006年對外文化貿易雙邊數據樣本為例》，《南京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第90—94頁。。張望和徐成江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統計數據計算國家間的文化距離，對43個國家的雙邊貿易進行檢驗，發現文化距離對中國文化產品的出口存在顯著的負面影響張望、徐成江：《影響中國文化產品出口因素的實證研究——使用引力模型制度文化距離對文化貿易影響的實證檢驗》，《北方經濟》2013年第2期，第11—12頁。

為了便于回歸，通常對公式（1）取對數，轉化為線性模型。根據以往學者對貿易影響因素的分析，本文假設影響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創意產品貿易的因素主要包括：

1.經濟規模。Tinbergen最早將引力模型引入到對國家間雙邊貿易流量的分析中，發現影響國家間雙邊貿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包括貿易雙方的經濟規模以及地理距離Tinbergen J.The world economy：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New York，NY：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本國經濟規模越大，則產品的供給能力越強，出口規模越大。貿易對象國的經濟規模越大，暗示著潛在的市場越大，則貿易量越大。因此，本文預期我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GDP與我國對相關國家的創意產品出口存在正相關關系。

2.人口規模。Linnemann首次在貿易引力模型中引入人口作為內生變量，對雙邊貿易進行解釋，并得出人口規模與貿易規模成正相關關系的結論Linnemann H.An Econometr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Amsterdam：North-Ho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66.。人口規模對貿易的影響存在著一定的分歧，如陳曉清和詹正茂就預期人口規模與文化出口會存在反向相關關系，但實證檢驗得出的結論是人口規模對文化出口的影響不顯著。林玲和王炎對中國雙邊貿易的實證檢驗也得出人口不是顯著變量的結論，并認為這是人口因素對國際貿易具有雙重作用的體現。本研究認為，本國人口規模越大，意味著本國市場需求越大，可能會對出口起到抑制作用，因此我國人口規模對創意產品出口反向相關；而貿易伙伴國人口規模越大意味著潛在的進口需求越大，本文預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口規模與我國對它們的創意產品出口正向相關。

3.地理距離。從Tinbergen最早將地理距離引入貿易模型來解釋雙邊貿易流量開始，地理距離在貿易引力模型中一直是一個備受矚目的變量，后來的許多學者也都驗證了地理距離對雙邊貿易的顯著負面影響。但在張望和徐成江的實證研究中，地理因素對文化產品貿易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并認為可能是因為文化產品傳播的多樣性導致其受地理因素的影響較小張望、徐成江：《影響中國文化產品出口因素的實證研究——使用引力模型制度文化距離對文化貿易影響的實證檢驗》，《北方經濟》2013年第2期，第11—12頁。。由于當前我國創意產品仍然以工藝品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能夠通過互聯網等其他途徑進行傳播的高科技和高文化含量的產品較少詹君恒、呂慶華：《中國創意產品及創意相關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研究——基于RCA指數和TC指數的實證分析》，《經濟地理》2013年第7期，第81—88頁。，大部分的創意產品仍然依賴于國際間的貨物運輸，因此本文預期地理距離與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創意產品出口負相關。

4.文化距離。近年來，文化距離對雙邊貿易的影響也日益受到重視。White R和Tadesse B考察了文化距離和移民因素對美國出口貿易的影響，認為文化距離阻礙了美國的出口貿易，而移民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助于消減文化距離的負面影響 White R，Tadesse B.Immigrants，cultural distance and U.S.state-level exports of cultural products.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8（19），pp 331-348.。田暉和蔣辰春的實證研究認為文化距離作為整體變量對中國外貿存在負面影響，但對進口和出口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田暉、蔣辰春：《國家文化距離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基于31個國家和地區貿易數據的引力模型分析》，《國際貿易問題》2012年第3期，第45—52頁。。陳曉清和詹正茂以及張望和徐成江也對文化距離對文化產品貿易的影響進行了檢驗。一般而言，文化距離接近的國家，價值觀和審美觀也較為接近，容易產生文化認同，有利于對創意產品的理解，而文化距離遠的國家，更容易產生“文化折扣”現象Lee F L F.Cultural Discount and Cross-Culture Predictability：Examining the Box Office Performance of American Movies in Hong Kong.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 2006，19（4），pp 259-278.。對于文化距離的衡量，不同的研究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分歧。White R和Tadesse B采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s） 和歐洲價值觀調查（European Values Surveys）的數據作為計算美國和其他國家文化距離的基礎數據White R， Tadesse B. Immigrants， cultural distance and U.S. state-level exports of cultural product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2008（19），pp 331-348.。Kandogan采用Hofstede的文化維度數據和Kogut and Singh的方法對國家的文化距離進行測算Kandogan Y. An improvement to Kogut and Singh measure of cultural distance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culture.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2012（26），pp196-203.。張望和徐成江也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維度數據，運用畢達哥拉斯定理對43個國家的文化距離進行計算張望、徐成江：《影響中國文化產品出口因素的實證研究——使用引力模型制度文化距離對文化貿易影響的實證檢驗》，《北方經濟》2013年第2期，第11—12頁。。陳曉清和詹正茂則以是否使用同一種語言作為虛擬變量來衡量國家間的文化距離，并預期同一種語言的使用有利于文化貿易規模的擴大陳曉清、詹正茂：《國際文化貿易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以美國1996—2006年對外文化貿易雙邊數據樣本為例》，《南京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第90—94頁。。由于現有的價值觀和文化維度的調查沒能涵蓋所有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因此我們采用陳曉清和詹正茂的方法，以語言作為虛擬變量來表示國家間的文化距離，使用同一種語言的國家文化距離近，反之則文化距離遠。為了區別不同語言的作用，我們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使用的幾種主要語言做了分區，采用了漢語、英語、俄語和阿拉伯語四個虛擬變量。由于同一語言的使用有助于減少溝通和理解方面的障礙，從而產生文化認同，減少“文化折扣”現象，因此本文預期使用漢語與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創意產品出口正相關，而使用英語、俄語和阿拉伯語與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創意產品出口負相關；亦即，文化距離與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創意產品出口負相關。

5.自由貿易協定。Tinbergen還驗證過國家間的貿易優惠安排有利于雙邊貿易規模的擴大。后來的研究也大多驗證了自由貿易協定等貿易優惠安排對雙邊貿易的促進作用，如Kim和Zhan、陳曉清和詹正茂以及張望和徐成江等。由于貿易壁壘對國家間的雙邊貿易存在明顯的阻礙作用，旨在降低貿易壁壘的任何措施都可能促進國家間的貿易流動。因此，本文預期自由貿易區等貿易優惠政策與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創意產品出口正相關。

三 實證檢驗

1.研究對象的界定及數據的選取

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以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為基礎，貫通亞、歐、非大陸，囊括了新興的東亞經濟圈和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還有發展潛力巨大的廣大腹地國家。根據初步構想，“一帶一路”是一個西北東南走向的經濟區域，西北至波羅的海三國，東南達印尼，東北接俄羅斯和蒙古，西南抵非洲埃及馬巖：《“一帶一路”國家主要特點及發展前景展望》，《國際經濟合作》，2015年第5期，第28—33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帶一路”只是一個開放性的戰略構想，是基于合作與發展愿望的倡議和藍圖，目前仍處于動態的發展過程中，因此關于“一帶一路”具體由哪些國家組成至今沒有明確的定論。隨著“一帶一路”戰略合作的進一步深入，今后將可能有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加入其中，共同打造和經營這一“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本研究采用中國網·智庫中國參考網址：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node_7221960.htm羅列的“一帶一路”沿線65國（含中國）作為研究對象。在回歸過程中刪除阿富汗、伊拉克等15個創意產品貿易數據嚴重缺失的國家，最后留下含中國在內的50個國家作為貿易引力模型的研究對象?！耙粠б宦贰眹壹叭司鶉袷杖肭闆r見表2。

由于創意產業的統計總體起步較晚，目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數據庫中對創意產業的統計跨度起于2003年終于2012年，故本研究采用2003年至2012年“一帶一路”主要國家的創意產品貿易面板數據。創意產品出口數據、各國GDP和人口數據均來自UNCTAD數據庫。地理距離數據采用Gleditsch和Ward 整理的國家間首都最短地理距離數據Gleditsch K S，Ward M D.Measuring Space：A Minimum Distance Database.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2001（38），pp749-768.。自由貿易區數據為虛擬變量，根據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參考網址：http：//fta.mofcom.gov.cn/的統計賦值。代表文化距離的語言數據也是虛擬變量，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進行判斷賦值。

2.實證結果說明

將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在2003到2012年間的創意產品出口面板數據導入公式（2）中的貿易引力模型，利用Eviews 8.0軟件進行隨機效應的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的結果看，回歸結果較為理想，R2為0.739474，模型的擬合優度較好。對方程的變量系數進行聯合檢驗得到的F值為0，說明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是聯合顯著的。由于研究采用了隨機效應進行回歸，因此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得到0.8591的P值，說明如果采用固定效應進行回歸，犯錯誤的概率較大，因此，本研究采用隨機效應是合理的。

3.實證結果分析

表3的回歸結果顯示：

（1）貿易伙伴國的GDP對中國創意產品的出口存在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回歸系數達到了0.9273，表明貿易伙伴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其市場就越大，需求也越活躍，從而促使中國增加對其創意產品的出口——這與之前的預期相一致。但中國本身的GDP對創意產品的出口影響則不顯著，這從另一個角度也顯示，相較于高速增長的GDP，我國創意產業的發展存在明顯的滯后，創意產品的出口對我國GDP的貢獻仍非常有限。

（2）“一帶一路”貿易伙伴國的人口變量與中國對其創意產品出口存在較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其回歸系數為0.05。貿易伙伴國人口規模越大，表明潛在的需求量也越大，因此能夠促進中國對其創意產品的出口。而中國本身的人口變量對中國創意產品出口的回歸系數為負，表明國內人口的增加會潛在地促進國內對創意產品的消費，從而阻礙我國創意產品的出口，這與之前的預期相一致；但回歸結果表明這一影響并不顯著，這也說明我國創意產品內需不足，現有消費水平尚無法改變我國創意經濟發展對國際市場的依賴。

（3）與預期和多數實證研究的結果相一致，地理距離在我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創意產品出口中存在顯著的阻礙作用，其回歸系數為-0.2562。由于我國目前的創意產品出口仍然以工藝品等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多數創意產品主要依賴國際間的貨物運輸，地理距離越遠表明運輸成本越高、途中風險也越大，因此會阻礙我國的創意產品出口。

（4）自由貿易協定變量與我國對“一帶一路”國家創意產品出口正相關，但其影響并不顯著。目前“一帶一路”國家中與我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主要是東盟國家?；貧w結果說明我國目前的自由貿易協定沒能有效地促進創意產品的出口。

（5）本研究以是否使用同一種語言作為虛擬變量代表文化距離的作用，為了進一步明確不同語言文化的影響力，本研究對“一帶一路”國家中主要的常用語言——漢語、英語、俄語和阿拉伯語進行了區分?；貧w結果顯示，漢語的回歸系數為正，其他三種語言的回歸系數為負，這一結果與預期相一致，表明使用漢語的國家與中國在歷史文化方面存在較多的共通點，文化距離較短，有利于中國的創意產品出口；而使用其他語言的國家與中國的文化距離較長，對中國的創意產品出口存在阻礙作用。但這四個虛擬變量中僅英語為顯著變量，其他都不顯著，這主要是因為“一帶一路”國家中使用漢語作為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的僅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個國家，中國對這兩國創意產品的出口在對“一帶一路”總體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較小，影響力有限。而以英語為官方語言或通用語言的國家，由于與美國、英國等創意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文化距離較短，自然傾向于接受以英語文化為代表的創意產品，從而阻礙中國的創意產品出口。使用俄語和阿拉伯語的國家由于創意經濟仍較不發達，因此對中國創意產品出口所造成的阻礙作用較小。

四 結論及政策建議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電子商務的應用以及數字文件形式的廣泛使用，創意經濟迅速發展，并成為現代知識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創意經濟的發展對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一帶一路”而言，也意味著新的、快速成長的機會。積極推動文化創意“走出去”，對我國創意經濟的快速成長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同時也有助于加強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交流和溝通，促進“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順利實施。對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創意產品貿易主要影響因素的研究結果顯示，要促進我國創意經濟發展，推動我國創意產品的出口，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努力和調整：

首先，創意經濟本身發展不足，制約著我國創意產品走出去的步伐。雖然近年來鼓勵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相繼出臺，但我國的創意經濟發展步伐仍不夠快，在我國經濟所占的比重仍較小，2013年我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國內GDP比重僅為3.69%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中國文化產業年度發展報告（2014）》，2014年1月12日。，對經濟的影響和拉動作用仍非常有限。要實現“十三五”規劃中到2020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6%以上的目標，擴大我國在國際上的文化影響力，我國仍需要加大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扶持力度，為文創產業創造更加寬松的發展環境。

其次，消費對生產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內需不足的問題將會制約我國創意經濟的快速可持續發展。刺激內需，提高消費者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不僅有助于促進創意產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也有助于創意經濟的持續創新，形成新的消費熱點和經濟增長點，推動我國創意產品從以價格和勞動力為主的競爭優勢，逐步向質量、技術、品牌和創新為核心的綜合競爭優勢轉變，從而有利于文化創意產品更好地“走出去”。當然，內需的提高必須依靠供給水平和供給質量的提升，文化創意產業的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再次，在貿易伙伴國的選擇上面，應將目標重點放在人口或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這類國家往往意味著較大的潛在市場。隨著出口量的增加，我國的創意產品生產能夠得到規?；纳a，從而降低成本，獲得價格競爭力。另外，應優先選擇與我國地理距離較近的國家，通過與地理距離較近國家建立穩定的貿易伙伴關系，進一步了解其他國家，尋找更優的貿易和物流合作伙伴，以降低由地理距離所造成的貿易障礙，從而推動我國創意產品更好地“走出去”。

另外，我國正積極地與其他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以進一步降低國際貿易壁壘，促進國際貿易發展，但當前的自由貿易協議對創意產品和創意服務貿易的重視還不夠，對我國創意產品國際貿易的助益有限。因此，應更多關注創意經濟領域，在自由貿易協議的談判過程中，有意識地增加對創意產品和創意服務的優惠安排，為創意產品和創意服務的“走出去”創造更好的條件。

最后，在“一帶一路”國家中，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仍非常有限。應進一步加強漢語的對外教學和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以減少我國創意產品在“走出去”過程中的“文化折扣”現象。同時，在創意產品的設計和生產過程中，應有意識地向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使我們的創意產品更具親和力和吸引力。

Abstract：By establishing a gravity model and adapting the panel data of bilateral creative good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49 “One Belt One Road” countries from the year 2003 to 2012， this paper conducts a test on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as creative goods exports.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nomic scale and population size of the trading partne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s creative goods exports，while geographical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Chinas population size，economic scale and the FTA factor do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creative goods exports.Cultural distance measured by language，however，has more complicated impact on Chinas exports of creative goods.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reative economy，stimulating domestic cultural deman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growth of creative economy，optimizing the choice of trading partners，strengthenin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culture can help accelerate Chinas creative products to “go out”.

Key words：One Belt One Road；creative goods；gravity model

【責任編輯 吳應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