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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下中國民間投資現狀及其對策

2016-12-16 00:47徐娟
現代經濟信息 2016年27期
關鍵詞:新常態現狀對策

徐娟

摘要:經濟新常態下,中國民間投資既面臨挑戰,又迎來了機遇。本文將對新常態下中國民間投資的現狀進行分析,并進一步挖掘中國民間投資下滑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指出新常態下中國促進民間投資的必要性,提出促進民間投資的對策,為民間投資發展作為參考。

關鍵詞:新常態;民間投資;現狀;對策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7-000-02

一、新常態下中國民間投資的現狀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民間投資,現狀更是不容樂觀。2015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同比增長2.8%,比2014年下滑了6.2個百分點,2016年1-5月同比增長3.9%,增速不到2015年同期的1/3。2016年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62%,比2015年同期降低3.4個百分點,以上數據顯示新常態下,我國民間投資呈現出“斷崖式”下滑的趨勢[1]。

從行業來看,民間投資下滑幅度最大的為制造業等傳統行業。制造業一直是民間投資的主要領域,今年上半年下滑趨勢明顯。2016年1-7月,制造業民間投資只增長了2.1%,比2015年同期降低了8.2個百分點。從區域來看,全國范圍內只有重慶等個別區域出現了大幅度的逆勢增長,其他地區的民間投資基本都是下滑狀態,中部地區民間投資是下滑速度最快的,西部地區的增速為全國最低水平。2016年1-7月,東部地區民間投資增長7.1 %,相比2015年同期降低了4.1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民間投資增長5.6%,相比2015年同期降低了10.2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民間投資只增長了1.3%,相比2015年同期降低了3.7個百分點[2]。種種數據表明,我國民間投資已陷入危機,不得不引起重視。

二、新常態下中國民間投資下滑的原因

1.缺乏對經濟新常態的正確認識

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放緩,面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金融危機和國際唱衰中國經濟輿論的“三期疊加”,每當國內經濟出現風吹草動時,國際機構就會斷言中國經濟“硬著陸”,渲染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民間資本對中國經濟信心有所動搖。而且,在產業結構上,約為80%的民間投資都集中在制造業,在新常態背景下,制造業正處于調整階段,利潤微薄,因此民間投資需要減少投資。相比實體經濟的蕭條,房地產行業火熱,大量的民間投資進入房地產領域,一些民間投資到海外尋求發展,以上原因都導致民間投資下滑[3]。

2.民間融資渠道變窄

2014年,我國經濟增速降到近24年來最低水平,GDP增長為7.4%。在這種經濟增速放緩的新常態背景下,央行通過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2014年年底至2016年3月,央行六次降準降息,三次“雙降”,這就代表著資金存入銀行的收益減少了,因此更多資金流向了實體經濟,例如服務業、房地產、股市行業將最為受益。

在上述背景下,正規金融機構對于信貸指標的要求很高,一般說來,民營企業在財務制度管理、信貸度上相比大型國有企業而言有較大差距,在向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時受到諸多限制,面臨融資難問題。但是為了保證資金鏈完整,民營企業必須滿足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因此只能向信貸指標要求相比正規金融機構較低的民間金融市場尋求援助,而民間金融市場魚龍混雜,2014年以來,我國民間資本運作出現了大量的“非法集資”、“跑路”案例,很多將資金投入民間理財公司的個人損失了大量資金,甚至有的家破人亡,這使得民間資本的風險偏好逐漸降低,民間金融渠道因此更加變窄[4]。

3.壟斷因素導致民間投資領域受限

當前,民間投資相比政府投資而言,在投資領域受到的制約因素仍然較多,盡管我國鼓勵民間投資在競爭性領域發展,但是市場準入對于民間投資設置了很多的投資門檻,有些行業甚至可以允許外資投入,卻將民間投資拒之門外。雖然我們國家的法律法規并沒有對民間投資門檻設定過多的條條框框,但是即使沒有明確的法律禁止和限制的行業,民間投資仍然很難進入,很多壟斷因素導致民間投資處于競爭的不利位置,面臨嚴重的不公平競爭。這種不公平待遇主要表現在壟斷和半壟斷行業,如電力、通信、交通等行業,這些行業為了保護部門利益而拒絕或者為難民間投資加入,甚至非本行業的國有企業也很難插足。以上壟斷因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壓榨了民間投資的存在和發展空間。

4.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入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指的是政府投資增加從而減少了民間投資的現象,主要原因包括政府發行了大量國債,導致利率上升,或者增加了競爭有限信貸資金的力度,從而減少了民間投資行為。擠出效應可以部分或者完全抵消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效應?!皵D入效應”指的是通過增加政府投資提高國民收入,從而使投資環境得到優化,進而帶動民間投資的增長。當前,我國政府出臺了相關政策文件以促進增長民間投資,但是,民間投資仍然面臨著審批難、成本高等問題。2016年上半年政府投資達到15%,高出全國9%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6個百分點,高出民間投資增長12.2個百分點。所以,當前階段,我國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還是“擠出效應”較多,這也是導致民間投資下滑的原因[5]。

三、新常態下中國促進民間投資的必要性

一些經濟界的權威人士認為,民間投資下滑是目前國內經濟的第一風險點[5-6]。如果民間投資持續下滑將會為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帶來嚴重困難。近年來,民間投資每年創造60%左右的國內生產總值,80%左右的社會就業,超過50%的財政稅收。一旦民間投資繼續下滑將會造成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財政稅收持續減少,將會有更多的人失業,而過高的失業率會帶來社會保障、社會穩定等諸多問題。此外,民間投資持續下滑會使得我國大力倡導的第三產業、新能源產業、養老健康產業、教育產業等等缺乏資金注入,無法實現經濟產業結構轉型,對中國經濟的穩健和諧發展將造成一定影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最終難以實現。

當前,我國民間投資效率日漸提升,在全國投資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2016年1-6月份,民間投總規模為15.88萬億元,占全國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61.5%,成為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民間投資,將會為中國經濟注入強心劑,獲得新的經濟增長點。一旦獲得足夠的民間投資,各項產業項目就能啟動,而這之后將為民間投資帶來無限的商機,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帶動大量人員就業,增加稅收,擴大內需等等,這些作用都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不可估量的影響,因此,促進民間投資勢在必行。

四、新常態下中國促進民間投資的對策

1.加強政策落實,增強民間投資信心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不同于以往超高速粗放式增長,更要求高質量化,中國企業要轉變思路,做好新常態下發展現代化高新技術企業的思想準備,以經濟新常態增長模式思考中國經濟。各級政府要堅定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信心,做好新常態下民營企業發展指導工作,號召廣大民營企業家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我國經濟發展“四個沒有變”的判斷,堅定對民間投資發展的信心,認識到我國經濟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良好發展態勢。各級政府部門要增強民間投資信心,加強政策落實,保障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營造平等公平透明的的經濟發展環境。各級政府要建立新型“親”“清”政商關系,通過一心一意對企業服務、解決難題來幫助企業發展,同時也要做到自身清清白白、不貪不占。只有當民營企業家看到政府誠意后才能對投資提高信心。同時,企業家自身也要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素質,積極創新,助推經濟升級發展。

2.消除融資歧視,拓寬融資渠道

民間投資面臨的最棘手問題就是融資難,因此必須要暢通民間融資渠道,促進民間資金轉化為投資。因此,要建設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和銀行體系,拓寬融資渠道。首先,要減少金融管制,支持和引導民間非正規金融機構向中小商業銀行發展,提供民間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平臺。其次,要完善多層次的信用擔保體系。民間投資因資信度相比國有企業較低而融資困難,再加上缺少擔保機構更加劇了融資難問題。因此,要創建多層次擔保體系,引導民間投資、銀行、保險公司、政府共同參與民間擔保體系,通過市場化運作來為民間投資擔保[6]。

3.放寬行業準入,打破壟斷行業限制

首先,要降低民間投資準入門檻,拓寬民間投資渠道,消除民間投資行政壁壘,要進一步改革行業壟斷現狀,拓寬改革范圍和層次,支持和鼓勵民間投資進入壟斷、半壟斷行業,例如能源、電信、鐵路、社會事業、市政公用設施領域。為進一步打破行政性壁壘,可以進行民間持股、拆分、重組,進而讓民間投資獲得更多投資機會。其次,政府投資要推出一般性競爭領域,將投資空間讓位于民間投資,政府必須合理控制國債發行規模和投向,避免政府投資不斷擴張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要提升民間投資的待遇,促進待遇平等化,讓民營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在財稅、土地、審批等方面得到公平待遇。此外,要鼓勵民間投資走出國門參與國際競爭,在國際平臺得到進一步發展。

4.簡政放權釋放市場活力

首先,要簡化政府行政審批程序,更多地放權于市場,釋放市場活力。截至2016年,取消下放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618項,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事項230項,清理規范行政審批中介服務事項303項,進一步推動了企業發展,釋放了市場經濟活力。其次,要加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通過法律法規制約市場不良行為,確保其健康有序運行,嚴懲一些違法行為,嚴禁擾亂市場正常秩序,嚴禁侵犯消費者權益。政府要對市場的準入、交易等行為制定規則,各級政府監管市場行為,違反準則必將受到法律和經濟的處罰[7]。

5.明確政府投資方向,改善政府投資內部結構

按照十八大精神要求,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政府起到基礎性作用。政府要轉變職能定位,更好地為企業服務,要明確政府投資方向,改善政府投資內部結構,減少對一般性競爭企業項目的投資,集中大量的政府資金投資于基礎設施、公共項目等薄弱環節,大力扶持重要的戰略性、基礎性項目,包括三農建設、社會事業、少數民族發展、節能環保、科技創新、經濟適用房等民生工程,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陳時興.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擠入與擠出效應的實證研究:基于1980-2010年的中國數據[J].中國軟科學,2014(10):169-176.

[2]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3]李揚.失衡與再平衡[J].國際金融研究,2014(3):3-6.

[4]劉忠敏,馬樹才,陳素瓊.我國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效應分析[J].經濟問題,2013(3):10-14.

[5]帥雯君,董秀良,胡淳.我國財政支出擠入擠出效應的動態時間路徑分析:基于MS-VECM的實證檢驗[J].財經研究,2013(9):19-34.

[6]吳洪鵬,劉璐.擠出還是擠入:公共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影響[J].世界經濟,2014(2):13-22.

[7]朱民,邊衛紅.危機挑戰政府——全球金融危機中的政府救市措施批判[J].國際金融研究,2013(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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