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

張穎慧+++聶強

摘 要：本文通過對國家級貧困縣A縣66家貧困村村級資金互助社2011-2012年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發現政府股金占比、互助資金總額、試點村貧困戶占比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可持續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單筆貸款額度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可持續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在統計上均顯著。本文提出加強對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可持續率監督、防止目標偏移、重視扶貧配套措施、引入外部機構業務扶持等措施，以期促進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運作。

關鍵詞：農村金融；資金互助社

一、導言

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是試點過程中各方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國務院扶貧辦、財政部在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對試點進行了設計與規范，力圖以財政資金為基礎，整合農戶資金，滾動使用，實現長期持續發展。試點縣扶貧辦與財政局結合中央政策規定與地區特點，建立一系列的規章制度與組織措施，對互助資金試點的組織與運行進行了諸多規范與監督，以保證財政資金與農戶入社資金的安全，促進試點的平穩持續運行。而在村級層面，管理層更關心資金互助社的可持續經營，以便為社員長期提供扶貧資金，促進貧困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社員也關注資金互助社的可持續性，從而保證入社資金的安全、生產資金短缺的滿足以及可能的盈利分配。

關注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與國際小額信貸發展實踐不謀而合。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通過商業化經營實現可持續地扶貧成為小額信貸的主流思路，可持續地扶貧成為小額信貸發展實踐中重要的理念變革（Ledgerwood，1998；Robinson，2001）。只有實現小額信貸機構的財務可持續性，才能保證機構更好地為客戶服務，才能更好地吸引外部資金擴大扶貧規模。而在不同類型的小額信貸機構中，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更值得關注。作為社區自發發起的本土化的組織，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機構為貧困社區的扶貧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管理能力、人員業務素質等方面的約束，對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造成重要約束。

由此，研究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對提高財政資金扶貧效率、完善既有制度設計、加強試點管理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對國際范圍內對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可持續性的認識，也會起到補充作用。但是，我國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試點范圍廣泛，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差異較大，影響因素迥異，因此，要全面反映試點的可持續性，需要長期的深入研究。本文對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性的研究，主要針對西北地區貧困縣的特點。本文選擇西北地區某國家級貧困縣——A縣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于如下考慮：第一，較早開展試點。2006年開始，中央就在A縣的3個村開展試點。第二，試點進展較為連續。從2006年開始，A縣在中央和省扶貧資金的推動下，累計在8個鄉鎮、94個村開展互助資金試點。第三，財務數據比較健全。A縣扶貧辦引入了財務系統，對各村財務數據進行匯總與監督。由此，選擇A縣貧困村資金互助社開展研究，有助于較為全面把握西北地區縣域范圍的發展動態以及村際差異，深化對該問題研究的既有認識。

與既有文獻相比較，本研究的可能創新之處在于：第一，選擇西北地區某貧困縣多家村級資金互助社展開計量經濟研究，對國內既有研究基于農戶層面的經驗研究或者個別村級資金互助社案例研究進行了補充；第二，以國際化視角來分析中國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問題，對該問題提供了中國的經驗支撐。由于我國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問題有不同的制度背景，本文的分析也會豐富有關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問題的研究。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評述了國際上有關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機構可持續性的研究，分析了我國有關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性的研究結論；第三部分是數據與研究方法，介紹本研究的數據來源和指標變量，給出本文的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結果，分析了計量研究的結果，并進行了討論；第五部分是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文獻述評

在國際上的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機構中，我國的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屬于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1。有關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問題，相關文獻包括三類：第一類是小額信貸可持續性問題的專題研究中涉及到聯保貸款、村銀行貸款方式的影響，如Cull et. Al（2007；Ben（2012）等），第二類是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的專題研究中涉及到可持續性問題，如Murray and Rosenberg（2006）、杜曉山（2009）等；第三類是小額信貸市場的分析中涉及到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的可持續性問題，如Karmakar（2008）、Berger et al（2006）等。

就相關文獻關注的問題而言，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對小額信貸機構、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可持續性的度量；第二類是對影響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或者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性因素的分析。

盡管小額信貸機構經營不可持續有諸多的表現，如高度依賴補貼、還款率低、客戶大量退出、機構倒閉等，但是衡量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一般通過經營自給比率或者財務自給比率等財務指標來進行（Ledgerwood，1998）。該指標較好地綜合反映了小額信貸機構的補貼依賴、管理效率、創新能力等，也適應貧困村村級資金互助社可持續性的度量。此外，反映貧困村村級互助資金社可持續性的指標還包括還款率、客戶是否穩定等（杜曉山，2009）。

以此為基礎，相關文獻對影響小額信貸機構、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性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目標客戶群、資金來源、外部支持、精英控制、社區環境、內部治理等均起到一定影響。

“可持續地扶貧”范式隱含的矛盾，為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指明了第一個制約因素。貧困人口的單筆貸款額度較小，貸款的單位固定成本較高，造成可持續經營受到約束。由此，對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性形成逆向影響的一個突出因素是客戶的貧困程度，指標化為單筆貸款額度。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機構的客戶更趨于底端，實現可持續經營的難度更大。林萬龍等（2009）對四川儀隴試點情況的定量分析表明，即使排除掉極端貧困戶，擁有勞動力的貧困農戶仍然處于一種難以獲得信貸支持的狀態，互助資金在實際運行中存在貧困瞄準目標農戶上移的現象。

政府扶持或者捐贈機構的支持，是很多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機構的重要支撐。但是，世界銀行扶貧顧問小組的專題研究表明，政府出資的社區管理型小額信貸項目往往是難以持續的（Murray and Rosenberg，2006）。以政府或者捐助機構外援為主的村基金，如無抵押擔保，則村民不會認真還貸。村民們從過去的經驗中認為，外來資金還不還并不重要，甚至認為還了錢的是“傻子”（杜曉山、孫同全，2010）。

高效的外部支持也是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成功的重要支撐。Murray and Rosenberg（2006） 對60家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的研究發現，社區組織接受的外部支持的質量也對基金的成功有重要影響。杜曉山、孫同全（2010）研究發現，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外部監管體系嚴重缺失。外部機構（比如縣扶貧辦、財政局等）由于人手緊張、缺乏專業知識、缺少工作經費等原因，往往注重項目前期的啟動，在項目運行期間難以監管到位，導致難以及時發現問題，或者發現了問題也難以及時解決。

熟人社會會降低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的成本，但是來自鄉村精英的控制也可能會加大基金可持續運行的風險?；ブY金可能被少數管理人員控制，并沉淀到少數富裕戶的手中（杜曉山、孫同全，2010）。此外，影響到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性的因素還包括：社區環境的約束——自然村交通不便，以老人、婦女、兒童為主的人員結構；專業管理人才的缺失——缺乏合格的財務、信貸人員；內部治理機制的不健全——財務監督、業務審核可能流于形式等。

綜上分析，就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問題而言，既有文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這些分析，對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問題形成了基本的判斷，構成了本文研究的基礎。但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國內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限于規范論述，少量的經驗研究或者基于農戶調研、或者基于少數村級互助社的案例研究，由此造成的研究結論需要進一步驗證?；谵r戶調研的分析，可以顯示對村級資金互助社的滿意度等內容，可以從農戶需求面反映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供給層面的分析對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也是非常重要的，單純地從農戶需求角度難免會留下一定的盲區。一些研究基于幾家村級互助資金社從供給層面進行了案例分析，從另一個角度補充了對該問題的認識。但是，樣本量過少，使得研究結論的一般性有待進一步商榷。這些缺陷，為本文的分析留下了空間。

本文從貧困村村級資金互助社入手，試圖揭示影響村級發展互助基金可持續性的因素。與既有研究大多基于調研數據不同，本研究利用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數據。這些數據經過縣扶貧辦的監督，數據質量有一定保證。對財務指標的分析，與監管機構的監管內容一致，符合政策研究的需要。進一步，本文選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可持續率指標來測量貧困村村級發展資金的可持續性，對既有分析單純關注農戶滿意度進行了另一個角度的補充研究。通過面板數據的檢驗，對影響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財務可持續率的因素進行了驗證，為監管機構下一步的工作提供了支撐。

三、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本研究基于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性問題研究的需要，選擇西部國家級貧困縣A縣進行調查。A縣自2006年開始就開始村級發展互助資金試點。截至2012年底，在中央財政扶貧資金和省級財政扶貧資金的推動下，已經在全縣各鄉鎮91個村設立了村級資金互助社試點。本文共搜集到83家村級資金互助社2010-2012年數據，通過數據清理，剔除其中不合格的樣本。同時，還要考慮到關鍵指標的完備性。在此基礎上，共得到有效樣本132個（66家村級資金互助社）。樣本數據涵蓋A縣各鄉鎮，樣本村貧困程度、互助資金規模等具有多樣性，基本上可以代表貧困縣互助資金的整體情況。

（二）方法?？紤]到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性問題研究的需要，我們選擇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對影響村級資金互助社財務可持續的因素進行計量檢驗。

本文選擇財務可持續率作為貧困村村級發展互助資金可持續性的度量。該指標的計算方法是：

財務可持續率=■-補貼率

上式中，補貼率采用人民銀行公布的該年度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本文中，2011年的補貼率選定為6.06%，2012年選定為6.31%。

論文基于有關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的研究，試圖檢驗有關影響因素的作用。通過分析有關因素對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的可持續性的影響，形成基本假設如下：

計量經濟模型如下：SR■=β■X■+u■+ε■

其中，SR■表示村級資金互助社i在t年的盈利率；X■是隨村級資金互助社和年度變化的（1×k）向量；β是X的系數（k×1）向量；u■表示村級資金互助社的個體效應，是不可觀察的不隨年度變化的隨機變量，在不同村級資金互助社獨立分布，方差為σ■■；ε■是殘差項，假定與列向量（X，u）不相關，具有X■條件不變方差σ■■。進一步，在組合殘差項v■=u■+ε■中，u■表示個體效應，不隨年度變化，不可觀察；ε■表示其他擾動項。

進一步，X■包括的自變量包括：單筆貸款額度、貧困戶借款占比——用以測量村級資金互助社的目標客戶；政府股金占比——用以測量外來資金的比重；資金周轉率、逾期貸款、還款率——用以測量村級資金互助社的管理效率；農戶入社率、貧困戶入社率——用以測量互助資金試點動員以及組織的效率；試點村貧困戶占比——用以測量試點村的經濟環境；互助資金總額——用以測量村級互助資金的規模。

根據個體效應u■是否與X■相關，可以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2。如果u■與X■不相關，則選擇隨機效應模型；反之，則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通過豪斯曼檢驗，對不同模型進行檢驗，由于值比較顯著，最終選擇了固定效應模型?；谡{研以及我們對問題的把握，不存在同時影響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因素，從而內生性偏差可以忽略。此外，考慮到數據指標的約束，一些常用的變量，如滯后變量作為工具變量也難以采用。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分析，適應了研究需要。

四、計量分析與討論

（一）描述性統計。表2給出了A縣66個貧困村村級資金互助社2011-2012年財務指標的描述性統計。從盈利率指標以及對數據的分析可以看出，村級資金互助社在2011-2012年度總體實現了財務的可持續，均值達到8.06%。這說明，貧困村村級發展資金互助社具有實現財務可持續的可能3。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這種財務可持續處于較低水平，盈利能力處于相對較低的區間。對數據進一步挖掘，可以發現有29個觀察值為負值，約有22%的觀察值尚未實現財務可持續。如果考慮到目前人員費用處于非常低的水平，甚至有些村級互助資金社的管理工作是義務的，那么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持續性水平就可能進一步降低。

其他變量的分析進一步可以得出A縣貧困村村級資金互助社的概況。A縣66家機構政府股金占比均值高達87.28%，這與A縣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的特點不無關系——試點村貧困戶占比均值達到約39%。與其他地區情況比較類似的是，互助資金的單筆貸款額度較小，樣本均值為3 956.90元；貧困戶借款占借款總額的比重均值為34.50%，反映了非貧困戶的資金需求要更高一些；農戶借款筆數均值為285筆，大致等于村莊戶數均值的60%多；由于將提前還款考慮在內，還款率均值達到127.92%；相比而言，A縣農戶入社率與貧困戶入社率不算太高，均值均在22%左右；村級互助基金的額度大致在30萬元左右，規模適度。

上述描述性分析基本上是基于均值進行描述，不能忽視各村級資金互助社之間的差異。除去政府股金占比等個別指標以外，其余指標的標準差均比較大，達到均值70%以上。這說明，A縣村級資金互助社之間的差異性是比較顯著的。這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本研究的抽樣基本可以反映出總體的情況。

回歸結果。表3以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可持續率為被解釋變量，給出了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從表2可以看出，政府股金占比、單筆貸款額度、互助基金總額、試點村貧困戶占比通過統計檢驗，對村級互助基金的財務可持續性具有顯著的相關關系。

與小額信貸商業化范式所內涵的矛盾一致的是，單筆貸款額度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盈利率成正相關關系，并且統計上顯著。這一結果，對林萬龍等（2009）有關目標客戶上移的發現提供了證據，也與國際上小額信貸機構商業化經營帶來部分機構目標偏移的現象一致。

研究結果也驗證了扶貧顧問小組對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成功運行影響因素的分析。政府股金占比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盈利率成負相關關系，并且在統計上弱顯著（P值在11%左右）。Murray and Rosenberg（2006）的研究強調了貸款基金的自我發展能力，外部資金推動型的機構往往難以成功。與國際上社區管理型貸款基金情況不同的是，我國村級資金互助社是政府推動的，以財政扶貧資金為主體，倡導政府與農戶結合的發展機制。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村級資金互助社的運營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回歸結果也顯示，政府股金占比越高的村級互助資金社，盈利能力反而要低一些。在一定程度上，這再次凸顯出社區自我發展能力的重要性，也驗證了依賴財政資金背后的效率缺失，這實際上對Murray and Rosenberg（2006）的研究結論是一種擴展。

試點村貧困戶占比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發展環境對村級互助資金社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貧困不僅僅是收入水平低的一維狀態，能力的欠缺、機會的缺乏等均是貧困的其他側面，而這些均會影響到村級互助資金的持續發展。試點村貧困戶占比與村級互助資金社的盈利率成負相關關系，而且通過統計檢驗。吳忠等（2008）對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發展環境的擔憂，在本文中得到了經驗驗證。

與國際上追求小額信貸機構規?；内厔菀恢碌氖?，理論研究一般認為只有發揮規模效率，小額信貸機構才可以實現可持續的扶貧。然而，社區管理型機構卻往往難以符合這一認識。表2中的回歸結果表明，互助資金總額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盈利率成負相關關系，并且在統計上顯著。由于經營范圍受到限制，以及管理效率較低、缺乏具有較高收益的投資機會等原因，互助資金在試點村范圍內往往難以得到充分應用。由此。一個小而強、運行高效的互助資金才應該是進一步試點的方向，而有關部門追求政府投入最大化、股金最大化的做法也需要糾正。

作為測量村級發展互助資金社會績效額另外兩個指標，貧困戶借款占借款總額的比例、農戶借款總筆數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盈利率成正相關關系，但是在統計上均不顯著。類似的是，還款率、農戶入社率、貧困戶入社率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盈利率成正相關關系，但是在統計上均不顯著。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對西北地區國家級貧困縣A縣66家貧困村村級資金互助社2011-2012年數據進行計量經濟分析，發現政府股金占比、互助基金總額、試點村貧困戶占比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可持續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并且在統計上顯著；單筆貸款額度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可持續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在統計上顯著。上述研究結論基于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財務數據而得出，對西北地區貧困縣的貧困村發展互助資金試點可持續性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為扶貧辦、財政局等機構對貧困村村級資金實施非現場監管以及財務監督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思路。

結合研究結論以及調研發現，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對于政府扶貧資金投入比例較高的貧困村資金互助社，需要關注這些機構的財務可持續率變動，防止由于貸款拖欠、違約等造成的財務費用增加以及資金損失。

第二，需要關注為追求盈利率而加大單筆貸款額度的傾向，這會導致貧困戶借款的比例下降或者過度負債，使貧困村資金互助社偏移原有的目標。

第三，對于貧困戶占比較高的試點村，需要技能培訓、項目扶持、技術指導等配套措施，增加貧困村自我發展的能力。這些與資金支持相配套的措施，對扶貧目標的實現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通過外部扶持或者幫助，增強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資金運營能力?？梢越梃b國外經驗，由有經驗的小額信貸機構、非政府組織加強業務指導以及幫扶，提升村級資金互助社的資金運用、風險管理、內部控制、產品創新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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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Developing Village-based Mutual Funds

——An Analysis Based on 66 Village-based Mutual Funds Cooperatives in One

Poverty-stricken County in Northwestern China

ZHANG Yinghui1，2 NIE Qiang3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5；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3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Abstract：An empiric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2011-2012 data of village-based mutual cooperatives of 66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A county，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among ratio of governmental funds， mutual funds amount， ratio of poor households in plot villages and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atio of village-based mutual cooperatives， while there exist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loan amount and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atio of village-based mutual cooperatives， which is significant in statistic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the 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atio of village-based mutual cooperatives， preventing the mission drift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related coordination measur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troducing business support from external organizations et al. in the hope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village-based mutual funds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Keywords： rural finance； mutual fund cooperatives

責任編輯、校對：張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