闡述及辨析阿瑪蒂亞·森發展觀

摘要：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從道德倫理與經濟雙視角，深刻的剖析了社會發展的目標與方法，并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獨立、完備的發展觀。他的以關注人們實質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克服了對經濟財富增長偏面狹隘的追求，主張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這正與我國的“中國夢”、科學發展觀不謀而合。所以，全面研究森的發展觀對我國完善和改進現有發展觀有著很好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關鍵詞：阿馬蒂亞·森；自由；以人為本；發展觀；中國夢；供給側改革

在自由主義流行的今天，發展已經被抽象成一種非常具體的以GDP為核心的財富增長。而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曾在《倫理學》開頭寫道：“顯然，財富不是我們追求的東西；因為它只是有用，而且是因為其他事物而有用”。 財富的工具性屬性被其很好的闡述。近百年，在工業化和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帶領下，人類社會高速發展，經濟、生產率急速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已經使人類迷失在了財富幻影之中，其工具性屬性被人們淡忘，轉而將其當成了發展的目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以阿瑪蒂亞.森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念逐漸喚起了人們的關注。

一、 阿瑪蒂亞·森發展觀總述

阿瑪蒂亞·森強調正確的發展觀應以實質自由為根本，并闡述自由既有發展的目標屬性，也有發展的工具屬性。其理論的論證出發點是把發展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通過對自由的全面界定，提出以“可行能力（Capability）”為考察重點的“實質性（Substantive）”自由。在此基礎之上，對構成人有價值生活的“功能性活動（Functionings）”進行了考察，并提出“可行能力”就是這些活動的清單組合。人們既有享受這種自由的“機會”，也有個人選擇的“過程”。信息基礎分析是其理論論述的根基方法，通過將把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與功利主義、自由之上主義和羅爾斯正義理論為代表的公平主義分別進行信息基礎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之上搭建出了以自由作為價值標準的理論框架，并得出以自由為基礎的發展觀，其信息基礎更廣，包容性更強。最后，通過對貧困、婦女問題、人權等各個角度的論述，得出自由是促進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1. 以自由看發展的理論分析框架。在森的理論框架中，首先是以自由在發展中所起到的構建性（Constitutive）作用為前提，認為自由是嵌入在發展的天然屬性、是人們內心中固有的價值標準，其自身就帶有價值，而不需要依附在外部事物上表現其價值，也不需要通過與其他有價值的事物進行互動來體現其價值重要性?？偟恼f，自由本身就具有發展的目標性價值。同時，自由也發揮著手段性作用。在此基礎之上，森將自由進行了五種工具性界定：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擔保以及防護性保障。

森還進一步的通過對發展的構建性論斷提出自由作為發展的價值標準，并在此基礎之上通過信息基礎的對比性研究，得出以自由看待發展所具有的廣泛性和必然性。

（1）發展的工具性。森提出的五種自由的工具性，它們分別從不同角度來幫助人們可以按照自己所珍視的意愿來生活，但它們有事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共同為人們實質性自由，既具有目標性的自由做貢獻。

第一，政治自由：指人們自由參與并表達政治訴求的自由。森通過對獨裁領導者因無論什么樣的災害程度，都不會遭受到饑荒，所以就不會有感同身受的體驗，加之缺少外部激勵來采取措施；對于民主而言，因為要通過選舉取得權利，所以就面臨這種外部激勵來采取措施防止饑荒產生的對比性闡述，得出政治自由這一自由的工具對發展的重要性。

第二，經濟條件：指人們享有的將經濟資源運用于滿足其自己實質性自由的機會。森深入地闡述了這種經濟條件是通過市場機制所提供的經濟資源自由組合的機會。強調對這種經濟資源通過市場機制自由獲取的重要性。

第三，社會機會：指的是在醫療、教育等方面的社會安排，它們影響個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實質自由。

第四，透明性擔保：在承認信用在社會交往中的重要前提下，認可交往過程的公開性、對信息發布及信息準確性的重要。

第五，防護性保障：當人們遭受天災人禍或其他突發性困難時，提供社會的安全網。對這種防護性保障的自由享受，是構成人們實質性自由的一部分。

（2）對信息基礎的比較。森通過對三種現代價值觀的信息基礎考量，分析出它們相應的優缺點，得出一個以通過擴大的信息基礎為前提，具有包容性的、并以構成實質自由為目標的功能性活動評價標準。

第一，功利主義：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福利的分析。其立足于人的福利，而福利是社會機制的產物，這其中的分配以及權力自由等其他因素都被忽略了。

第二，自由之上主義：由法制權力保證人類自由的最大化。其信息基礎不足的主要在于，它對程序性的要求，對于先于后果的程序主要考察，而并不考慮后果。

第三，公義主義：以立足于公平，且優先于其它考慮的自由權。其信息基礎的評判時，對某些信息要素具有天然“絕對地”優先權，并對后果嚴重依賴。

（3）民主與實質性自由。森首先對民主與經濟發展先后順序做了基本可行能力、民主對人民表達需求（包括經濟需求）的工具性以及民主對形成需要時的建設性作用，這三方面做了充分的論述，得出并非經濟一定要先行與民主，民主可以與經濟同時發生，并認可了民主的工具性對經濟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并引申出，對于實現人們“可行能力”列表，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辯論和討論，在社會選擇、以及對價值觀的形成時，所發揮的重大作用。

2. 以自由看發展的論述。森通過論述物質財富固有的局限性與人們為實現其有理由珍視的自由該有的能力，這兩種不同視角的差異，來理解發展這個議題。不否認財富是一個極好地讓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們有理由珍視生活的手段，但這種有用性與手段性的關系既不是排他的也不是單一的。理解這種關系的有限性與可變性，是理解以財富GDP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念所面臨的局限性最好的方式。正如亞里士多德對財富所做的精準描述那樣，“只是有用，而且是因為其他事物而有用”。因此，經濟增長不能理所當然地被看成是發展的目標。

（1）發展與可行能力?？尚心芰κ侨藗冏杂上碛邪醋约阂庠高^上自己所珍視生活的那種能力，例如，遠離饑荒的權利；享受醫療，避免過早死亡以及嚴重營養不良的權利等。法制意義上的自由也應包括在其中，但不僅僅聚焦于權利層面，還應包括各種政治權益（Entitlements），例如，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可以享受救濟。

因此，對人們可行能力重視的發展觀，是將傳統所忽略的人在發展中所處的主體位置重新找回?？尚心芰γ枥L出人們在追求其所珍視的生活時，所應該具有的基礎性能力，而這種基礎性能力的獲得應該是自由的、是全面的，它也體現著人所珍視的生活或者追逐其合理目標的自由，即實質自由應賦予人們去選擇，一個人的能力越大，其選擇的自由也越大。就社會安排來說，這些可行能力可以通過公共政策擴大，而且公眾的有效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可以影響公共政策的方向。

（2）發展與社會安排。社會安排是可行能力實現的保障。就森看來，發展不是簡單的物質提高，更也不是某些指標的改善，是人們實質性自由的改善，而實質性自由的改善就需要可行能力清單這個外部力量。但因為每個人的初始能力不同，所以其想要成功所需要的可行能力清單也不相同，當全社會人在一起決定可行能力清單時，公共辯論與民主選擇這種政治自由就變得極為重要?？尚心芰σ脖簧醋魇窃谏鐣才畔碌囊幌盗械纳鐣兄Z，好的社會安排可以擴展人的自由，反過來人的自由也可使社會安排更加完善。

森多次就自由市場對公共政策與社會安排進行論述，并得出了積極的肯定。市場機制對人的自由的貢獻不僅僅在于財富角度的效用和收入的提高，而在市場運作的全過程中，自由交換的權利不僅保證了收入的提高，人們的價值和權利觀念也被潛移默化的提高。也正是這種價值和權利觀念，使公眾對于社會承諾與社會安排有了更多的關注，最終也將轉化成人們更多的自由。因此，一個自由的市場機制，其本身不僅可以促進人類可行能力的發展與實施，可行能力的發展也可以反過來促進市場機制的進步與完善。

二、 阿瑪蒂亞.森發展觀評述

1. 觀點的先進性。森通過在其《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的全面論述，不難看出其發展觀是一個具有更高高度、更新視角的發展觀，它涉及了社會、個人價值、政治、經濟等諸多方面。它通過對貧困、歧視、分配不均、和缺乏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善，來提高人們的實質自由。與"包容性增長"的觀念相比，兩者有很多內涵本質上的相似，都是新時期深化認識發展的產物。但前者更注重社會的發展和由此帶來的人們實質性自由的發展，并以人們最終實質性自由為發展的目標；而后者，將經濟增長更多的看作是發展，過于重視財富的增長。這不難看出，阿瑪蒂亞.森發展觀的先進性、高度性和以人為本的科學性。

2. 觀點的偏執性。阿瑪蒂亞.森在論述自由的工具性時，核心的論述了民主對實質性自由的作用，并給予其很高的認可。在其整個理論體系中，民主占據了很高的一個決定性位置。不可否認的是，民主的公共辯論與公眾投票機制有其相應的先進性，但不意味著民主政策具備天然的完善性，菲律賓簽總統拉莫斯1998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演說時曾說：“民主體制離開了公民的素養就不能生存”。森本人也在其書中闡述：“民主體制的應用依賴于我們的價值觀和優先主次，以及我們對言論和參與的現有機會的運用”?？梢?，民主的作用，也是在諸多前提之下，才可發揮作用。最近發生在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民主制度下公共選擇失敗的有利證據。不從脫歐這個結果所帶來的利弊分析，就從英國公民選擇時的出發點來說，就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弊端。在2016年6月28日英國公投結果公布6小時后，GoogleTrends發布統計，在這6小時里，英國人搜索的最熱門問題是“離開歐盟意味著什么？”，第二大熱門問題是“歐盟是什么？”，這說明在投票結束后，許多英國人才開始了解英國和歐盟的關系，才真正開始關心投票會給自己帶來什么影響。這種在大家投什么都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下，用所謂民主的制度就可以產生出有利于民眾的可行能力嗎？顯然這是不行的。這需要的前提是民眾素質的全面提高，而對于英國這種發達國家，都會發生這種因為民眾素質不夠的民主鬧劇，那么在一些生活相對貧窮、教育相對落后的國家，民主是否會產生像阿瑪蒂亞森所闡述那樣的積極作用，就有待商榷了。

森在論述貧窮與饑荒時，曾拿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大面積饑荒與印度脫離殖民采用民主制度之后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饑荒做了比較性論述。森稱，相對于民主，中國的一黨制度對于民眾自由工具性的保障性激勵缺失，進而導致了饑荒的大面積發生。但只要稍加研究，就會發現當時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災害是發生在中國經歷了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洗禮后的恢復期，經濟、農業等基礎極度薄弱，以及與蘇聯政治關系等原因加之極端氣候等原因所造成的糧食減產，而這些正是森所說的真正的糧食缺失的饑荒，而非制度下的饑荒。

從激勵的角度，森也過度強調民主制度因其需要贏得選民的認可，而所受到的激勵，而其強調對于非民主國家這種激勵的缺失，故當面對災難時，國家領導者對民眾的冷漠與不關心。而在古時中國，皇權專治時期，就有“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古訓，這是對森所強調激勵最直接的證明。完全可以說，即使在封建時期，皇權對保障性自由的重視也是有相應激勵的，那么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難道只有民主才是發展的唯一政治體制模式嗎？

三、 阿瑪蒂亞.森的發展觀對我國的啟示

1. 要正視經濟發展的工具性屬性，在承認經濟財富增長是發展的重要前提之下，還要認清經濟財富增長不能作為發展的終極目標。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是科學的、可持續的發展觀。一個關注于人們實質性自由的發展觀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很強的啟發性作用。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在通過賦予和保障人們更多的實質性自由的前提下，使人們享有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能力。而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正是這種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很好的政治智慧的體現，其內涵解釋把人民幸福放到了很高的位置，以實現人們的“幸福夢”為發展的終極目標。

2. 要認清經濟財富發展的局限性，在達到習近平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前提下，注重公平、自由、精神文明等全面的發展。

改革開放近幾十年，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得到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要面對的發展問題也有很多，例如，逐漸加大的收入差距、經濟結構不合理、社會發展不均衡、資源環境壓力增大和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增大等諸多問題，這都為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出了更新的要求。2015年，黨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其根本意義就是要直接面對以上的諸多問題，進行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調來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最終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些都是科學發展觀的延續與升級，其背后的科學性、合理性毋庸置疑。通過對森發展觀的借鑒，我國也可在賦予民眾更多“實質自由”方面進行相應的供給側改革，借助五種工具性自由來為民眾的可行能力提供出更多的選擇，進而為我國早日實現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助力。具體來從“實質自由”供給側角度來說的五種工具自由分別政策可有：

（1）經濟條件：強化市場化機制的建立，深化法制對自由市場的管理與約束，減少政府政策認為的市場化干預，讓民眾可以更加“自由”的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可行能力的發揮。

（2）政治自由：強化民眾參政議政的深度與廣度；打通民意上、下傳導通道，讓民眾意愿與政策制定者有更高效的溝通途徑；加大政府決策過程的信息披露，讓民眾有更好的監督與參與的自由。

（3）社會機會：提高民眾的教育、醫療水平，使民眾可以更好的享受實質性的自由。并通過良好的市場化機制，發揮好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為民眾提供覆蓋面更廣、深度更深的社會機會。

（4）透明性保證：加強全國信用評價系統的建設，讓信用記錄覆蓋到我國每一個公民身上、讓信用評級參與到每一個商業、生產上去，讓信用為市場機制守航，讓信用為民眾實質性自由助力。加大力度，協調打通各個部委、地級政府、行業之間的信息孤島，讓信用更前面的服務于發展。同時，加快信用信息行業立法，讓信用信息行業可以更穩、更快的發展。

（5）防護性保障：加大全國保障性服務力度，從制度上進行創新。在遭受到極端災難時，可以把保障更高效、直接的發放到需要的人手中；創新保障實施方式，例如可以通過政府提供臨時就業等方式為因遭受到自然災害的民眾，提供基本的生活資本。

今天，世界經濟發展已經走到了“后資本主義”時期，經濟財富高速增長、生產效率急速提高、科技發展迅猛，但人們的生活幸福并沒有同比例增長，反而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們因壓力倍增而體會不到生活的幸福。因此，一個正確的發展觀變得尤為重要。對森發展觀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式的辯思對我國完善科學發展觀有著很好的啟迪、借鑒作用，也定當為早日實現“中國夢”助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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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劉宏濤（1985-），男，漢族，遼寧省沈陽市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信用管理、經濟倫理。

收稿日期：2016-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