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度經濟角度分析西方世界的興起

劉炳涵

摘 要：從近代史中的“李約瑟難題”入手，對以制度經濟角度解讀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學說進行修正與解釋，并以此在經濟史觀的基礎上再度分析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

關鍵詞：李約瑟難題；制度經濟；西方世界的興起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 3198.2016.22.067

1 引言

對于中外學者來說，西方世界的興起一直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早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我們就接觸過“李約瑟難題”和“大分流”問題。在近代史的研究范疇內，我認為這主要歸結于地理、經濟與制度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解答，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是地理環境、人口、生產方式等因素影響了近代科學的產生；同時，社會意識又反作用于社會存在。

2 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初步探究

鑒于“李約瑟難題”研究的文化分流范疇是經濟領域的一個表征，因此我又查閱了當時研究“李約瑟難題”時搜集的資料，得出了如下的初步分析：

我們從文明間的對比和西方文明的特點中發現，西方文明在農業、手工藝、戰爭技術和商業方面創造出某種知識本體而后知識在西方通過各種媒介傳播的，同時也存在評價知識發生的批判和反思活動，知識不僅作為現成的活動處方起作用，而且顯示出學術論研究的深遠意義，進而形成了系統和完備的體系。特定問題的解決主要涉及一般的、理論本性的計算等，從而使得科學縝密、系統從而具有可移植性。

在科學研究中獲得的技術總結成科學，而科學反過來指導生產。工業文明的標志蒸汽機的改良就是這樣的過程，正是由于牛頓力學等系統科學的幫助讓瓦特的工作成為可能。系統理論的指導提高了工作效率與收益。而中國只是在生產生活中單純的技術改良，技術學習周期長，可移植性差使其無法被大量推廣和進一步應用。包括所謂的四大發明在應用過程中，全部在西方改良后才得以應用。這就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

找到了文化方面的誘因，但是缺乏一個有力的解讀方式，李約瑟難題我就淺嘗輒止了。西方世界崛起的原因一直困擾著我。諾斯的學說給了我一個新的角度，經濟學觀點的確讓我產生了新的想法。而如果從經濟的角度或者經濟文化表征下的更深層次探究與思考，我們是否能得到更深層次的原因呢？

3 從制度經濟角度對西方世界興起的分析

從諾斯《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我們得知，西方世界的興起和主要分叉可以通過構建一個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之間關系的框架進行初步的解釋。諾思認為，“制度”之所以會發生變化和演進，主要是由于人口、知識、技術與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些因素改變稀缺資源的分配。變動的結果一方面產生了新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會專業化和分工的增益。想要收益降低成本，就必須提高組織效率并完善制度，從而造成既存的組織、結構發生變遷。為進一步論證制度理論，諾斯還構建了一個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荷蘭、英國推行的制度促進了生產和貿易，形成了財富的積累，而歐洲的其他地區選擇了促進財富的分配消耗的資本制度，他指出，這些制度的合理選擇是資本主義在西方出現的原因。諾思的理論嘗試整合制度、技術、意識形態等理論，他認為是制度決定了技術的發展，而不是由技術決定制度及其變遷。

反思諾斯理論，還是會思考文化與社會意識方面對制度變遷的作用。因此我也查閱了諾斯所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他提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形象的說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形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边@就是說制度問題歸根究底也是一個博弈問題。這就意味著在人為選擇中必然存在一個內生激勵的問題，這在《西方世界興起》并未論證而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有所提及。這就是說，諾思在制度分析中重規則、輕激勵，重結構、輕組織，重功能、輕過程的弊端導致“制度中心論”無法順利實施。諾斯認為，制度就是規則，制度的設計和制定具有靈活性，可以人為操控。然而，想要人們的行為完全依照規則、信念和規范進行，顯然是不可能。那么我們就要解釋人們遵守某些制度卻忽略其他的內在作用。

制度的博弈性質可以很好地結局內生激勵問題，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即“制度”實際上是人們在特定的環境下，依據一定的博弈規則，根據不同的預期而制定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策略。那我們可以認為，真正的“制度”應該具有主觀能動性。在分析制度時，不同的社會、文化、歷史等因素相互作用規范導致了博弈參與人不同的選擇策略和行為，這些因素相互均衡，進而形成了新的“制度”，實際上，諾斯所提倡的“制度規則輪”和“制度功能論”本質亦此。

同時，在不同因素的作用下，無疑會形成多重均衡，這大概就上可以解釋為什么國家和地區存在制度和經濟績效方面的差異。因此，我們的制度分析應該是建立在史觀的比較上，即全球視角的必要性。因此我們可以得知“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運作中也會受到這些既有的文化、技術等因素的綜合作用。

4 西方世界興起原因的再思考與總結

綜上我們得知，西方世界的興起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興起，而是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共同興起。制度是聯系經濟與組織的橋梁，制度的博弈其實是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那就是說社會意識與文化也是經濟增長一個深層次的動因。在理性的選擇中動機與路徑依賴都會對博弈結果產生較大干擾。經濟的增長過程是一個傳送帶，每一個影響因素都會以明顯或不明顯的方式被表征。組織效率的提高推動了經濟的增長，而由于效率和成本變遷導致的博弈不均衡促進了制度的變遷。博弈策略的選擇正是通過這些文化與社會意識的先存心智理念實現的。而經濟的增長便體現在創新、教育、規模經濟和資本積累。這些經濟增長的成果最終作用于文化等上層建筑。這樣就形成了社會的“閉環控制”。正是其中某個因素的拉動，帶動此框架中其他因素的改善或變遷，最終表征于經濟的增長。

然而我們也可以想到，生態理論、區位地理和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也會在一定程度作用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推動或制約著社會意識和經濟發展。人類社會的發展本來就在偶發和繼發的影響中不斷修正，而我的分析只是冰山一角，太倉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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